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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中国*饮料品牌”是如何陨落的?
家电业*现代气质的公司,是怎样被肢解和蹂躏的? 中国*民营企业的崩盘,真的是被天意和宿命控制的吗? 股市庄家如何编织谎言? *想象力的“汽车革命”为什么会一夜流产?
房地产*的“黑马”失陷何处?
一家钢铁公司隐藏着多大的兴衰秘密? 中药业的领头兵为何溃不成军? 资本狂人怎样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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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吴晓波
知名财经作家,常年从事中国企业史和公司案例研究,著有多种广具影响力的财经图书:
《腾讯传》
《大败局I》
《大败局II》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激荡三十年》(上)(下)
《跌荡一百年》(上)(下)
《浩荡两千年》
其著作两次入选《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图书”。
2014年开设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目前订阅用户已超过300万,其中40多万用户开通付费音频会员服务“每天听见吴晓波”。
吴晓波是巴九灵文创、蓝狮子财经出版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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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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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关于“中国式失败”的思考
健力宝 “东方魔水”是如何变味的
“东方魔水”:一个橙黄的传说
乱世纷战:清新一枝不坠泥
致命一问:健力宝是谁人的
呵护李宁:小李比老李幸运
政商交恶:偏不卖给创业人
张海登台:命运三耍李经纬
“法师”当家:步步臭棋毁天物
盛宴散场:闹剧何日有竟时
【健力宝大事记】
【后续故事】
【新新观察】值得检讨的“三水策略”
科龙 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
顺德模式:炸平山头建厂房
潘宁宿命:怎一个“愤”字了得
科龙革命:名不副实的革命
格林柯尔:抢食腐尸的兀鹰
顾氏新政:一块钱里有我两毛
造系运动:并购催生霸王梦
顾郎之争:一场针锋相对的战争
【科龙大事记】
【后续故事】
【八方说词一】可惜了,科龙
【八方说词二】顾雏军的并购“七板斧”
德隆 金融恐龙的宿命
桶金:5000人去深圳排队认购原始股
三驾马车:被夸大的整合神话
庄家:股不在优,有“德”则名
产融整合:这是个真实的谎言
末路狂奔:没有节制的大游戏
牟唐对照:两代大鳄何其相似
何谓天意:企业家性格的投射
【德隆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我们的6个失误
【八方说词】学者、总裁:各说各的德隆
中科创业 那个庄家狂舞的年代
朱大户与K先生的亲密接触
神奇的小丁
K先生的跨世纪对话与“5·19行情”
构筑“中科系”
因内讧而造成的崩盘
【中科创业大事记】
【档案存底】代庄家的结局
【八方说词】为什么中国股市像赌场
华晨 “拯救者”的出局
亮相:催生“中国股”
造车:打造“中华车”
背叛:导致决裂的罗孚项目
出局:无可诉性的“知识产权案”
溃败: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华晨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我没有为华晨培养一个好的接班人”
【新新观察】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
顺驰 一匹被速度击垮的黑马
27岁时的那场牢狱之灾
顺驰,就是“孙氏”的谐音
当孙宏斌杠上王石
现金流的“极限运动”
奈何天不佑宏斌
一次没有技术含量的失败
【顺驰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孙宏斌答《普鲁斯特问卷》
【八方说词】“地产大佬”说顺驰
铁本 钢铁之死
长江边的钢厂梦
棋局中的一枚棋子
宏观调控的分水岭
铁本之死与建龙之活
让人意外的公诉书
【铁本大事记】
【后续故事】
【新新观察】中国企业家的“法罪错位”
【八方说词】“一定要低估自己的能力”
三九 中药的“后一次失败”
一个人的三九
次扩张:“下山摘桃子去”
第二次扩张:仅次于德隆的大鳄
第三次扩张:回归专业化的狂想
龙种与跳蚤
【三九大事记】
【后续故事】
【八方说词】赵新先的“捞钱六招鲜”
【新新观察一】一样的战略,不一样的结果
【新新观察二】大前研一的“专业主义”
托普 十年一觉TOP梦
蹬三轮:大学教授敢下海
放卫星:托普一夜暴大名
软件园:跑马全国成地主
“托普系”:生产“概念”的公司
大招聘:那后一根稻草
两元钱:了结一场TOP梦
【托普大事记】
【后续故事】
【档案存底】“我不是一个合格的CEO”
【新新观察】“我无法控制哥伦比亚”
跋 238
声明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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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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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关于“中国式失败”的思考 企业兴盛或衰落、股市繁荣或崩溃、战争与经济萧条,一切都周而复始,但它们似乎总是在人们措手不及的时候来临。 ——彼得·伯恩斯坦《风险》
在《大败局》出版6年之后,我决意写作《大败局Ⅱ》。在这个被英特尔公司的传奇拯救者安德鲁·格鲁夫称为“10倍数变革”的数字化年代,6年已足以让一个商业帝国崛起,而我只不过又写了9个企业的兴衰史——我甚至还不能像6年前那样写出10个。 本书所记录的败局均发生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将它们与《大败局》中的失败案例合在一起来阅读,你将可以看到过去十数年里发生在中国商业界的众多兴衰往事。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中,成功永远是偶然的和幸运的,而失败则无所不在。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则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可耻的事情,失败往往伴随着伟大的创新和冒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正是燃烧在企业家内心的那股不甘平庸的勃勃野心,在一次次地颠覆着陈旧的秩序,掀起和发动了商业上的巨浪与革命。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的失败基因。现在,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才能成功,这造成很多企业不时运行于灰色的中间地带,企业家不可避免地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正如财经专栏作家覃里雯所描述的:“这是一片正在被驯服的莽林,光线正在透入,但是很多地方依然被高大的林木遮蔽,市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完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子宫,政策的变化依然可以随时摧毁民营企业家脆弱的、积攒多年的心血与精力。”
与此同时,这还是一个有“资本身份”的环境。跟几乎所有发达的商业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重要的资本支柱力量,对这部分资本的变革、壮大和保护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的方针和使命之一。与其相伴随的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一直受到税收等多个方面的优待,而萌芽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力量则在成长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三大资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很显然,对于在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必须学着去警惕及防范纯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这种环境分析能力及所需要的应对智慧,并不是西方管理学抑或欧美大牌商学院教授所能够传授的。 “中国式失败”之一:政商博弈的败局 如果说6年前出版的《大败局》中讲述的大多是经营性败局的话,那么,在《大败局Ⅱ》中则有不少政商博弈的失败案例。在某种意义上,它具有更为鲜明和独特的中国式特征。 在本书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政商博弈的景象: 其一,产权明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 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产权明晰化思路上的分歧,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策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个案例堪称经典。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艰苦努力下成长起来的,终却因双方沟通破裂而酿成悲剧。 其二,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 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中,宏观调控往往要作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来加以考虑。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3到5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本市场的德隆、房地产业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它们都因为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 ...... 当你正准备阅读所有败局之前,我真的很想用泰德罗式的语气开始自己的叙述:本书介绍了中国人正在学习的活动——成立和创建新的企业,他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不过,他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擅长。 吴晓波 2007年4月
呵护李宁:小李比老李幸运 现在,让我们且按下李经纬的产权悲剧不表,先说一个幸运者的故事。这是一个从健力宝大树上长出来的旁枝,却因经营者的先觉和李经纬的呵护,而终修成了正果。
20世纪80年代,李宁是中国著名的体育运动员。在1982年第6届世界杯体操赛上,这位年方19岁、出生于广西柳州的中国小伙一人独得男子体操全部7枚金牌中的6枚,创造了世界体操史上的神话,被誉为体操王子。1984年,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李宁共获3金2银1铜,接近中国奥运代表团奖牌总数的1/5,成为该届奥运会中获奖牌多的运动员。1986年,他获第7届世界杯体操赛男子个人全能、自由体操、鞍马3项冠军……在李宁18年的运动员生涯中,共获得国内外重大体操比赛金牌106枚。 李经纬与李宁相识,是在给他们两人都带来好运气的洛杉矶奥运会上。李经纬性情豪爽、精于谋略,李宁则个性纯朴、心机灵敏,因为志趣相投,这对年龄相差24岁的男人很快成了忘年交。 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李宁突然从偶像之巅跌落。在关键的吊环比赛中,他意外失手摔了下来,与金牌擦肩而过。这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让人失望的事件。从汉城回到北京,失掉金牌的李宁不再是媒体簇拥和追逐的对象。他黯然神伤,孤单地从机场的一条偏僻通道悄悄入关……
在灯光暗淡、寂寥空旷的通道尽头,只站着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微笑地捧着一把鲜花在等候他。 那个人,就是李经纬。 尝尽世态炎凉的李宁宣布退役。1988年12月16日,在健力宝的赞助下,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晚会高潮处,李经纬上台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两人相拥,泪流满面。当时的李宁面对多个出路,广西壮族自治区体委邀请他担任区体委副主任,多个国家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加盟,李宁自己则想在深圳创办一所体操学校。李经纬则对他说:“你搞体育不能光靠别人赞助,为什么不可以自己做出一个体育企业来?”
加盟健力宝几个月后,李宁向李经纬提出,想办一家体育服装厂。在创办资金上,此时已财大气粗的健力宝本可以以投资者身份出现,然而李经纬却十分委婉地建议:“如果能够引入外来资金,就不要全部用健力宝的钱。”也许,在这时,他已经隐隐感觉到了产权不清的后遗症。他陪着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方。或许因为健力宝和体操王子的双重名人效应,很快,一家新加坡公司同意出资。就这样,1990年,由三方共同投入的中新(加坡)合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挂牌成立,其中健力宝出资1600万元,由李宁出任总经理,其服装品牌则被命名为“李宁牌”。 李宁对李经纬的传奇创业经历早已耳熟能详。因此,他的次市场出击也如法炮制。当时,第11届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李宁以250万元拿下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的承办权。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上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火种。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诞生了。 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发展得很顺利,每年的营业额都以100%的速度增长。1994年初,李宁遇到北京的股份制改造专家刘纪鹏。刘纪鹏在为公司做诊断时指出,这家公司的产权不清将对今后的发展带来致命的负面效应。因此,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 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因此,对于刘纪鹏的建议,李宁问得多的一句话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刘纪鹏则反复向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告他:“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况且,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后,性情爽直的刘纪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市政府谈。”
正是在刘纪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下定决心与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出乎李宁意料的是,原本以为会反应强烈的李经纬对此竟相当大度,完全支持他自立门户。因为这家服装公司是健力宝旗下的子企业,所以李经纬有完全的决定权。1994年底,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从健力宝的母体上顺利脱身,集团历次投入的共计1600万元,由李宁分3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李经纬甚至没有提出补偿增值部分的要求。1996年初,李宁将公司总部从广东迁到北京,并更名为李宁运动服装公司,彻底告别了健力宝。 就这样,李经纬“扶上马、送一程”,把心爱的后辈朋友李宁带上了一条比他自己所走的要顺畅得多的商业大道。
2004年6月28日,已经是中国知名、规模的国产体育用品公司的李宁集团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开盘当日,开盘价即上涨了8%,在香港公开发售的认购数量为暂定发售股份总数的132.2倍,国际配售也出现了约11倍的超额认购。李宁家族控制着46.29%的公司股票,其身价高达16亿元。站在众多的媒体面前,两鬓已略泛白的李宁淡淡地说:“我是一个有着10多年企业经营史的企业家,请不要再把我看作一个明星偶像。”
当他说这番话的时候,16年前在首都机场捧花等候他的老朋友李经纬却正孤单而屈辱地躺在广州一家医院的病房里。 政商交恶:偏不卖给创业人
1997年,38层高的广州健力宝大厦落成,李经纬按计划把公司总部迁到了广州。这时的健力宝达到了历史的发展高峰:1996年集团的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大关;4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评定批“中国”,健力宝赫然在榜;8月,中国饮料协会公布行业数据,健力宝在产量、总产值、销售收入和税利4项上均排名;它还被媒体评选为“90年代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十大知名品牌”之一。 可是,不为人所知的是,李经纬与三水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严重恶化的境地。 李经纬在产权上所打的如意算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厢情愿。在三水市政府官员们看来,他的所有举动都无异于叛离。作为地方的财政收入来源,健力宝的离心行动越来越让他们坐立不安。据称,健力宝大厦的建造并没有通过三水市政府的批准,而其造价之高更是有转移资产的嫌疑;当总部搬到广州之后,是否意味着这棵摇钱树终将从自己的土地上“迁走”?这些怀疑如病毒一样在三水市政府官员圈内繁殖和扩散,有人甚至质疑健力宝的海外战略也是一个“圈套”。因为,“上千万美元的钱被投入到美国市场,可是在那里的超市并看不到健力宝的产品”。这些怀疑终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共识,那就是,李经纬已经不跟三水人一条心了。从此,他的所有行动都被打上了可疑的标志。
1997年秋天,在李经纬的精心策划下,健力宝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方案行将通过,在此方案中,包括了经营层的股权分配。然而,三水市政府以李经纬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因而不得购买H股原始股票”为理由,拒绝批准这个方案。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上市。从此,矛盾变得公开化。 从1998年开始,三水市政府加强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市政府审批,经过市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划拨经费。知情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三水非常警惕李经纬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因此几乎每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都要亲自审批,资金卡得紧,还主动要求替健力宝寻找合作对象”。 当怀疑像魔鬼一样地横亘在合作伙伴之间的时候,任何理性或善意的判断都会被扭曲和误解。这可能是健力宝案例中让人唏嘘的地方。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个性豪爽而耿直的李经纬始终没有放下架子,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以缓和关系,这也许是他的失误。
1999年,三水市政府大换届,一些与李经纬有交情的老官员退休或换岗,一层因历史渊源而形成的温情脉脉的薄纱也终被揭开了,他的处境更趋艰险。就在这一时刻,健力宝集团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改造的方案,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三水市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经纬开出的价格是4.5亿元,并在3年内分期付清。三水市政府断然拒绝,理由据称是“风险很大,有用健力宝资金来买健力宝之嫌”。之后,深圳一家咨询公司又设计出一套新的方案,李经纬团队持股75%,三水市政府再给李经纬个人5%的股权奖励。这个方案也遭到三水市政府的否决,理由依然是“担心经营层的钱来历不明”。
在这一时期,出售健力宝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一方面,三水自1998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完成80%,健力宝成为后一个待改制的大型国有企业,而地方财政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据新上任的市长后来承认,在那些年的某些月份里,“公务员工资都欠发,日子非常难过”。另一方面,健力宝的经营业绩也在大幅度地下滑。自1997年创造了54亿元的骄人业绩纪录后,其销售额逐年大幅降低,到2001年跌到31亿元,相当于1994年时的水平,上缴政府的利税也从1亿元降到2000万元左右。因此,尽快将健力宝出手,已经成了一个明摆着的现实,其需要研究的问题仅仅是,把这个正在由“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的企业卖给谁。 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在2001年7月召开。三水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了转制工作联席会议,市委、市政府领导悉数到场,每个与会的政府官员都被要求依次当场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但决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健力宝和李经纬的命运在这一刻被强悍地决定了下来。 当健力宝即将出售的消息被释放出来之后,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鲨鱼”闻腥而动,悄悄向三水围拢。它们均不在阳光下游行,而尖锐的利齿已经凶猛地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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