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在2003年和2008年分别出版了我的英文著作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 Public Space， Urban Commoners，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和The Teahouse: Small Business， Everyday Cul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 1900-1950，两书的中译版《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和《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分别于200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2010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的巨大成功以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强烈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街头文化》2005年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两年一度的最佳著作奖，其中译本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6年十佳图书，《茶馆》的译文本则被《南方都市报》评为2010年十本“年鉴之书”之一。学术刊物、报纸杂志、网络上的各种评论，其数量之大，已经远远超出这两本书本身的文字量。
这两本书的成功当然取决于各种因素，但重要原因是它们反映了以微观历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的新取向，以及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新探索。在这两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以及它们出版之后，我在世界各地的学术机构做演讲、接受各种杂志约稿、媒体采访等，人们就这两本书的方法、观点、资料、写作曾经提出过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的问题促使我将自己关于大众文化和下层研究的许多思考加以总结，而且我在写作《茶馆》第二卷的过程中，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又有了不少的新探索。所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便是从书写城市的日常史诗、新城市史的视野与方法、新文化史的理论、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与概念以及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五个方面展示我的这些思考。
书写城市的日常史诗为第一编，包括第一到四章，讨论怎样进入中国城市内部，进入茶馆之后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现代中国的城市管理，以及城市历史写作怎样面向大众等问题。
新城市史的视野与方法为第二编（第五、六章），主要讨论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趋势和存在的问题，从城市史研究宏观到微观的转向、历史叙事、寻求下层民众的声音、图像的分析、资料的解读、历史书写、城市重构等方面进行讨论。
第三编为新文化史的理论（第七、八章），系统梳理了西方有关主要成果和讨论的问题，如微观历史、大众文化、大众宗教、象征系统、民众运动、政治文化等。
第四编揭示新城市史研究的路径和重要概念（第九、十章），特别是对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理论和方法的思考，讨论社会共同体、社会组织和群体、城市空间的政治，以及我自己以微观历史眼光和方法研究城市史的思考，其中涉及各种关键的概念，包括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街”“邻”“社”与公共空间、下层民众、改良精英等。
第五编集中讨论了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第十一、十二章），从晚清到民国公共领域的早期发展，到20世纪中期的衰落，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复兴，展示了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发展的一个大致轨迹。
在结论中，我对柯布西耶、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发展现代城市的不同理念，提供了一个宏观的评述；对现代城市的发展和管理模式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人们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权利，这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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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的第一本专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的出版（1993年），到《街头文化》的问世（2003年），其中经历了十年的学术转型。我至今清楚记得1991年春天赴美时，从飞机上看着下面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之外的情景，没有远行的喜悦，只有离别故土的心酸，因为我不知道何时再能回到她的怀抱。三十多年了，成都仍然是我梦魂萦绕的地方。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我好像从未离开过这个城市，即使远隔万里，我生活之大部分，仍然与她密切相关，因为我每天都在研究她，探索她的一切秘密。从《街头文化》到两本《茶馆》，这三本书可以算是城市微观史和成都叙事的“三部曲”吧。在撰写这三本书的过程中，我阅读了大量原始资料和中西方有关大众文化和城市的研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思考，这本书便是对这些思考的一个系统整理。
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我学术转变最关键的时期，即由研究精英到民众、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在中国历史学界，英雄史观、宏大叙事一直居统治地位，不少学者相信重大选题才有研究的意义，才可能成就好的历史学家。热衷于“重大题材”的史家，把芸芸众生视为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不屑于观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国家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可以从那些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历史和文化的有意义的内涵。
我把为民众写史的史观，融汇在我的历史重构和叙事之中。例如关于20世纪上半叶茶馆的长篇叙事史，以1900年第一天清早的早茶为开端，以194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堂倌关门而结束。我在“尾声”一节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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