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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代克莱因》这样一套经典的文献集，似乎不需要太多说明。每一个对克莱因学派感兴趣的读者在翻开这套书的目录时，就一定会被吸引。贡献了这套书主要内容的诸多作者都是克莱因学派重要且杰出的后继者，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而他们的思想与经验正是克莱因学派理论与实践的绝妙注脚。
《当代克莱因．第二卷，实践发展篇》主编伊丽莎白·博特·斯皮里厄斯女士更是为全书和各个部分都写了引言。她不仅清晰地呈现了自己组织这些论文的思路，用一种整合和宏观的视角展示了它们彼此间的关联；还像一名优秀的导师一般，提纲挈领地带领大家导读了各篇论文。这些引言也成为本书非常核心且精彩的组成部分。
我相信，《当代克莱因》不仅将成为克莱因学派学习者的bi du书目，也将成为大家未来学习和执业生涯中的一个根据地：我们会忍不住常常回来重新阅读，从中汲取新的养料，并获得源源不断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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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当代克莱因——第二卷：实践发展篇》收录了后克莱因时代重要代表人物的18篇经典论文，这些作者包括W.R.比昂、罗杰·莫尼-克尔、汉娜·西格尔、贝蒂·约瑟夫、埃纳德·奥肖西内、里森伯格·马尔科姆、布伦曼·皮克和埃斯特·比克等人；以及主编伊丽莎白·博特·斯皮利厄斯为全书及各部分撰写的共5篇引言。
《当代克莱因——第二卷：实践发展篇》所汇集的论文，向人们生动地呈现了：克莱因学派在梅兰妮·克莱因之后的技术新发现与新发展（尤其是比昂、约瑟夫等人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对成人以及儿童的临床分析实例，既体现了克莱因学派在临床工作上的连续性，也呈现了其中的变化（尤其在儿童分析方面，阐述了对婴儿和母亲的精神分析观察，以及儿童分析的技术发展）；克莱因学派工作在其他领域的不同类型的应用，既有对其他领域的精神分析评论，也有同时受过其他学科训练的克莱因学派分析师的工作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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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简介
伊丽莎白·博特·斯皮利厄斯（Elizabeth Bott Spillius）
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师，英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分析师和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杰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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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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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引言
第1部分
技术发展
引言一
第1章
关于记忆和欲望的说明（W.R.比昂）
第2章
常规反移情和一些偏离情况（罗杰·莫尼-克尔）
第3章
在反移情中修通（艾尔玛·布伦曼·皮克）
第4章
难以触及的病人（贝蒂·约瑟夫）
第5章
移情：整体情境（贝蒂·约瑟夫）
第6章
诠释：当下中的过往（鲁思·里森伯格·马尔科姆）
第2部分
成人精神分析的相关临床文献
引言二
第7章
对一位精神分裂症病人分析的某些方面（汉娜·西格尔）
第8章
镜子：一名女性身上被视为防御精神病性崩溃的倒错性幻想
（鲁思·里森伯格·马尔科姆）
第9章
词语与修通（埃德娜·奥肖内西）
第3部分
儿童分析
引言三
第10章
一个青春期男孩的抑郁症与抑郁位（玛莎·哈里斯）
第11章
当代儿童分析（埃斯特·比克）
第12章
儿童分析中比昂的思考理论和新技术（埃德娜·奥肖内西）
第13章
不可见的俄狄浦斯情结（埃德娜·奥肖内西）
第14章
儿童分析中的沟通与容纳：走向可终止性（特图·福科）
第4部分
克莱因学派思想在其他工作领域的应用
引言四
第15章
死亡与中年危机（埃利奥特·雅克）
第16章
妄想和艺术创造：阅读威廉姆·戈尔丁《教堂尖塔》的深思
（汉娜·西格尔）
第17章
精神分析与礼俗（伊丽莎白·博特·斯皮利厄斯）
第18章
关于社会机构的精神分析观点（伊莎贝尔·门齐斯·莱思）
总引言及其他引言材料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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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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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引言
在《当代克莱因》第1卷开头的“总引言”中，我简要介绍过梅兰妮·克莱因工作中理论与实践的几大主题，并描述了她的理论创新是如何从她尝试将自己与儿童工作揭示的新发现的临床事实进行概念化当中发展而来。在 20 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对精神病病人和边缘病人的研究上，这项工作再次发现了一些新的临床事实，并带来了新的概念化；正是这些想法构成了第1卷的主要主题。概念化工作的这些领域一直在继续，但近年来，另一个主题又加入进来，即技术，这构成了第二卷（即本书）的主要部分。
对技术的兴趣现在已成为克莱因学派著作的一个核心重点。通过对治疗过程越来越密切的研究，我们对技术有了新的认识。一些分析师做了大量工作，同行之间也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详细研究移情和反移情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监测病人对诠释的反应，以及比较不同经验，以了解哪些诠释能与病人产生情感联系，而哪些则不能。
比昂是这项工作的开拓者，约瑟夫等人紧随其后。特别是，比昂对克莱因的投射性认同概念的使用和发展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直到现在，他的同事们仍在吸收和发展这种方法。本书第1部分“技术发展”介绍了这一发展的一些成果。
本书还介绍了成人和儿童的详细临床工作实例。这些论文说明了第1部分讨论的技术问题，并进一步例证了《当代克莱因》第1卷中描述的理论观点。此外，它们还让读者有机会看到，在克莱因学派理论和实践的大框架下存在着各种个体差异。
关于成人病人临床工作的论文表明，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研究方法基本保持着连续性，但也显示出比昂工作的影响，特别是日益强调投射性认同以及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作用。
儿童分析已不再是克莱因学派分析的主要研究领域，但这里重新刊载的有关儿童的临床论文既显示了与克莱因工作的连续一致性，也显示了来自比昂的工作和后期发展的影响。有几位儿童分析师，对于用于成人的技术的新发展同与儿童工作之间的相关性特别感兴趣，这很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本书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克莱因学派思想在其他工作领域的应用，在这部分内容中，我认为除去评论者也受过相关领域的训练的情况，针对其他领域的克莱因学派精神分析评论数量正在下降，不过，由于关于克莱因思想的知识正在逐渐向公众传播，其他学科成员对克莱因学派思想有了更多的兴趣，对它的使用也有所增加，使前面说的下降得以平衡。
与第1卷一样，我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于英国克莱因学派分析师的工作，并没有尝试研究克莱因学派的工作与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中其他理论取向的分析师的工作之间的交互作用。
注释
本书总引言和四个部分引言的参考文献见书末。
第3章
在反移情中修通
艾尔玛·布伦曼·皮克
这是1985年首次发表在《国际精神分析杂志》（66：157–166）上的一篇论文的修订版。
在这篇论文中，我希望探讨一下我们日常工作中分析师和被分析者之间发生的复杂互动。比昂言简意赅地阐述道：当两个人在一起时，无论他们喜欢与否，都会形成一种关系；这适用于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所有体验。
斯特雷奇（Strachey，1934）在一篇现在已成为经典的论文中谈到，真正的移情诠释是分析师最害怕和最希望避免的，然而后来他又继续说到，在接收到移情诠释时，病人的体验是，自己向分析师表达了暴怒谋杀冲动，而分析师诠释这些冲动时没有焦虑和恐惧。斯特雷奇显然是在暗示，完整或深刻的移情体验对分析师来说是令人不安的；那是分析师最害怕和最希望避免的。他还说，以平静的方式向病人传递诠释是必要的。我想讨论的领域正是这个暧昧不清的问题，这像是在以下两者之间走钢丝一样：体验到扰乱，以及以诠释进行回应但并不传递恼人的焦虑。
早期的理解将反移情视为外在的东西，而不是内在的东西，而海曼（Heimann，1950）表明，反移情的使用是精神分析的重要工具，并且将它与病态的反移情反应区分开。虽然这种区分是我们精神分析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我想说明临床现实是多么有问题。因为并不存在这种绝对的分离，只有在这个轨道内的相对运动。
莫尼–克尔（1956）通过展示分析师对病人投射的体验与分析师自己对材料的内在反应的密切联系，大大推进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例如，他表明，在分析的困难阶段，分析师因为没有足够快地理解材料会产生专业上的无能感受，这与病人向分析师投射的无能自我混在一起，而这些问题一定得分清才行。
莫尼–克尔在调查这个问题更普通的表现形式时说：
如果分析师事实上受到了困扰（这里暗示分析师必然会因为受到影响而感到困扰），那么病人也很可能无意识地促成了这一结果，并反过来受其困扰。因此，我们有三个因素要考虑：首先，分析师的情绪困扰，因为他可能必须在自己内部默默地处理这个问题，这样才能充分地使自己摆脱而去理解其他两个因素；其次是病人对于带来这种困扰所起的作用；最后是对病人的影响。当然，所有这三个因素都可能在几秒钟内就被整理出来，然后反移情确实能作为一个巧妙的接收器发挥作用（p.361）。
确实就目前我们摄入病人的经验而言，我们不可能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这样做。如果有一张嘴在寻找乳房，那是一种天生的潜力，我相信也有一种心理上的等价物，即一种心灵状态在寻求另一种心灵状态。
儿童或病人的投射性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产生反应的行为；一个活着的客体被投射了，在它内部发生的第一件事就是反应。分析师处理这个问题的速度，可能快到还没有意识到它：但它是一个关键因素。这种相遇是一种互动，事实上，如果它被处理得那么快，我们可能不得不问，是否实际上避免了更深层次的经验。
一位病人报告如下：在她出生时，有人建议她妈妈把她18个月大的哥哥送到远方的亲戚那里，这样她妈妈更容易好好照顾新生儿。六周后，当男孩回家时，她的妈妈惊恐地发现，他不认得父母了；于是她妈妈说，此后“野马都不能把他们分开”。
我被这个隐喻和它与精神分析实践的关系所震撼。我认为弗洛伊德关于镜子的隐喻中所包含的建议，或者分析师像外科医生的说法，隐含着这样的提议：为了好好照顾病人的无意识，分析师的情绪性（emotionality）应该被送得越远越好。这种态度的后果是，确实导致了对一些基本领域的不承认，也导致了当被分裂的情绪性回来时，“野马都不能把它分开”的危险，并伴随着付诸行动的危险。想象这种被分裂的情绪性不会回来，正好违背我们持有的与精神生活有关的那些理论。
除非我们说精神分析的功能发生在自我的一个无冲突的自治区域，否则我们必须考虑所涉的问题不仅在于消化病人的投射，还在于消化我们自己的反应以便它们可以受到审查。分析师和病人一样，渴望消除不适，也渴望交流和分享经验；都是普通的人类反应。在某种程度上，病人寻求一种活现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分析师有一种活现的冲动，其中一些会在诠释中表达出来。这可能包括含蓄的纵容，用言语来宠爱病人，也可能是敌对的、疏远的或冰冷的反应，似乎暗示病人渴望的经验被剥夺了也不重要；有一种观点是，它所需要的就只是部分客体机械的经验而已。
然而，诠释以及提供诠释的行为，并不是以部分客体的方式选择一些词，而是分析师的一个综合的创造性行为。它将包括无言的和部分的无意识交流，交流的是关于已经被纳入的、如何被纳入的以及没有被纳入的信息。
接收诠释的病人不仅仅“听到”文字或其意识层面想传递的含义。有些病人确实只听“情绪”，似乎根本没有听到文字。约瑟夫（1975）生动地表明，我们可能被病人的话误导；交流的情绪和气氛可能更重要。病人可能以同样的特点操作，以同样的方式听分析师的讲话。他的感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的内部配置和幻想所支配，但是，我相信，按照克莱因在1952年的描述，“在年幼婴儿的头脑中，每一个外部经验都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每一个幻想都包含着实际经验的元素，只有通过对移情情境的深入分析，我们才能在现实和幻想两方面发现过去的情况”（p.437）。
不可避免的是，病人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分析师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纳入分析师的一些想法。当我们谈到母亲给婴儿喂奶时，我们考虑的不是简单的奶头与嘴巴的关系；我们认识到，婴儿吸收了一种暧昧不明的经验。总有一些超出实际过程的东西。我们看到报告说：“病人说道……，分析师诠释道……”，然而复杂程度是巨大的。为了解决分析师如何在病人的内部世界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进入病人偏执–分裂的内部世界；我们还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来容忍和修通我们自己对病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冲动和感觉之间的张力。
病人向分析师的不断投射，对精神分析至关重要；每一个诠释都旨在从偏执–分裂位移动到抑郁位。不仅对病人来说是如此，对分析师来说也是如此，分析师需要一次又一次地退行和修通。我怀疑，真正深刻的诠释与肤浅的诠释之间，其真正问题不在于哪个层次被解决了，而在于分析师在给予诠释的行动中于多大程度上在内在修通了这个过程。
病人A先生最近来到伦敦居住，他的第一段分析是在国外进行的。他在经历了一场车祸后的几小时来接受治疗，在这场车祸中，他停着的汽车被撞击并严重损坏；而他自己则恰好躲过了严重的伤害。他显然仍处于某种震惊状态，但他没有说到震惊或恐惧。相反，他过分仔细地解释了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在碰撞前后所采取的正确措施。他接着说，事故发生后不久，他的母亲（与前一位分析师住在同一个国家）碰巧打来电话，当她被告知此事时，她的回答是：“如果我知道你有这么可怕的消息，我就不会打来电话。我不想听到这个消息。”他说，多亏之前的分析，他知道他需要理解他的母亲没法给出其他反应，他也接受了这一点。然而，他对另一名司机非常生气，他好斗地表示道，他会让对方认罪，对方要赔偿损失，如果有必要，他将向法院起诉。
我相信他非常生动地传达了他的信念，他必须独自承受或凌驾于那些由事故和母亲对事故的反应所产生的直接冲击、恐惧和愤怒。他不仅相信他的母亲不想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而且相信分析师也不想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即他有一个不想听或不与他共担痛苦的母亲–分析师。相反，他觉得自己被教导要“理解”母亲或听从分析师的意见。他有一种愤怒的潜在信念，认为母亲和分析师不会听他的苦恼。他全盘接受，振作起来，做出正确的行为，成为一个所谓的“善解人意”的人。他用做正确事情的能力替换了承受痛苦的苦恼，但他让我们知道，在无意识中，他将追求他的怨恨到最后。
虽然他很快就从脆弱的受害者变成了有能力实施残酷行为的行凶者（有意识地针对另一个司机，无意识地针对母亲和以前以及现在的分析师），但我也经历了一种气氛，让我相信这里存在着空间发展一种较为真诚的、有创造力的关系。在反移情中，我感到自己被要求承担的东西并不过分，虽然有一个病人不想知道，但我也可以相信有一个病人与我一样想知道。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这次会谈中发生的事情。病人以他“有能力”的方式处理他的感受，产生了影响，然而他传达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个分析师或母亲能够纳入他的恐惧和愤怒。我诠释说，他渴望有一个人不会放下电话，而是吸收并理解这种意外的冲击是什么感觉；这假定了将一个更善解人意的母亲形象移情到分析师身上。但我相信，这与分析师的某些部分“相配”，这个部分可能希望在这种情况下为病人提供“母亲”般的感受。如果我们不能消化和思考自己身上的这种反应，那么我们可能会付诸行动来宠爱病人，给予实际的呵护（这可以通过语言或其他同情的姿态来达成），或者可能会因为太害怕这样做，以至于变得不友善，不触及病人希望被关怀照顾的愿望。
然而，我已经被引诱到要么钦佩这种明智的、有能力的方法，要么诉诸谴责它。我发现我正在体验针对他母亲、他前任分析师和他自己的“能力”产生的优越感和评判。我是要把他们都告上法庭的一方？然后，我需要反思他自身和他的内部客体中那些不想知道的部分。这些也被投射到分析师身上，而且在我看来，也与分析师的某些部分“相匹配”，无论是在外部现实中，还是当下在会谈中被病人“折腾”的感觉中，分析师的某个部分也很可能不希望知道人类的脆弱性（最终是死亡）。
然后，我需要向他表明，他认为通过向我展示母亲和分析师如此可怕的形象，说服了我去相信我与他们不同，比他们更好。而他也相信，我不想去了解其中的恐惧感，不论这种恐惧感来源于意外事故，还是他认为自己对我产生的影响。这和会谈开始时他对我的行为是一致的。
如果我们感到完全受分析性超我的摆布，它不支持我们去了解这些内部肆虐的击打，那么我们就会像病人一样，面临着用力“把一切都包裹起来”的危险。我们可能会付诸行动，变得过度同情病人，以一种优越或愤怒的方式将他人告上法庭，或者变得过于同情他人，以一种优越或愤怒的方式将病人告上法庭。
我认为，面对既想了解又害怕了解的双重感受（即比昂提出的 K与–K），并对此进行修通的过程，能够促成更深入、更共情地接触到病人与他内在客体的这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在一开始就考虑我们自身的矛盾感受，就有将本应诠释的内容活现了的风险，例如劫持了所有积极倾向，以及把所有的恶都投射到另一个“司机”身上。就好像我们可以免于人生中各种意外和沉浮一样，以此信念行事。
在起诉这件事上，病人认为自己有这样的优越性，完全能够克制自己的情绪，只是在“纯粹地”就事论事。但这一想法值得商榷。表面上似乎在寻求真相，但其中却充满了怨恨。我隐隐地感觉到，如果我做出了错误的行为，他就会败坏我的名声，因为他已经诋毁了那位司机、他的母亲和之前的分析师了。我的经验告诉我，病人心中是有恐惧的，他担心如果他做错事了，他就会被“起诉”，被那毫无怜悯之心的超我审判。
我认为这也给分析师带来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直将感受排除在外，那我们是不是也将能够缓和怨恨的爱排除了，使得所谓的寻求真相被仇恨所支配呢？看上去客观公正，却可能将爱与关心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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