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二十世纪最杰出、最多产的考古学家之一。他的学术生涯可谓辉煌，但于此之外，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切和投入却不为世人所了解。这些恰是他生命和学术的底色。
抱着对这位澳大利亚同乡的好奇，特里·欧文一路追溯柴尔德的人生轨迹——于蓝山断崖、树影水声间寻访其赴死前的活动轨迹，博览数十年来的作品与信件，以及“得益于”英美澳乃至苏联相关机构长达四十年的监控，从柴尔德亲手点燃的火焰中幸存的陈书故卷——由此还原出一个挣扎于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诱惑的柴尔德。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考古学家、史前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是20世纪上半叶最杰出的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提出的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在人类文化演进论研究中“位列最重要的理论进步”。他出版过21本专著，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1942），此书面世的头15年就在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售出30万册。他还撰写过281篇论文或论著章节，在99种期刊上发表了236篇书评。他的声望并不局限于英语世界。他的书被翻译成21种语言，而他本人也足迹甚广，曾亲赴欧洲、俄国、土耳其和印度，以及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讲学。
在他去世后的30年里，由各大出版社发行的作品，还要多于他30余年职业生涯内的发表量。最近一次专门评价其成就的学术会议举办于2007年。他的名字甚至在学术界之外也广为人知。2008年的电影《夺宝奇兵4：印第安纳·琼斯和水晶骷髅王国》（Indiana Jones and the Kingdom of the Crystal Skull）中，男主角骑着摩托车闯入大学图书馆时一个学生认出了他，并他讲解文明的传播。这位男主角是一名考古学家，兼职拯救文明（尽管他刚刚才严重破坏了一件文明成果），他当即重执教鞭，建议学生去“查阅戈登·柴尔德的著作”。
电影的故事发生于1957年，正值冷战高潮，也恰是柴尔德逝世之年。整部影片带有一丝颇令人意外的颠覆意味，透露出当时大学中不乏麦卡锡分子（McCarthyite）的打压。男主角印第安纳·琼斯在闯入图书馆前，曾被几个破坏美国原子研究站的苏俄人俘虏。在经历了一次离奇的逃亡之后，他重新站上讲台（我们听到他在讲解斯卡拉布雷[Skara Brae]——柴尔德最著名的发掘工作），但旋即被大学解雇，因为联邦调查局（FBI）认为，他既然与苏俄人士一起出现过，就意味着他是个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在大学里的好友因为同情他而辞职，这暗示着FBI的干涉影响颇广，柴尔德对此一定深有体会。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pacifist）、反帝国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柴尔德受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甚至苏联的国家安全机构监视长达40年。这样的监视曾多次干扰或阻碍他的事业。而当他的尸体在悉尼西部山区的悬崖下被找到时，甚至有人猜测他的死既非自杀也非事故，而是一次谋杀。
柴尔德经久不衰的声望既源于他广博的思想，也来自他的思想对考古学和史前史学界的影响。但是他对社会进化、知识理论以及历史阐释的兴趣，不仅显示出他思想的广度，这些学术方面的兴趣还将他置于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并使他成为一名左翼知识分子。将柴尔德的政治与事业联系，是本书研究他生平与思想的起点。这一研究试图将柴尔德置于左派异见知识分子（dissenting intellectuals）的传统之中，并据此理解他的人生、考察他的思想，从而理解20世纪上半叶紧贴这一传统的政治思想。
柴尔德在学术上的声望基于他自1920年代中期起在英国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被称为他的“第二人生”的成就。他在33岁时出版了第一本有关史前史的著作，35岁时获得了他的第一个学术职位。因而在此之前，他有充足的时间去体验他有趣的“第一人生”；事实上，他在二十多岁到三十出头的阶段，曾经打算投身政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在悉尼大学读本科时，他就一直活跃于工党、社会主义、反战和激进民主等左翼政治阵营。
与此同时，他在悉尼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业也表现出色，然而，当他在澳大利亚申请相应的学术职位时，大学当局却与商界精英和澳大利亚联邦军事间谍通力协作，确保他无法成功获得聘任。于是，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寻找工作，在1918到19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受益于工党的资助。他在“第一人生”中所实现的成就不在大学，而在接地气的工会大厅（Trades Halls）和政党办公室；不是对着人文科系的大学生讲课，而是与政治宣传者和工党议员们交换意见。
柴尔德在“第一人生”中所获取的政治哲学和工人阶级政治知识，主要来自澳大利亚，这将影响他关于“历史上发生过什么”的看法。对于有考古学思想的历史学家来说，柴尔德在其学术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一直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领域（那些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压根没有把他视为同侪）。对于柴尔德“第一人生”的研究揭示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他的思想，那么提出的问题不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他的考古学研究中意味着什么”，而应是“马克思主义在他的人生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考虑，柴尔德如何把史前史研究作为他政治使命的一部分，这始自他的“第一人生”并一直持续到他离开人世。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柴尔德写信给他英国的一位学术导师，表示他打算回到那里“以逃离澳大利亚的政治的致命诱惑”。十年后，英国的学术生涯为他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但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政治持续诱惑着他。的确，他的死亡也牵涉到政治。柴尔德早年受政治吸引，这与他最后的——也是致命的——政治行动之间有直接联系。本书关注社会主义政治在柴尔德的生命及其史学理论贡献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也关注社会主义政治内部激进的革命民主（revolutionary democracy）与议会社会民主（parliamentary social democracy）之间的冲突，因为柴尔德认为“政客主义”（politicalism，他对后者的命名）对社会主义有致命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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