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地利人，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经济思想史大家。1919—1920年任奥地利财政部长，后任德国波恩大学及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曾任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协会会长。用创新理论解释资本主义发展，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企业家所实现的创新，并以此来解释经济周期；认为随着创新活动趋于萎缩，资本主义发展将陷入停滞。主要著作有：《理论经济学的本质与主要内容》《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经济分析史》等。
约瑟夫·A.熊彼特是20世纪最受推崇的经济学家之一。德国经济学家赫伯特·吉尔施(Herbert Giersch)说：“熊彼特诞生100周年纪念(1983年)正好赶上了熊彼特经济学的一次复兴。如果说20世纪第三个25年可以公正地被称作‘凯恩斯时代’的话，那么，第四个25年完全有机会成为‘熊彼特时代’。”（‘The Age of Schumpel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4， No.2， May 1984， p.103.）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把20世纪这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了一番比较，他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才华、更聪明。相反，熊彼特似乎平淡无奇——但他有智慧。聪明风光一时，而智慧千古不朽。”（Peter F. Drucker， 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 Routledge， March 2000， p.117.）
熊彼特出生于摩拉维亚的一个小地方，父母都是奥地利人。4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熊彼特搬到了奥地利南部城市格拉茨，他在那里念小学，直至10岁，母亲嫁给了一位退休的将军，这意味着他可以上奥地利最好的中学。1901年，熊彼特进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和经济学，师从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后者是卡尔·门格尔的弟子。在1906年取得法学博士学位之后，熊彼特在柏林度过了暑期，翌年接受了开罗国际法庭的一个职位，不久后，他回到维也纳大学提交了他的授课资格论文。1909年，熊彼特成为切尔诺维茨大学的副教授，两年后成为格拉茨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在那里一直教书至1919年，其间只有1913—1914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客座教授，并被该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时年31岁。在奥地利的最后6年(1919—1925)，熊彼特投身于非学术工作，但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无论是作为奥地利的财政部长，还是出任一家私人银行的总裁，这家银行在1927年倒闭，使他债台高筑。困境之中，他收到了日本和德国两所大学的邀请，权衡之下，他加盟波恩大学，在那里担任了7年的经济学教授。希特勒上台前不久，熊彼特移居美国，加盟哈佛大学，直至去世。他是世界计量经济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自1937至1941年任该学会的主席，1948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主席，1949年当选为新创立的国际经济学会首任主席，孰料天不假年，1950年1月，67岁的熊彼特在康涅狄格州塔柯尼克山的家中去世。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包括：(1) 经济理论演化史，以他死后出版的巨著《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为代表；(2) 经济发展理论，以他的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12)为代表；(3) 经济周期理论，以《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s，1939)为代表；(4) 社会与制度的变革理论，以194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为代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彼特不仅是一个对经济理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他更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自己总是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也是一个数学家、统计学家，尤其是，如果不是一个历史学家，那么他就不胜任自己的专业。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引用奥地利经济学家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谈到熊彼特时所说的一段话：“他有着百科全书般的学识，不仅熟悉经济学说的历史(这是他的专业领域之一)，而且熟悉经济事实和经济制度的历史，还熟悉一般政治史和社会史。他在数学上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他获得了高深的数学知识，能够领会并有效地阐释那些即便在数理经济学家当中也被认为复杂难懂的数学分析的问题。他不是统计学专家，但他对统计推论的逻辑和局限有着深刻的理解，并紧跟新的方法和统计学材料。终其一生，他都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哲学的理论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对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Gottfried Haberler，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64， No.3， August 1950， p.333.）熊彼特兴趣广泛，涉猎庞杂，对此，他的得意门生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这样描述：“他完全有能力十分内行地谈论任何东西，从埃特鲁里亚人的艺术到中世纪的法律；有能力阅读(或者觉得他能阅读)意大利语、荷兰语和斯堪的纳维亚诸语文献；有能力概述形而上学理论。这样不囿于特定领域很重要，这使得他能够自由地对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边缘现象提出大胆而有趣的假说。”（Paul Samuelson， ‘Schumpeter as a Teacher and Economic Theorist’，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3， No.2， May 1951， p.99.）
熊彼特还是一个个性鲜明而复杂的人。他的家庭出身和教育背景使他不能不是一个坚定的精英主义者。正如吉尔施所言：“他始终是晚期奥匈帝国的高贵绅士，喜爱考究的衣服，精致的美食，优雅的举止，高雅的谈话，尤其是，喜爱漂亮迷人的女人。”（Herbert Giersch，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p.104.）熊彼特曾谈到自己年轻时的野心，就是要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以及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西奥多·摩根(Theodore Morgan)1983年12月24日写给《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的信，转引自Richard Swedberg， Joseph A. Schumpeter: His Life and Work， Polity Press， 1991， p.46。]熊彼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最后一次结婚是54岁那年在纽约，妻子比他小15岁，名叫伊丽莎白·布迪，也是个经济学家，读者面前的这本《十大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便是她在熊彼特去世之后编辑出版的。
这本书是熊彼特的一些零散文章的结集，除了卡尔·马克思那篇选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之外，其余的文章都是发表在各专业杂志上的纪念文章。尽管出版于身后，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却是熊彼特在去世前几个月同意的，而且，除了马克思那篇之外，其余的文章也都是他本人亲自选定的。正如熊彼特夫人所言，本书的作者与这些传记论文的主人公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熊彼特不仅推崇他们的作品，而且，除了一人之外(即马克思)，这些人他都认识。由熊彼特这样一位备受推崇的经济学家，对他的前辈和同僚们毕生的工作做出切中肯綮的综述和评估，我想，这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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