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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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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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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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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白居易是中唐诗歌名家，并称“元白”。他们提倡新乐府运动，诗风注重反映民生疾苦，诗风平易近人，多有名篇传世，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影响。本书精选元白诗歌，以导 读、题解、注释、全译的形式出版，以方便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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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吴大逵，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专家。
马秀娟，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文学学者，有《元稹白居易诗选译》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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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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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读
元稹诗
菊花
西凉伎
江花落
遣悲怀三首
离思五首（选一）
行宫
分水岭
种竹并序
和乐天折剑头
六年春遣怀八首（选一）
西归绝句十二首（选二）
闻乐天授江州司马
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得乐天书
生春（选一）
织妇词
田家词
估客乐
水上寄乐天
寄乐天
连昌宫词
酬孝甫见赠（选一）
岁日
白居易诗
赋得古原草送别
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各在一处。
因望月有感，聊书所怀，寄上浮梁大兄、於
潜七兄、乌江十五兄，兼示符离及下弟妹
李白墓
杏园中枣树
邯郸冬至夜思家
长恨歌
新制布裘观刈麦
李都尉古剑
宿紫阁山北村
同李十一醉忆元九
海漫漫
上阳人
折臂翁
缚戎人
两朱阁
杜陵叟
缭绫
卖炭翁
盐商妇
井底引银瓶
重赋
伤宅
轻肥
歌舞
买花
酬元九对新栽竹有怀见寄
村居苦寒
采地黄者舟中读元九诗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
登郢州白雪楼
放言五首并序（选一）
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
放鱼
琵琶行并序
问刘十九
访陶公旧宅并序
夜雪
截树
大林寺桃花
过昭君村
暮江吟
钱塘湖春行
后宫词
春题湖上
别州民
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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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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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一
唐代是我国诗歌取得成就的历史时期，李白和杜甫如日月丽天，照耀着盛唐诗坛，他们与盛唐其他著名诗人形成了次高潮。安史乱后，唐代由盛而衰，进入了中唐时期，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诗人则如群星灿烂，形成了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的诗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冲融浑浩、雄丽高华的盛唐之音消失了。诗人们无论从个人遭际抒发不平之鸣，或是注目社会，反映人民的苦难，大都正视自我，正视现实。其观察与体验更为深刻，题材内容更为广阔。如果没有中唐诗人的艰辛创造，唐诗就不能成其大，成其广。
元稹和白居易在中唐诗坛上，不仅是思想上、艺术上卓然自立的诗人，而且是当时影响的诗人。《旧唐书·元稹白居易传》云：“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两人终生致力于诗，“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穷身，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其诗范围极为广泛，既有面向社会、反映现实、具有美刺作用的讽谕诗，也有面向自我、表现个人感受的其他诗篇。当时歌儿伎女传唱其诗，村校儿童学习其诗，乃至国外以千金求其诗，流传之广前所未有。人们竞相仿效，称之为元和体。他们留存今日的诗篇，是古代文学中的宝贵遗产。
元稹和白居易对诗史的贡献是讽谕诗的写作和倡导，并且因此而形成一种风气，也就是通常文学史上盛称的新乐府运动。所谓讽谕诗，就是诗人有意识地观察现实，用诗来反映社会问题，表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与人道主义精神，使其有助于朝政的革新与世道的改进。从《诗经》直到杜甫，一直存在着写作讽谕诗的优良传统。元稹和白居易自觉地继承这个传统，大力倡导写讽谕诗，为唐代诗坛增添了新的光彩。
元稹与白居易注重讽谕诗，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的。中唐政治腐败，藩镇割据，战乱连年，苛税繁兴，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元稹和白居易早年家境都比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都有较多的接触和理解，他们年轻时蒿目时艰，感到“心体悸震，若不可活”（元稹《叙诗寄乐天书》），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同时“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白居易《与元九书》），又有浓厚的参政意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把诗歌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认识到“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不能将诗歌写作看作个人的事业，而应看作群体的事业。当他们怀抱济世之志而步入仕途，锐意于政治革新的时候，便努力进行诗歌的革新，使诗歌具有社会职能，发挥政治作用。
从诗歌为政治服务的观点出发，元稹和白居易回顾了讽谕诗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的理论总结。他们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白居易《策林·六十九》）因此，从民间诗歌中可以见出“人情之哀乐”、“王政之得失”（同上），对于统治者施政求治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应当“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同上）。从诗三百篇到汉魏乐府，“莫非讽兴当时之事”（元稹《乐府古题序》），而后代文人却使这一传统逐渐削弱，以致“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充斥诗坛。为了“补察时政”与“泄导人情”，应当力挽颓风，重振诗道，批判诗歌写作中“嘲风雪，弄花草”而“不知其所讽”（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脱离现实、脱离政治的不良倾向，恢复写讽谕诗的传统。他们大声疾呼：“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白居易《新乐府·采诗官》）
元稹和白居易的讽谕诗在体裁上是很广泛的，不只限于乐府诗。元稹称用五言古体为“古讽”，用七言乐府体为“乐讽”，用五、七言近体为“律讽”（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当时诗人张籍以乐府体写讽谕诗，白居易大为赞赏，称他“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另一诗人李绅有意与《古题乐府》相区别，以《新题乐府》写了二十首讽谕诗，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又扩充为五十首，并称之为《新乐府》。讽谕诗与新乐府之间的关系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同一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元稹就曾明确地将“词实乐流而止于模象物色”，不具有讽谕性质的乐府诗列为《新题乐府》，同时又写有“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的《古题乐府》（元稹《乐府古题序》）。但白居易的《新乐府》无疑是标志着他们讽谕诗在思想与艺术上的成就。因此一般称他们倡导讽谕诗为新乐府运动。
元稹和白居易重视诗歌的社会功利价值与政治作用，同时对诗歌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并不狭窄。诗歌创作的历史实践开扩了他们的视野，不可能完全局限于儒家美刺比兴的文学观。元稹指出：“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承认两种不同性质的诗歌同时存在，推崇前者并不意味否定后者。白居易批评晋宋以来文人诗歌缺乏美刺比兴的讽谕意义尤为激烈，但是，他也看到“自风骚之后，苏李以还”，文人创作中十之八九是属于以“谗冤谴逐，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为内容的，属于面向自我的抒情诗；而从“文士多数奇，诗人尤命薄”，也可以见出“理安之世少，离乱之时多”（白居易《序洛诗》），有其认识价值和社会意义。而且他对陶渊明的“高古”，谢灵运的“奥博”，李白的“壮浪纵恣”十分赞赏，完全肯定其在风格和艺术上的成就。特别是元稹反对诗歌创作中“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的弊病中肯綮，显示了他们批判地审视传统、思想与艺术并重、讽谕诗和非讽谕诗并举的全面观点与正确态度。
在古今并取、华实兼备的思想指导下，他们都曾将自己的诗作分类编次。元稹分为十体，白居易分为四类，虽有所差异，但在基本精神上，都是将关于美刺兴比的社会讽谕诗与吟写性情、释恨佐欢的自我抒情诗区别开来，表示对前者的重视。《毛诗序》以诗为风上化下、主文谲谏的政治工具，而钟嵘《诗品》又以诗为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自我安慰的手段。这种不同文艺观的对立现象，在元、白的诗作中得到了统一。对诗歌社会功能的全面理解，导致了他们诗作在题材、内容上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一般说来，他们的讽谕诗有更多的好古务实的因素，“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白居易《寄唐生诗》），对黑暗的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意激气粗，言直词质，而其他非讽谕诗，则又有存近尚华的因素，或以风韵见长，或以文采取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后者更受到人们的喜爱，所谓元和体，是指这类诗篇。
二
元稹（779—831），字微之。祖籍河南洛阳（今河南洛阳），生于长安万年（今陕西西安西北）。父名元宽，母郑氏。八岁丧父，家境贫困，随母寓居凤翔（今陕西凤翔），依舅父为生。生性聪慧，九岁学诗，十岁读经，十四岁赴京应试，于贞元九年（793）十五岁时明经及第。
元稹少有大志，及第后更“苦心为文，夙夜强学”。贞元十五年（799），初仕于河中府。元和元年（806），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授左拾遗。他生性锋锐，敢于直言，既居谏官之位，屡次上书论政，因支持御史裴度等人，触犯时相，出为河南县尉。元和二年（807），因母亡丁忧去任。元和四年（809），得宰相裴垍提拔，任监察御史。因按狱充剑南东川详复使，访察民间疾苦，劾奏不法官吏，显示出作为御史的嶒崚风骨。
元稹出使回到长安，由于他不畏宦官权贵，敢于斗争，被分派到东都洛阳任职。但他毫不畏缩，继续揭发一些违法横行的官吏。元和五年（810），劾奏河南尹房式贪污，却以擅自令房式停职，被罚俸一季，召回长安。元稹回京途中，在华州敷水驿歇宿。宦官仇士良、刘士元后至，倚势强令元稹让出正厅，以马鞭击伤其面。宪宗包庇宦官，反而将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上书辩护，宪宗不加理睬。
元稹在江陵府五年。他本来寄希望于裴垍，在他的帮助下回朝。但裴垍于元和六年病逝，这对元稹是很大的打击。为了谋求仕进的出路，他不得不变易初衷，依附江陵尹、荆南节度使严绶，与监军使宦官崔潭峻交结。崔潭峻爱好元稹的诗，对他很为尊重。从与宦官斗争，转而与宦官交结，是元稹政治态度的一大转变。
元和十年（815），元稹奉诏回朝。因无有力者援引，又出为通州司马。元和十四年（819），元稹再度还朝，任膳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820），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杀，穆宗李恒即位。李恒当太子时就爱好元稹诗歌。崔潭峻回朝，又献上元稹的《连昌宫词》等百余篇诗，穆宗就更为赏识，即擢元稹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元稹改革诏书，力求纯厚明切，盛传一时。长庆元年（821），迁中书舍人。由于他与宦官魏弘简深相结纳，不久即得到提拔重用。长庆二年（822），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居相位三月，即为依附另一派宦官的官员所倾轧，出为同州刺史，次年改浙东观察使。浙东会稽山水奇秀，元稹在任无所建树，放意邀游，寄情篇什。大和三年（829），入为尚书左丞，次年又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在鄂二载，得暴疾卒于任所。
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一文中，将自己的诗分为十体，按其内容可分为三类：一、 旨意可观的讽谕诗；二、 吟写性情、模象物色的抒情咏物诗；三、 悼亡诗和艳诗。
讽谕诗在元稹诗篇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这些诗有价值，“可备矇瞽之讽”。早在元和四年（809），元稹得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二十首，赞赏其“雅有所谓，不虚为文”；并“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和作了十二首，给白居易写作新乐府以很大的启发。这些诗的内容有强烈的现实性，如《西凉伎》写凉州沦陷于吐蕃，指斥边将置酒高会、不思收复失地等等，具有“词直气粗”的特点。但这些诗往往以论带诗，不能以诗见论，词意复杂，数意并存，造句遣词不够完美，逊于白居易之作。不过，他和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十九首，却可与居易争胜。其中如《织妇词》、《田家词》写劳动人民受剥削的痛苦，《估客乐》揭露商人唯利是图、勾结官府的面貌，不仅有很高的认识价值，而且形象鲜明，主题突出，清峭精警，别具特色。其他许多感物寓意的古诗，也具有讽谕意义，如《分水岭》、《种竹》、《和乐天折剑头》等篇都属于有政治思想内容的咏怀言志之作。《连昌宫词》与《长恨歌》并称，同为以唐玄宗、杨玉环悲剧故事为题材的长诗，但元稹却将它作为“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的讽谕诗，着重通过连昌宫的今昔盛衰描绘，表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自己用文治而不用刀兵的政治主张。它在叙事详明、抒情宛转上不及《长恨歌》，但对历史教训的反思与时世沧桑的感慨相互交融，具有蕴藉沉郁之美。
元稹写得多的是属于抒情咏物诗。这些诗大都是五七言律体。这里面有花间尊前留连光景，以及志一时所感的“小碎篇章”，也包括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的排律。元稹虽然将这些诗放在自己创作中的次要地位，但在艺术上力求创新，做到“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上令狐相公诗启》）。《旧唐书·元稹传》称他“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即是指这类作品而言。如《生春》二十首，描摹初春到来时自然景物和人们生活、心理的微妙变化，确实思深语近，而又富于情致；《西归绝句》十二首写久谪归来的悲喜交集的心情，今昔变迁的凄怆，情景交融，悱恻动人。余如《菊花》诗风调清新；《岁日》诗感慨深沉；而《行宫》一诗以少胜多，包蕴丰富，余味不尽，尤为上乘之作。元稹与白居易唱和赠答的诗篇在集中占数甚多，这些诗不仅显示了他与白居易深厚的友谊，而且表现了他在宦海风波中升沉得失的感受。其中如《闻乐天授江州司马》、《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得乐天书》等都可见一斑。至于他“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的长篇排律，如《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一百韵》则是逞才斗胜之作，只是可见诗人艺术的功力和才华而已。
元稹的艳诗和悼亡诗在艺术上有特色。元稹原配韦氏，伉俪情深。韦氏不幸早逝，元稹抚存感往，曾以晋代诗人潘岳的《悼亡》诗为先例，写了多首悼念韦氏的诗篇。如《遣悲怀》三首、《六年春遣怀》八首等，着意刻画韦氏生前死后的种种景况，抒发思念之忱，缠绵往复，情真意切，感染力极强，堪称绝唱。他另有《哭子》、《哭女》等诗，也出自肺腑，写得哀音绵邈，凄切动人。至于他所写的艳体诗则擅于写男女爱情。他早年曾有一段恋爱经历，这些诗往往有其具体的真实感受。
三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祖父白锽曾为河南巩县的县令，置田宅于新郑（今河南新郑）东郭里。白居易生于新郑，自幼聪慧，五六岁时，母亲教他学诗，九岁时已识声韵。十一岁时，父白季庚任徐州别驾。因河南河北藩镇叛乱，居易全家迁往徐州，复奉父命往南方避难，度过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
白居易少有大志，刻苦攻读，昼夜不息，甚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为他应进士举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自德宗贞元三年（787）起，他曾在长安旅居三年，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受到当时著名诗人顾况的称赏。但生活贫困，疾病缠身，终于回家。贞元九年（793），白季庚移官襄阳（今湖北襄阳），白居易随往任所。不久父亡，复依在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任主簿的长兄白幼文为生。贞元十五年（799），宣歙观察使崔衍选拔他为应贡的进士，次年考取第四名进士，同榜共取十七名，以白居易年龄小。贞元十八年（802），考取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白居易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策试，入第四等，授盩厔县尉。元和二年（807）冬白居易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遣。他身居谏官，克尽职守，“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对时政、朝官处理不当之处都直率地提出批评意见。如为在科举考试中录取敢言之士的有关官员辩诬，反对掠夺人民、以钱物邀宠的地方节度使入朝、入相，反对权势熏天的宦官吐突承璀任讨伐叛镇的兵马统帅，建议改革强买民谷、勒索农民的“和籴”，为在旱灾中衣食困难的农民请求减免租税，揭露阌乡县虐害无辜的囚徒等等，充分体现出他不畏权贵、力图有为的精神。
白居易作了三年的谏官，他的言行遭到权贵的嫉恨，也引起宪宗的不满。元和五年（810），在秩满改官的时候，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官俸有所增加，但他心情沉重，因目睹黑暗势力猖獗而自己无能为力，开始萌生了隐退的思想。元和六年（811），便以母丧归家，躬耕渭北，以诗自适。元和九年（814）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也是一个清闲的官职。元和十年（815），朝廷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宰相武元衡为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刺杀。白居易义愤填膺，率先上疏，请求急捕凶手，以肃法纪。但他这一正确举动，却受到一些官僚的攻击，认为他并非谏官，越职言事，同时又捏造他一些罪名，使宪宗把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这次被贬，使他对革新朝政丧失了信心，从对现实的积极有为的态度，转向消极无为。
在江州任所，白居易过着恬淡闲适的生活。虽然也有天涯沦落之感，但已决心从此不再过问世事，消除是非之心。他在庐山盖了一座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与元稹常有书信往还，诗篇唱和。他在初到江州的冬夜，曾给元稹写过一封长信，就是著名的《与元九书》。这封信既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总结，也是他立身处世的行动纲领。他以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语为依归，表明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这种封建士大夫仕隐进退的观念，支配着他一生，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元和十三年（818），白居易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苏州时均有善政，受到士民的爱戴。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
自大和三年（829）58岁开始，白居易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吟诗作文、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会昌六年（846）病卒。
白居易一生留下近三千篇诗作。他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作，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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