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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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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双边关系亦然。本书以双边关系剧变的个案为主，从历史学角度还原剧变过程，分析导致双边关系剧变的具体原因，具体分为界定核心概念、梳理相关案例、归纳诱发因素，以及分析剧变发生机制并提出防范策略四部分。提出并回答了关于什么是双边关系剧变？有哪些有代表性的双边关系剧变，哪些因素会诱发双边关系剧变，国家在防范和应对双边关系剧变时应注意哪些问题等问题。本书对双边关系剧变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利于在剧变发生原因、发生机制，以及对剧变的防范和应对等方面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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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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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兵云，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国际关系专业），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主持省部级课题２项，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国内外媒体发表时评文章30余篇，编著1部。主要研究方向为南亚、中国外交、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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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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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二、研究现状述评（）
三、研究目标、方法、创新及不足（）
四、主要结论与本书结构（）
第一章国家双边关系剧变的概念及判定（）
一、国家双边关系及理论属性（）
二、国家双边关系性质的判定（）
三、国家双边关系变化（）
四、国家双边关系剧变及判定依据（）
五、本章小结（）
第二章国家双边关系剧变的主要案例（）
一、迅速改善型国家双边关系剧变（）
二、急剧恶化型国家双边关系剧变（）
三、反复无常型国家双边关系剧变（）
四、本章小结（）
第三章国家双边关系剧变原因探析（）
一、对国家双边关系剧变诱发因素的归纳与分析（）
二、国家利益效用与国家双边关系剧变（）
三、本章小结（）
第四章国家双边关系剧变的发生及防范应对机制（）
一、国家双边关系剧变的发生机制分析（）
二、国家双边关系剧变的防范应对机制分析（）
三、本章小节（）
余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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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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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1〗（一）选题缘起1905年9月，在日俄战争中战败的俄国被迫与日本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两年后，两国签署“日俄协约”，秘密结成了针对美国的准军事同盟。2015年11月24日，土耳其击落一架俄罗斯战机，由此引发了70年来俄（苏）土之间最严重的外交危机；2016年7月，土耳其境内发生“未遂军事政变”，8月，埃尔多安与普京在圣彼得堡会晤，并声称土俄友谊已经恢复。2017年5月23日，卡塔尔播放了据称是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讲话，该讲话支持伊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批评美国和沙特；不到半个月，巴林、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纷纷宣布与卡塔尔断交。
对于这些在短期内关系性质发生变化的双边关系，现有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关注不多。一方面，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以体系理论为主，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为体系理论，忽视了对双边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体系变化通常是缓慢的，而上述事件中的双边关系变化却是迅速的，体系理论在这方面的解释也相对欠缺。
绪论被忽视的速度——国家双边关系剧变探析双边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处于持续变化中，如同商品的价格以价值为基础不断上下波动。双边关系在持续的变化中产生了诸多现象，如合作、结盟、冲突、战争、和平等，各类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也是在双边关系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现象以及产生的国际组织、国际机制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界的重点研究对象，并且产生了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成果。
双边关系剧变也是国家在互动中产生的现象之一，它表现为两国关系性质的迅速变化。国家在持续的互动中形成了性质不同的关系。国家间关系性质的变化，通常以一些我们所熟知的身份来表述和界定。在国际关系中，界定两国关系最常使用的身份主要有敌人、盟友（朋友）、伙伴和对手等。当两国关系友好时，通常会冠以盟友的身份，如果两国关系矛盾不断甚至发生军事冲突，则会以敌人的身份来定位这对双边关系。不同身份对应不同性质的关系，不同性质的关系有从好到坏或从坏到好的变化阶段。虽然处于持续互动中的国家双边关系在某段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但从长远来看，也是变动不居的。即使是在相对稳定时期，也有细微变化。因此，变化是双边关系的常态。双边关系性质的变化，有些是缓慢的、渐进的，有些则是迅速的、跳跃的。本书把后面一种变化称为剧变。
剧变是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常见现象之一，但目前有关国家双边关系剧变的研究还不够全面系统，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不足：第一，并未明确界定剧变。虽然有的学者在研究某对双边关系在某段时期内的急剧变化时使用剧变一词，但并没有对剧变这一概念作出明确界定，只是想当然地使用了它，也未比较剧变与其他变化之间的区别。帅慧敏：《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俄关系巨变背后的美国因素》，《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年第6期；张淑贤：《从“仇敌”到“盟友”的剧变——1905年~1907年日俄关系分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李玉娟：《合作 摇摆 对抗——冷战起源三阶段》，《历史教学》2006年5期。虽然这些学者在标题或文章中使用了剧变这一概念，但并未对它作出任何解释、说明。第二，只研究某对具体的双边关系之剧变，而没有把它升华为国际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进行总体研究。第三，现有研究偏重于对历史过程的还原和对剧变具体原因的分析，并未分析其发生机制，更未就国家如何应对双边关系剧变提出对策或建议。
虽然双边关系剧变这一现象较两国关系中的战争、冲突、合作等现象相对少见，但是在国际社会中仍然不乏此类现象。上述分析充分表明，研究国家双边关系剧变有自身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历史也同样证明了双边关系剧变在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性，甚至有可能影响国际进程。例如，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恶化为敌人，并因此开始了40多年的冷战。
基于此，本书提出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双边关系剧变？有哪些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双边关系剧变？为什么会发生双边关系剧变，即哪些因素会诱发双边关系剧变？诱发因素是如何导致双边关系剧变的？双边关系剧变的发生机制是什么？国家在防范和应对双边关系剧变时应重点注意哪些问题？
（二）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双边关系剧变是双边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社会中的常见现象之一，加强对双边关系剧变的研究，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意义。
第一，加强对结构-单元这个二重体系中单元层次的研究。在世界政治中，国际体系结构-单元主要是指国际格局中的国家。在肯尼思·华尔兹看来，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文化结构对国家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国际社会中大国的数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国际社会主要大国的数量即国际格局中“极”的数量。冷战时期国际社会是美苏两极格局，冷战后则是单极格局。随着世界政治环境持续变化与发展，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actor/agent）种类越来越多，但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双边关系仍然是世界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是纵观当前国际关系三大理论流派，即结构现实主义（包括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结构建构主义，都是体系理论，而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或行为体，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奇怪现象。对于这一点，体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的集大成者肯尼思·华尔兹直言不讳：“也许对于结构理论最为普遍的批评是它没有考虑到国家政策和行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在结构理论中，国家被忽略了。”［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第二，加强对双边关系变化多样性的研究。结构现实主义强调在无政府状态的作用下，国家注重相对收益轻视绝对收益，导致国家之间的合作是低度的、有限的，竞争、防范、冲突甚至战争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内容。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存在增加了欺骗成本，有利于合作的实现。结构建构主义提出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性质不同的无政府文化以及敌人、对手和朋友三种相应的角色身份，但其焦点是关注前一种文化向后一种文化的进化，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进化理论。同时，结构建构主义只见结构不见过程，变化实际上让位于稳定，“建构主义的宏观理论与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一样，主要解释稳定而非变化”［美］彼得·卡赞斯坦等编，秦亚青等译：《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双边关系的剧变，既包括从盟友关系向敌人关系的剧变，也包括从敌人关系向盟友关系的剧变，还包括从盟友关系或正常关系迅速倒退至断交后的对手关系，或者从对手关系上升为盟友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双边关系变化的多样性。
第三，加强对具体时点的研究。社会科学的目标之一就是使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建立简洁且具有解释力的理论。华尔兹声称，他依据这个标准所创立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告诉我们可以预期什么，但并非何时去预期。无法确定具体的时点是社会科学理论的弱点，其长处则在于能够解释结果。华尔兹指出，就像万有引力无法预测每一片树叶的具体飞行轨迹一样，他建立的国际政治理论也无法预测双边关系的具体走向。结构建构主义秉承了新现实主义这一理论旨趣。亚历山大·温特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提出的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三种无政府文化，也没有明确指出前者何时会向后者转变，只告诉我们可以预期什么，并没有告诉我们何时去预期。本书建立的分析框架不可能准确预测“每一片树叶”的飞行轨迹，但大体可以预测，当两国存在诱发双边关系剧变的基本条件后，在政府换届、突出事件发生后、大国崛起等时间点上，双边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剧变。较之于体系理论对具体时点的故意忽视，本书更重视对具体时点的研究。
2现实意义
绝大多数国家有过与他国关系剧变的经历。预防和正确应对双边关系剧变，具有不同层次的现实意义。
第一，从全球视角来看，大国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防止大国双边关系急剧恶化，促进双边关系迅速改善，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从地区视角来看，无论是在地缘政治层面还是在地缘经济层面，地区局势都对该地区内的各国具有重大影响。防止该地区内各国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有利于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第三，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稳定，直接关系到中国外交战略的贯彻与落实，中美关系、中俄关系等对中国外交战略具有重大战略影响的双边关系尤其如此。周边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和优先方向，保持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稳定，事关中国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构建。
二、研究现状述评
在国际社会中，除了双边关系外还有诸如多边关系、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关系、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等其他关系。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中，双边关系占有什么地位？这是文献综述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涉及双边关系变化的主要观点有哪些？第三个问题是，不同国际关系理论对双边关系变化原因的分析，主要有哪些观点？下文将逐一进行述评。
（一）被“冷落”的双边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理论按内容来划分，有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形势。当然，这三者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不可能脱离国际关系史和国际形势。不论是在国际关系史研究中，还是在国际形势研究中，双边关系研究都是核心内容之一。本书所谓被“冷落”的双边关系研究，主要是指在现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双边关系研究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1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双边关系的研究
双边关系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以来，世界政治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不论是在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其他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双边关系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被“冷落”的地位。
第一，体系理论对双边关系研究的“冷落”。华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的问世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新纪元，体系理论自此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导范式，在批判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另外两大主流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和结构建构主义，均是体系理论。三大体系理论成三足鼎立之势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国际观察》2016年第1期。理论范式之间的争论暂时得到平息。在此背景下，国际体系中的单元行为体以及单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双边关系研究被相对忽视。虽然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都强调国家是国际社会中的核心行为体，但由于其分别强调实力结构、制度结构和文化结构，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均主张结构或体系决定单元的行动，因此，无论在哪种结构中，国家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
除此之外，国际关系理论中还有其他体系理论，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在《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沃勒斯坦提出其核心问题：假如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即有各自的“自然历史”，那么，世界体系本身的“自然历史”是什么呢？沃勒斯坦把国际结构分成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中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国际社会结构的变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页。沃勒斯坦在建立其理论时，完全放弃采取主权国家或国家社会这个模糊概念作为分析单位，主张世界体系才是唯一的社会系统。［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显然，双边关系在现代世界体系理论中同样被“冷落”。
虽然在这些体系理论中，双边关系处于从属或被支配地位，但它提醒我们，在构建双边关系的理论框架时，国际环境，尤其是国际体系可能对双边关系的变化产生较大影响。因此，本书在建立双边关系剧变机制的分析框架时，将国际环境与国际体系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其中。
第二，在一体化理论中，双边关系处于从属地位。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的巨大成功催生了国际关系一体化理论的出现，虽然“一体化既没有人们能普遍接受的定义，也没有一系列人们认可的标准作为测量的基础”［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74页。，但这并不妨碍一体化理论的发展。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一体化理论，如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一体化理论认为：一体化进程以共同经济市场为出发点，最终会把那些原本互相分散的政治机制和实体整合成为同一区域内覆盖范围更广的实体。［法］达里奥·巴蒂斯特拉著，潘革平译：《国际关系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一体化进程有两个核心内容：第一，它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第二，它是一个不断外溢的过程，即只有前一个阶段的合作达到或超过某一标准后，才会进入到下一个更高级的阶段。一体化理论的主要分析单位有两个：一是国际组织；二是问题领域。几乎找不到双边关系的“影子”。
包括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在内的一体化理论虽然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时倍受关注，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滞不前后，不足和缺陷彰显无疑。2016年7月，英国在全民公投后退出欧盟的“黑天鹅事件”加深了学者对一体化理论的质疑，一体化理论的发展遇到重大挫折，但这并没有导致它失去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为预防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提供了某些借鉴意义。
第三，在决策理论中，国家是主要分析对象，但双边关系却处于“隐身”状态。概而言之，决策就是在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备选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行为。［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85页。在世界政治中，国家是进行外交决策最主要的行为体，因此，国家理所当然成为决策理论最主要的分析对象。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理论把国家当作一个“黑箱子”，决策理论则是把这个“箱子”打开。决策理论打开国家这个“箱子”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发现“箱子”内部哪些因素影响国家决策，以及国家是如何决策的。官僚机构、决策过程、领导者、舆论（民意）、民族特性、历史等因素都是决策理论的分析对象。［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585—635页。决策理论的初衷是要通过“打开”国家这个“箱子”以理解和解释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双边关系自然包括在内），但当这个“箱子”被“打开”后，决策理论将主要精力都放在研究这个“箱子”的内部结构及其运作规则等内部因素上，结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双边关系处于“隐身”状态。
决策理论较少直接提及双边关系，但它对国内因素的深入挖掘却值得我们在观察双边关系时认真思考。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双边关系是外交的组成部分之一，双边关系剧变必然以国内因素为基础。因此，第一章分析双边关系的理论属性时，明确指出它属于外交政策理论。
第四，在三角关系理论中关于“大三角”的文章，可参阅陈友谊：《论调整大三角战略格局的意义、方式和时机》，《世界经济与政治》1989年第2期；赫修民：《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基础的变化及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1990年第2期；夏立平：《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三角关系:超越均势理念》，《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陈民、肖铁：《战略大三角关系研究的学派介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0年第8期等。，双边关系扮演“绿叶”角色。三角关系理论虽然以双边关系为基础，但主要分析三边关系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结构的变化。其核心内容是一国行为或一国实力的增长对这个三边系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三角关系理论也属于体系理论，但由于它成员少，关系相对简单，而且对大国之间三角关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因而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析框架。
三角关系理论提醒我们，在研究双边关系剧变时，要充分考虑第三国因素。当然，在现实世界政治中，还可能有第四国力量甚至更多的外部力量影响双边关系。要建立有充足解释力的双边关系剧变分析框架，必然要把第三国甚至更多国家的影响纳入其中。
2其他理论（学者）对双边关系的研究
尽管在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双边关系研究相对被“冷落”和边缘化，但还是有学者从理论上研究了一些重要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双边关系。
第一，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双边关系的理论研究。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先后提出“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中国则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学者认为，中美通过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最终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胡宗山、余珍艳：《“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6期；苏长和：《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巴里·布赞、节大磊：《划时代变迁中的大国关系》，《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徐坚：《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条件与主要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高琪：《正确解读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代世界》2014年第4期；牛新春：《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几点思考》，《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2期。虽然按照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属于体系理论，但它无疑是双边关系，是相对特殊的双边关系。
第二，威胁-利益模式。何楷在改进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威胁-利益模式。何楷借助威胁-利益模式，分析了1949年至2015年的中美关系。他认为，中美关系的本质，既不是合作，也不是竞争，而是两国领导人对两国安全威胁和经济利益的认知。如何管理两国领导人对彼此的认知，如何在合作与竞争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未来中美两国领导人处理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He Kai，“Explaining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Nexus of TreatInterest Perceptions，” Pacific Review，Vol30，Issue 2，2017.
第三，“要约-回应”机制。国家与国际组织，如中国与东盟、中国与欧盟的双边关系，本质上也是双边关系。总体而言，中国与东盟关系处于发展和上升期。如何认识20多年来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合作领域取得的进步？王玉主提出了“要约-回应”机制。所谓“要约-回应”机制，是指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一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向另一方提出合作倡议，另一方基于本国利益就此合作倡议向对方做出回应的过程。两国合作通常要经过多次博弈才可能实现。虽然发出要约以及对方作出回应后不一定必然实现合作，但没有要约和回应，就一定没有合作。王玉主：《“要约-回应”机制与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
第四，瑕疵双边关系理论。所谓瑕疵双边关系，是指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双边关系。根据逻辑演进方向，可从两个视角观察瑕疵双边关系：一是以瑕疵为导向，即以存在争端的领土主权为导向，观察瑕疵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状态的排列组合所构成的瑕疵指数体系。瑕疵指数的高低决定双边关系的发展状态或发展水平。二是以双边关系为导向，通过观察双边关系的总体发展水平来考察瑕疵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换言之，两国关系总体状态的好坏，会反过来影响瑕疵指数的高低。王峥：《瑕疵双边关系理论和南海争端下的中菲与中马关系比较研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2期。观察瑕疵指数、认识瑕疵理论的作用机制，有助于分析和理解存在领土主权争端的双边关系的演变规律。
第五，影响双边关系的常量与变量。在处于不断变化的双边关系中，双边关系是因变量，导致双边关系变化的因素则是自变量。导致双边关系变化的因素有哪些？这是很多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刘鹏分析了美国与缅甸双边关系中的常量与自变量。刘鹏认为，美缅关系受常量和自变量的影响。其中，常量对美缅关系的影响相对稳定，而自变量的影响则难以确定。美缅关系中，美国的常量利益包括：防止缅甸发展核武器；释放昂山素季并参与缅甸的政治进程；在缅甸实现所谓“美式民主”；保护美国在缅甸的经济利益。缅甸的常量利益包括：维持缅甸的主权和独立；维护缅甸的国家统一；追求国际认可，获取美国的支持及促进国内发展。美缅关系中的自变量包括：昂山素季的态度和缅甸国内政治，解决地方武装力量及国内和平。Peng Liu，“USMyanmar Bilateral Relations: ‘Constant Variables’ and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nual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Region (2014)，pp223-253虽然刘鹏只是以美缅关系为个案，所分析的影响双边关系的常量与自变量是美国和缅甸的具体国家利益，但这种思路和方法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其他双边关系。
（二）国家双边关系变化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国家间关系同样如此。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内，国家间关系是相对稳定的，但就其长期发展来看，则一定是变化的；即使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也会出现小的起伏和波折。不同学者及不同理论流派的理论旨趣不同、核心假设不同，因此，他们对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关注重点有所差异。本部分将从双边关系性质的变化以及双边关系变化周期两个方面梳理相关研究。
1双边关系性质变化的研究现状
双边关系总体而言是变动的，其中，有些变化是细小的、轻微的，这类变化为量变；有些变化则是巨大的、震荡的，这类变化为质变。双边关系从冲突到合作，可以划分为不同状态，不同状态的关系通常会以身份来表示，敌人、盟友、伙伴、对手等身份是最经常使用的表示双边关系性质的概念。本书所谓双边关系性质的变化，就是指两国关系从一种性质变化到另一种性质。我们通常把双边关系从冲突状态向友好状态转变称为改善或上升，从友好状态向冲突状态转变称为恶化或下降。在这个意义上，双边关系性质的变化就是双边关系方向的变化。
（1）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双边关系性质变化的主要观点
不同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起点不同，关注焦点不同，因此，对双边关系性质的变化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
结构现实主义的下降型加循环型变化观。结构现实主义对国家间关系变化的认识，可概括为：（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范式中，尚无具体的理论分支专门研究双边关系的剧变，但根据其理论逻辑可以推断，国家间关系变化的剧烈程度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成正比关系。换而言之，在双边关系中，当一国损害或维护另一国利益的等级越高时，双边关系剧变的时间越快、变化幅度越大。
表面上看，结构现实主义关注国际关系（包括双边关系）中所有性质的变化（包括剧变），但根据其理论逻辑，它更偏好关系恶化方向上的变化。不论是古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都强调国家合作的有限性。古典现实主义从人性“恶”的逻辑起点出发，认为人性的原因加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质，追求权力最大化的国家之间充满猜忌和怀疑，因此，国家间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不可能长久，更不可能深入。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处于无政府社会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各国为了维护本国安全，担心在合作过程中他国的相对收益超过本国的相对收益，最终危及本国安全而有意限制合作甚至放弃合作。
可见，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悲观论。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在双边关系变化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关系，只有永久的防范。总而言之，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悲观的理论”，是“历史循环理论”。［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30页。如何才能让国家间关系走出结构现实主义的悲观论？很多学者为此不断探索。其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发现了在国际社会中部分限制人性的“恶”及无政府性质的因素，它们的存在能促进国际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水平型变化观。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家间的关系大体可分为三类：和谐关系、合作关系以及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存在；而合作关系是指国家之间有矛盾，但通过相互协调最终可以实现合作，实现国家利益的双赢或多赢；敌对关系更多的属于结构现实主义的研究内容，新自由制度主义较少研究国家间的敌对关系。
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发现，尽管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存在不对称性、敏感性和脆弱性，但经济、安全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弱化无政府性质对国家合作的限制。当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高，且大体上是一种对称相互依赖时，国家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越低。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认为，国际机制会增加国家欺骗行为的成本，有利于减少国家间合作阻力，限制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间的不合作行为，最终促进国际合作。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基欧汉在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作理论，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我们还多少能找到双边关系变化多样性的“影子”。有些学者明确指出，相互依赖既会促进合作，也会引发冲突，但书的主旨是分析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国家之间冲突成本过高，合作的可能性更大。但在《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中，基欧汉则只分析了制度对促进合作的作用。在双边关系中，他只关注合作这一个侧面，因此，其变化观可称为水平型变化观。
结构建构主义的上升型变化观。借助符号互动理论，结构建构主义建立的无政府文化结构是由国家建构的理论框架：国际社会由国际结构、行为体以及过程三部分组成，行为体和国际结构在进程中相互建构。国家之间的互动建构了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而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被建构后，则会建构在这些结构中互动的行为体的角色身份。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相对应的角色身份分别是敌人、对手和朋友。就无政府文化的变化性质来看，是螺旋式上升或波浪式前进，具体表现为从霍布斯文化发展到洛克文化，再从洛克文化发展到康德文化，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将从敌人关系进化到对手关系，最后再发展成朋友关系。根据温特的判断，当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文化结构主要是洛克文化，同时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国家之间还存在霍布斯文化和康德文化。当洛克文化中存在四个主变量时，无政府文化可能会转变为康德文化。总而言之，温特认为，国际社会不会倒退，而是会朝着世界政治政府和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大同方向发展。可见，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是一种“乐观的理论”，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化的理论”。［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
由此可见，结构建构主义的关注焦点是无政府文化性质的变化，双边关系的变化被包裹在无政府文化的变化中。因此，我们根据温特建构的无政府文化变化逻辑，可以推断出他对于双边关系是持向前或向上发展的线性上升型变化观，温特的建构主义也被有的学者称为进化理论。
（2）其他理论（学者）关于双边关系性质变化的观点
除了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外，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对双边关系性质的变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判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过程建构主义的上升观。秦亚青提出的过程建构主义与结构建构主义的核心区别是，前者强调过程，后者虽然也指出了结构在过程中被建构，但更强调结构而忽视了过程。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过程孕育了规范，同时，也培育了集体感情，并形成“元关系”。在规范和集体感情的作用下，双边关系总体而言是不断改善的、上升的。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5—58页。
退化机制理论的下降观。进化理论最大的缺陷是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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