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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时隔五年,“鬼作家”祖克曼最后一次华丽返场
以“反生活”逃离生活,以“反自我”锚定自我
到底什么是“反生活”?知名作家内森·祖克曼曾视写作以外的生活为一种耻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几乎把自己写出了生活”,如今他越来越羡慕平凡的生活,想娶妻生子,过一种不被写作支配的“反生活”。内森的弟弟是一个小有所成的牙医,有自己的诊所,按部就班地履行着他作为丈夫、父亲的责任,然而一次意外的发生,让他意识到这种他需要越来越长的假期才能从中幸存下来的庸常,这种迫使他发挥自己生而平凡的才能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堪忍受。像俄罗斯文学中那些狂热的灵魂一样,抱着古怪而又崇高的渴望,他逃离了平凡生活,逃向了身心灵,逃向了“反生活”。
罗斯借祖克曼兄弟的“反生活”探索,让我们看到,生活未必遵循一条道路,一个简单的序列,一个可预测的模式;生活,和小说家一样,具有一种强大的改头换面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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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反生活》系罗斯“被缚的祖克曼”三部曲之后第四部以小说家内森?祖克曼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罗斯凭借该小说获得国家书评人奖,并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
小说以祖克曼两兄弟内森和亨利各自的命运为两条主线。哥哥内森是美国知名小说家,弟弟亨利则是小有成就的牙科医生。二人因为内森的成名作《卡诺夫斯基》而反目,亨利指责内森不负责任地夸大、扭曲他的私生活。在互不往来多年后,因为内森的葬礼,亨利再次走进内森的生活。而另一方面,在以内森为第一人称的叙事中,葬礼的主人变成了亨利,参加葬礼的是内森。亨利先是在美国死于一场外科手术,接着又在以色列以哈诺赫的身份复生。内森和亨利的双重叙事并非并行不悖,而是互相穿插、互为纠葛,甚至互相矛盾、互为颠覆。借助主人公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后现代写作技巧,《反生活》揭示了环境、际遇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人生选择是如何改变人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带给人不同的身份以及对身份的认同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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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菲利普?罗斯(1933-2018)
美国小说家,出生于新泽西州纽瓦克市。1959年凭借处女作《再见,哥伦布》受到瞩目,此后笔耕不辍,获奖无数,赢得国内外的高度认可。2012年宣布封笔,一生共创作29部小说,代表作有《波特诺伊的怨诉》《鬼作家》《萨巴斯剧院》《美国牧歌》《人性的污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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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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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塞尔/1
二 犹地亚/47
三 在空中/139
四 格洛斯特郡/181
五 基督世界/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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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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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说我逆来顺受,只是因为我碰巧认识到,有些事不可避免会带来失望,这时候抱怨简直太荒谬了。
你之所以向我倾诉,是因为你相信我能明白温蒂那张嘴的意义——你是对的。它的意义远不止那多汁的感官享受。它是你那一点戏剧性存在,是你的混乱,你的越轨,你的冒险,是你对你那压倒性美德的日常的小小叛乱——每日与温蒂放纵二十分钟,然后晚上回到家,回归普通家庭生活带来的片刻满足。极尽讨好的温蒂的嘴,让你尝到了无所顾忌的乐趣。尽管如山川一般历经沧桑,但整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可一定不止于此,一定有更多的原因!像你这样名副其实的乖孩子,有着如此鲜明的是非观,怎么可能就因为那张嘴而进了棺材?我为什么没有阻止你?
祖克曼一直在想的是,性无能拉近了他与按部就班生活的距离。只要他有性能力,他就可以挑战和威胁稳固的家庭关系,哪怕只是为了好玩;只要他有性能力,他的生活就会在按部就班和打破禁忌间留有余地。一旦失去性能力,他感到自己注定要过一种墨守成规的生活,一切皆成定局。
确实,和温蒂相处的时光,无论是在牙科诊所,还是下班后,或者在工作室,对亨利来说都是一种艺术;在祖克曼看来,亨利丧失性能力就像艺术家的艺术生命永远枯竭了一样。重新分配给他的是责任之艺术——不幸的是,那将是他需要越来越长的假期才能从中幸存下来的庸常。他又被迫去发挥自己生而平凡的才能,正是这种才能禁锢了他的一生。
他父亲从夜校毕业才当上医生,获得尊严,这样的父亲令人钦佩,但希米这类人全然不同,这些枯燥乏味、墨守陈规的庸才离经叛道,心肠冷酷。他们用牙齿从生活的大腿上生生扯下一块肉,拖着它到处走,与他们嘴里淌血的肉块相比,其他一切都显得意义苍白。这类人没有半点智慧;他们极度自满,又完全没有自我意识,除了最基本的男子气概,他们一无所有,但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大有前途。他们也曾经历惨痛,蒙受损失,绝不会因为生性粗野而无法感受:他们擅长用棍棒将人打个半死,自己也难免挨棍棒。关键是,痛苦磨难并没有使他们的求生欲望减少半分。他们缺乏细腻的感受或怀疑的精神,缺乏凡人的无力感或绝望感,容易让人觉得他们缺乏人性。然而,他们身上的人性却是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的:他们是真正的人。在他自己的父亲不懈地追求成为最优秀的人类代表时,希米这类人已然是人类的脊梁了。
“别傻了。你会留下来的。”说到这里,他放下勺子,走到餐桌我这一边。他用那不寻常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领到餐厅的一扇窗户前,从那可以俯瞰现代化的耶路撒冷,再往远处是城墙围绕的古城。“看到那棵树了吗?”他说,“那是棵犹太树。看到那只鸟了吗?那是只犹太鸟。看,那边,一片犹太云彩。只有这里才是犹太人的国度。”
散立在哭墙前的是全世界一千二百万犹太人中的十七个,这会儿正在跟宇宙之王交流:有的在念祷文时急速、有节奏地摇摆;有的一动不动,只有嘴巴飞快地一张一翕。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只是在跟石头交流。在他们头顶二十英尺的高处,几只鸽子正栖息在石缝里。我想(就如我一直以来所想的那样):“要是有个上帝在我们这世间发挥作用,我就把自己的头给砍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忍不住被这种石头崇拜的景象所吸引,对我来说,这显然证明了人类思想中最弱智的一面。我心想,石头很贴切:究竟还有什么比石头反应更迟钝的呢?即使是飘过我们头顶的那片云,舒基已故父亲的“犹太云”,对于我们无处不在和很难确定的存在,也没有显得那么漠不关心。如果这十七个公开承认是同石头交流,而不是想象自己直接同造物主对话,那我反而觉得同他们亲近些。如果我能确定他们知道自己说话的对象只不过是石头,我甚至可能会加入他们。舒基之前管这个叫吻上帝的屁股,他对此的反感尤甚于我。至于我,它只是让我想到,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喜欢这种仪式。
他说这些话时我在想,人们把生活变成那样的故事,又将故事变成那样的生活。回到新泽西,他确信自己饱受压力,最终导致了冠状动脉疾病,究其原因,则是他缺乏逃离南奥兰治前往巴塞尔的勇气,这让他羞愧不已;在犹地压,他的诊断正好相反——在这里,他把自己的病归因于离散犹太人不正常状态下那种隐形的压力,最明显地表现在“犹太人原始的逃亡之梦……和心爱的非犹太姑娘一起逃去瑞士”。
在安息日唱着歌的罗妮特看上去就像其他女人一样,对自己的处境心满意足。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对生活的热爱,那种生活摆脱了犹太人的卑躬屈膝、低三下四、夸夸其谈、忧虑恐惧、疏离异化、自我怜悯、自我讽刺、自我怀疑,也摆脱了犹太人的忧郁、扮丑、怨怼、神经质、内向性、吹毛求疵、社交焦虑和社会同化——简言之,它赦免了所有犹太人的“不正常”,即那些自我分裂的特质,它们在我认识的每一个执着于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
“你说说看,”李普曼说,“犹太人做什么事能让他的犹太身份不至于臭气熏天?有些外邦人觉得我们臭,因为瞧不起我们。还有一些外邦人觉得我们臭,因为他们仰视我们。然后是那些既俯视又仰视我们的外邦人——他们是真的怒不可遏。没完没了。首先是犹太人的抱团令人厌恶,然后是犹太人被同化的荒谬现象不像话,现在是犹太人的独立是不可接受和不合理的。一开始是犹太人的被动令人厌恶,温顺、随和、像绵羊一样走向屠宰场的犹太人——现在,比令人厌恶更糟糕的、彻头彻尾邪恶的是犹太人的力量和斗志。一开始是犹太人的孱弱让健壮的雅利安人憎恶,瘦弱的犹太男人带着他们虚弱的犹太躯体,一边放债,一边埋头读书——现在令人厌恶的是强壮的犹太人,他们懂得如何使用武力并且不惧怕权力。一开始是无家可归、身为世界公民的犹太人被视为陌生的异类,不值得信任——现在被视为异类的是那些自大的犹太人,他们相信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在自己的家园中决定自己的命运。听着,阿拉伯人可以留在这里,我也可以留在这里,我们可以和睦相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干他想干的事,在这里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只除了一件事,不能建立政权。如果他们想要建立政权,不能容忍没有政权,他们可以迁到阿拉伯国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有十五个阿拉伯国家可供他选择,其中大多数甚至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阿拉伯人的家园辽阔、广袤,而以色列国不过是世界地图上的一个小点,只有伊利诺伊州七分之一大,但却是整个地球上犹太人能建立政权的唯一地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让步!”
他突发奇想,要为更高的目标而活——那就随他去吧。俄罗斯文学中充满了这般狂热的灵魂,他们都抱着古怪而又崇高的渴望,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文学中可能比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好吧——就让他成为梅什金那样的人物吧。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那也是他处境之悲怆与我无关……然而,如果他迫切想离开阿戈,回到孩子们身边,甚至回到妻子身边呢?如果他就是想到阿戈来,想在这儿经历那种可怕的挑衅行为,再次把自己束缚在那些老旧的宗教信仰和习惯中呢?如果他意识到光露丝一人可能就比他在以色列找到的任何东西都更“有意义”呢?如果他看到自己是多么无可救药地过度投入到无法开始的事情上呢?即使自信满满,即使身揣手枪,即使有最好的李普曼融入他的血液,在我看来,他似乎比在新泽西时更身陷困境,已经完全陷进去、完全被征服了。
“不如用枪爆了我的头吧?”既然他现在身上没带枪,我便就此反问道,“应该不难办到吧,考虑到你内心已没有冲突,也没有怀疑。听着,我崇尚真实,但它跟人类的表演天赋比起来可差远了。那可能是我们经历过的唯一真实。”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觉得你做了件大事,很了不起。我不会无视这一点。像这样的生活交换——就像一场大战后双方交换俘虏。我没有轻视这件事,否则我就不会来了。你拼了命去隐瞒,但我也看到你为此付出的代价——当然,你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尤其是在孩子们的问题上。毫无疑问,你无法认同自己曾经的生活方式。我没有小看这一切,自从见到你,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的事。我只是想问你,为了改变一些事情,你是否必须改变一切。我指的是导弹工程师口中的‘逃逸速度’——诀窍就是在不超出目标范围的情况下设法离开大气层。”
此外,犹太复国还出于一种高度自觉的愿望,即剥离几乎一切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欧洲基督徒看来是犹太人特有行为的东西——扭转犹太人的存在形式。构建一种反生活,其核心是针对自己的反神话。这是一种梦幻的乌托邦主义,一种极端的人类变革宣言——而且在一开始就像任何有史以来的构想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只要犹太人愿意,他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在建国之初,除了阿拉伯人,这个想法几乎吸引了所有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全力支持犹太人勇往直前,在他们自己的小家园里解除自己的犹太身份。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方曾经如此大受欢迎的原因——犹太人不再犹太,棒极了!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疯子。说实话,你们俩都有点。但你安然无恙,在生活中从不为此烦扰——你把疯狂写进书里,还大赚一笔。你把疯狂转化为利润,但犹太人问题依然是你们家族疯狂的全部。亨利只是一个晚熟的祖克曼疯子。”
现在他一门心思都在犹太事业上,不过再见到孩子们,情况也许会有所改变。目前他用犹太理想主义来隔绝你我,但等他见到孩子们,我们就有机会认清,这一切到底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还是只是他正在经历的某个混乱阶段。青春期的最后一次大爆发,也可能是中年阶段的最后一次大爆发。原因或多或少都一样:渴望过一种更有深度的生活。这种渴望看起来足够真诚,但实现的手段,我承认,似乎全靠代入他人的经验感受。现在的他似乎要对他认为曾经妨碍他的一切进行报复。他仍沉浸在那种同心协力的氛围中。可一旦兴奋感开始消退,和孩子们相见也许会促使他与你和解。如果你愿意的话,卡罗尔。”
我写这封信难道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给自己一个交代,为了把他那些无趣的经历变得有趣一些吗?回顾过去的四十八小时,和亨利独处时,我感觉自己就像陪着一个肤浅的人做了个深刻的梦。他从生活的局限中逃脱,和他在一起时,我反复尝试赋予他这一行为更深刻的意义。可最终在我看来,尽管他决心改头换面,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天真、无趣。即使在那里,在那个犹太人的温室里,不知怎地,他也保持着自己平庸的本色,而我所希望的——也许甚至是我去找他的原因——是发现他变得比原来的亨利更令人费解、更独特,在他平生第一次从家庭责任的安全壳中解放出来之后。可这就像期待隔壁女人——你怀疑她对丈夫不忠——向你透露自己是爱玛?包法利,而且还是操着一口福楼拜式的法语。人们不会把自己当作完全成熟的文学人物交给作家——一般来说,他们能留给你的线索很少,在初印象的冲击之后,几乎就帮不上什么忙了。大多数人(首先是小说家自己,他的家人,他认识的几乎每一个人)绝对谈不上独一无二,而他的工作就是让他们显得与众不同。这并非易事。如果亨利要变得有趣,那我就必须实现它。
慢慢重读舒基这封让我吃惊不已的信时我能想到的只是:人确实无法逃避自己的命运。我永远都不缺那些大的禁忌,我不得不将我的天资嵌入它们如老虎钳般的齿口之间。“这些责难,”我想,“会追随我直到坟墓。谁知道呢,如果哭墙那儿的人是对的话,也许直到死后世界。”
需要多少个小时的谈话才能让我们适应缺失的东西?我把自己暴露在她的声音中,仿佛那是她的身体,从中汲取感官上一点一滴的满足。所有精致的快感都可以从语词中获得。我的肉欲现在成了真正的虚构,成了复仇的复仇,语言且唯有语言必须提供释放一切的手段。玛丽亚的声音,她的舌头,是唯一的情色工具。
“确实。但我再也不想一辈子光写作了。曾经有一段时间,一切似乎都从属于编故事。在我年轻些的时候,我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关心写作之外的事情是一种耻辱。然而,打那之后,我开始更加羡慕平凡的生活,不介意被它玷污一点点。我越来越喜欢传统的生活,不介意别人一点点败坏我的名声。事实上,我觉得我几乎把自己写出了生活。”
十年,甚至是五年前,他做了已婚男人做的事,试图从他的生活中操出一条出路。年轻男子靠操那些后来成了他们妻子的女孩进入生活,婚后又出现别的女人,他们再试图从生活中操出来。接着,像亨利一样,如果一切还没搞砸的话,他们就会发现,只要明智、谨慎,就可以做到同时操进操出。他曾经期望通过与别的女人私通来填补空虚,而现在他不再为生活的空虚而感到恐慌;他发现,只要你既不害怕空虚,也不为它感到恼火,而且不高估它,那么空虚就会自然消失。假如静观其变——即使是和一个你应该爱的人单独相处,而她让你感到极度空虚——空虚就会消失;假如不反抗,不急着去操别人,而且你们双方都有别的要事要处理的话,空虚就会消失。而你可以重新体会到某种以前有过的意义和真实,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获得生机。诚然,那种活力与实感之后也会消退,但假如你静观其变,它还会回来……就这么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或多或少就是他和卡罗尔在一起时的情形:保持一种婚姻关系,保证了孩子们的幸福,维持了一个稳定家庭所带来的秩序满足感,而不至于陷入惨不忍睹的家庭战争或者无可忍受的沮丧。毫无疑问,他仍然会动那种念头,甚至时不时地会满足一下自己的需求。谁能容忍一桩一心一意投入其中的婚姻呢?凭着他的阅历和年龄,他明白不管外遇还是私通,随便你怎么说,可以减轻婚姻内部的压力,教会哪怕最没想象力的人,一夫一妻制并非上帝赐予的,而是一种社会产物。在这一点上,只有那些太过可悲、不敢挑战的人才严格遵守它。他不再梦想拥有“妻子以外的妻子”。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一条人生法则,那就是:你最渴望和她上床的女人,不一定是你愿意厮守一辈子的女人。
“假如你是新泽西人,”内森说,“写了三十本书,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活到九十五岁,白发苍苍,那么,尽管不大可能但并非绝无希望的是,在你死后,新泽西高速公路某处休息站会以你的名字命名。这么一来,在你离开很久之后,确实有人记得你,不过大多数是小孩子。他们会在汽车后座对着前面的父母喊道:“求求了,在祖克曼站停停——我要撒尿。”对于一个新泽西小说家来说,这就是他所希望且可以实现的不朽。”
她说,一个父亲的身躯就像格列佛——你可以在把双脚架在上面,可以紧紧地依偎着,可以在上面走来走去,一边想着‘这是我的’,在上面歇歇脚,然后从那上面走下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并非或此/或彼——下意识地从同样难度和令人遗憾的诸多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而是在于和/和/和/和/以及。生活就是一个“和”:偶然的和永恒的,难以捉摸的和可以把握的,异乎寻常的和意料之中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所有这些纷繁错综的现实存在,相互纠缠着、重叠着、冲突着、连接着——还要加上形形色色的幻想!这个乘上这个乘上这个……除了大规模制造误解,一个聪明人还可能做其他事吗?什么也做不了,当我离开家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俩之间的相互吸引是真挚而强烈的,然而不管我们在圣歌仪式上有什么样的共鸣,玛丽亚和我绝不是索马里兰的人类学家,也不是在一次风暴中留下的孤儿:她有她自己的出身,我也有我的。那些我们曾热烈探讨过的差异性,一旦它的魅力开始消退时,那么就会发生侵蚀作用。我们无法固守“我们的自我”,让“他们”见鬼去,就像我们不能让入侵我们田园生活的二十世纪见鬼去一样。我认为,问题在于:即使她母亲是个根深蒂固、顽固不化的上流社会势利小人,玛丽亚也还是会爱着她,并为爱所困——她并不是真的希望她母亲接受一个异教徒的外孙,然而她又不想与我发生冲突。而我呢,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想失去妻子、孩子,也不想在这场争论中败北。我如何才能从这场古老意志的冲突中挽回我想要的东西?
天哪,误入不欢迎你的人群中强颜欢笑是多么令人愤怒,而妥协又是多么可怕,即使是为了爱。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要求我依从什么,我发现自己全部的努力似乎都是与他们对抗。
过去,不可避免的过去,已经掌握了控制权并即将破坏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不做点什么来阻止它的话。我们可以轻易地理解彼此,可一旦涉及带到我们共同生活中来的、打上部族烙印的历史则另当别论。无论多么不易察觉,她都接受了他们的反犹主义,我会在她身上听到反犹主义的回响,而她眼中的我则成了以犹太身份为重中之重的犹太人,难道我真有可能抱着这样的感觉吗?有没有可能我们谁也无法抵制这种古老陈腐的东西?假如无法将她从那个即使我在那里受欢迎我也不情愿介入的世界里分离出来,那又该怎么办?
然而最初动摇大多数婚姻的争斗往往就是这种——由角色代理为真正敌对的双方而战。其敌对矛盾从来就不是基于此时此地,而是有时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以至于祖父母辈的价值观的残余成了一对新婚夫妇的互相谩骂。尽管他们希望保持纯真,然而过去总是在梦中啃噬着他们,抑制着一切更新。那么我回家后该怎么说呢?既然我弄明白了这一切,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呢?是跑上楼去吻她,假装一切顺利,还是叫醒她,告诉她我一直以来的想法——还是最好悄无声息地走进屋,让生活的延续这一现实的粘合剂来修复我们之间的裂痕?要是她不在家,要是她到她姨妈家跟菲比同睡沙发床,因而楼上卧室一片漆黑、屋内一片寂静怎么办?要是这始于中东时间黎明时分在耶路撒冷搭出租到机场安检的漫长一天,以玛丽亚从一个好斗的犹太丈夫身边逃到肯辛顿 而告终怎么办?从以色列到教堂地下室,到餐馆,再到离婚法庭。在这个世界里,我是恐怖分子。
要是她不在家。
坐在这里,凝视着那条黑乎乎的河,我想象自己重返那种靠将自己与锚定而奋力摆脱的生活。这个有着顽强自制力和勇气的女人,这个魅力在于审慎和含蓄的女人,这个感性认识卓越、思维清晰动人,虽然钟情的性爱姿势只有一种,却并非对情欲一无所知的女人,这个受过感情创伤、优雅甜美的女人,她能言善辩,聪慧伶俐,有条有理,对生活有着透彻的理解,还有侃侃而谈的天赋——要是她不在家呢?想象一下玛丽亚走了,我的生活没有了这一切;想象一下失去具有任何意义的外在生活,一个无他的自我再次被自我并吞——所有的声音重又变成腹语,内心种种矛盾重又单调沉闷地互相撞击。想象——舍弃一种非禁锢于脑子里的生活,只剩下孤立的、怪异的自我斗争。不,不——不,不,不,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机会,我已经自我变形够了。当我回到家时,让我发现在床上,在我们同盖的毛毯下,所有那些非句法上的美丽起伏,非词语的臀部,非我造物的柔软鲜活的臀部——让我看到在那里睡着我为之奋斗、我所渴求的女人。她让我感到惬意满足,她孕育着我们的未来,她的肺里静静地涌动着生命的真实空气。假如她果真走了,我的枕边总该留下一封信……
但是内森,安宁让你不安,尤其是在写作方面——对你来说,那是糟糕的艺术,对于读者,而且毫无疑问也对于你本人,都过于舒适了。你最不想要的就是让读者感到快乐,感到一切都舒适无争,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田园牧歌不是你的风格,而“祖克曼的家庭生活”现在对你来说似乎就是这样,是一个过于简单的解决方案,是你讨厌的那种田园诗,是一个在完美河岸边的完美景色中的完美房子里的天真幻想。只要你在赢得我,将我从他身边夺走,只要我们在为争取监护权而斗争,只要为权利和财产的斗争仍在进行,你就能全神贯注。然而现在我开始觉察到,你害怕和睦,害怕玛丽亚和内森两个人过上幸福安定的家庭生活。对你来说,这种生活暗示着祖克曼卸下了负担,除此之外,它不是挣得的——或者更糟的,它不够有趣。对你来说,作为一个天真无邪的人而活着,跟作为一个可笑的怪物而活着没有什么区别。你所选择的命运,同你对命运的看法一样,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天真无邪,断然不会让有着田园牧歌渊源的我,狡猾地把你变为一个田园牧歌式的犹太人。我想,你为自己竟也经不住诱惑,产生过类似他人的愚蠢而又幼稚的单纯梦想而感到羞耻。真丢人。那怎么可能呢?对祖克曼来说,没有什么,绝对没有,是轻而易举的。你根本不相信在你看来不费吹灰之力而获得的东西。就好像我们俩所有的获得都是毫不费力捡来的。
玛丽亚,“你”不存在,就像“我”不存在一样。有的只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中共同表演而建立的这种方式,与其相一致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从前的种种表演——我们本质上都是过时的人,例行公事般地重复着这种古老悠久的表演。我要求你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我描述不出来,但是我没必要描述——你是一个直觉性极强的演员,几乎不需要任何指导,就能呈现出极为克制却又富有诱惑力的表演。这个角色对你来说陌生吗?除非你假装这是个陌生角色。一切都是扮演——在自我缺席的前提下,人们扮演着各自的自我,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扮演得最好的自我便是那个最能让他们渡过难关的自我。如果你告诉我有这么一些人,比如你现在威胁要反过去回到他身边的楼上那个男人,如果他们的的确确有着强烈的自我感,那么我就得告诉你,他们只是强烈地扮演着具有强烈自我感的人——对此你可以正确地回应:既然无从证伪,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循环论证。
我能确切奉告的是:我,就我个人而言,就是没有自我,不情愿或者不可能拿自我胡开自己的玩笑。那样肯定让我觉得是对我本人自我的戏弄。我有的却是扮演各类角色的本领,不仅扮演我自己——当需要自我时,我深入到一组角色的内心,呼唤出一整个永久演出班子的演员,组成我保留剧目中的永远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各个片段和角色。但独立于我那种冒名顶替的艺术努力的自我肯定不存在。我也不想要。我是一个剧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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