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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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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冠英先生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数十年，致力于古代文学作品选的编订。他专门选择汉至隋无主名的乐府民歌民谣代表作品，编为《乐府诗选》。本书选目精良，体例严谨，是乐府诗的经典选本。除作品题解、注释外，重要作品还有段落小结，深入浅出，非常适合广大古代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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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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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冠英先生研究先秦汉魏六朝诗歌数十年，致力于古代文学的推广和作品选的编订。他专门为汉至隋无主名的乐府民歌编订了《乐府诗选》。本书篇幅只有十万余字，但选目精良，体例严谨。题解专门探讨乐府诗题的分类、沿革、演变和诗歌主旨；小结疏通段意，讲解内容；注释解释字词。本书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好评，影响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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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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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冠英（1906—1995），著名学者，中国古典文学专家。193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遗产》主编。著有《汉魏六朝诗论丛》，选注《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乐府诗选》《三曹诗选》等。由他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成果，经他主持编选的《唐诗选》，为公认的唐诗优秀选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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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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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部分 汉魏乐府古辞
朱鹭
战城南
巫山高
有所思
上邪
雉子班
（以上鼓吹曲辞?汉铙歌）
公无渡河
江南
东光
薤露
蒿里
乌生
平陵东
陌上桑
长歌行三首
猛虎行
相逢行
长安有狭斜行
塘上行
善哉行
陇西行
步出夏门行
折杨柳行
西门行本辞
西门行晋乐所奏
东门行本辞
东门行晋乐所奏
饮马长城窟行
上留田行
妇病行
孤儿行
雁门太守行
艳歌何尝行
艳歌行二首
白头吟本辞
白头吟晋乐所奏
梁甫吟
怨歌行
满歌行本辞
满歌行晋乐所奏
（以上汉相和歌古辞）
蜨蝶行
伤歌行
悲歌
枯鱼过河泣
咄唶歌
驱车上东门行
冉冉孤生竹
青青陵上柏
迢迢牵牛星
上山采蘼芜
古艳歌
古歌
高田种小麦
古八变歌
（以上四篇《乐府诗集》未收）
焦仲卿妻
十五从军征
（以上杂曲）
第二部分 南朝乐府民歌
子夜歌十首
子夜四时歌七首
大子夜歌二首
上声歌
欢闻变歌二首
前溪歌二首
丁督护歌二首
长乐佳
懊侬歌
华山畿四首
读曲歌十五首
（以上清商典辞?吴声歌）
圣郎曲
娇女诗
白石郎曲二首
青溪小姑曲
采莲童曲二首
明下童曲
（以上清商曲辞?神弦歌）
石城乐
莫愁乐
襄阳乐三首
三洲歌二首
采桑度二首
青阳渡
来罗
安东平三首
那呵滩
拔蒲
作蚕丝二首
西乌夜飞
（以上清商曲辞?西曲歌）
西洲曲
长干曲
（以上南朝杂曲古辞）
第三部分 北朝乐府民歌
企喻歌三首
琅琊王歌四首
紫骝马歌二首
地驱乐歌辞三首
雀劳利歌辞
慕容垂歌辞三首
陇头流水歌辞
隔谷歌二首
捉搦歌四首
折杨柳歌辞四首
幽州马客吟歌辞
折杨柳枝歌三首
慕容家自鲁企由谷歌
陇头歌辞三首
高阳乐人歌二首
木兰诗
（以上梁鼓角横吹曲辞）
第四部分（附录） 汉至隋歌谣
淮南王歌
卫皇后歌
通博南歌
郑白渠歌
颍川歌
牢石歌
五侯歌
范史云歌
行者歌
并州歌
豫州歌
巴东三峡歌二首
陇上歌
李波小妹歌
敕勒歌
绵州巴歌
隋炀帝时挽舟者歌
（以上歌辞）
三秦民谣
逐弹语
长安谣
燕燕谣
城中谣
京都谣
小麦谣
桓灵时童谣
城上乌谣
侯非侯谣
箜篌谣
吴孙皓初童谣
南风谣
续貂谚
三峡谣
束藳谣
（以上谣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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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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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余冠英
汉魏六朝乐府诗所以是珍贵的文学遗产，一则因为它本身是反映广大人民生活，从民间产生的或直接受民间文学影响而产生的艺术果实；二则这些诗对于中国诗歌里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两点，得先提《诗经》。
《诗经》本是汉以前的“乐府”，“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诗经》以“变风”“变雅”为菁华。“乐府”以“相和”“杂曲”为菁华。主要的部分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里巷歌谣。都是有现实性的文学珠玉。诗经时代和乐府时代隔着四百年，这四百年间的歌声却显得很寂寞。并非是人民都哑了，里巷之间“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还是照常的，可不曾被人采集记录。屈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出《九歌》《离骚》等伟大诗篇，荀卿也曾采取民间形式写了《成相辞》，而屈荀时代的民歌却湮灭不见，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我们更觉得汉代乐府民歌能够保存下来是大可庆幸的。
汉乐府民歌被搜集的时候正当诗歌中衰的时代，那时文人的歌咏是没有力量的。将乐府民歌和李斯《刻石铭》、韦孟《讽谏诗》或司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来比较，就发现一面是无生命的纸花，一面是活鲜鲜的蓓蕾。《江南可采莲》《枯鱼过河泣》的手法固然不是步趋“骚”“雅”的文人所能梦见；孤儿的哭声，军士的诅咒也不是“倡优所畜”的赋家所肯关心。乐府之丰富了汉代诗歌，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明倒是多余的了。南北朝民间乐府在颜延之、谢灵运、任昉、沈约的时代，又是文学的新血液，新生命，情形也正相似。
那么，这些诗和《诗经》相比怎样呢？就诗的精神说，《诗经》和乐府是相同的。就具体的诗说，乐府绝不是《诗经》所能范围，虽然传统的看法是《诗经》的地位高得多。里巷歌谣也是发展进步的，四百年后的里巷歌谣必然有其“新变”。最显著的当然是诗形的进步，从语言观点看，五言的、七言的、杂言的乐府诗体当然胜过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体。再就题材说，像《雉子班》《蜨蝶行》《步出夏门行》《孤儿行》《妇病行》《东门行》等等无一不是新鲜的。就是拿题材相同的诗来比，乐府还照样给人新鲜之感。将写爱情的《上邪》比《柏舟》，写战阵的《战城南》比《击鼓》，写弃妇的《上山采蘼芜》比《谷风》和《氓》，写怀人的《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比《卷耳》和《伯兮》，或各擅胜场，或后来居上，绝不是陈陈相因。假如把最能见汉乐府特色的叙事诗单提出来说，像《陌上桑》《陇西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那样，相应着社会人事和一般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曲折淋漓的诗篇，当然更不是《诗经》时代所能有。
总之，从乐府回顾汉武帝以前的文学，可以见出乐府的推陈出新。如再看看建安以下的文学，又可以发现乐府的巨大影响。
建安黄初最有价值的文学就是那些记述时事，同情疾苦，描写乱离的诗。例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以乐府述时事，写出汉末政治的紊乱和战祸的惨酷。王粲的《七哀诗》也描写出当时的乱离景象。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瑀的《驾出郭北门行》和曹植的《泰山梁甫行》又各自写出社会苦难的一面。
由于曹操父子的提倡，邺中文士大都勇于接受从乐府发展出来的通俗形式，也承受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精神。他们身经乱离，遭受或目击许多苦难，所以肯正视当前血淋淋的现实，不但把社会真相摄入笔底，而且贯注丰富的感情。这样的文学自有其进步性。晋宋诗人没有不受建安影响的，傅玄、鲍照独能继承上述的文学精神。到南齐、梁、陈，“众作等蝉噪”，文学被贵阀和宫廷包办。许多作者生活腐烂，许多作品流于病态。建安以来的优良传统几乎斩断。幸而为时不长，唐代诗人从各阶层涌出，文学标准又有转变，“汉魏风骨”再被推崇。陈子昂的《感遇诗》，大半讽刺武后朝政，格调和精神都“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而且为“杜陵之先导”。到杜甫时代，社会苦难加深。杜甫有痛苦的流离经验，有深厚的社会感情，了解生活实在情况。他继承建安以来的文学精神，并且大大地发扬了它。元稹、白居易佩服他的“三吏”“三别”一类诗，尤其称赞他“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就是说他作乐府诗而能摆脱乐府古题，写当前的社会。他们也学杜甫的榜样，做“因事立题”的社会诗，称为“新题乐府”或“新乐府”。不过这种叙事写实的诗体还是从汉乐府来的，这种诗的精神也是从汉乐府来的，不是创自元、白，也不是创自杜甫。仇兆鳌说杜甫的《新婚别》“全祖乐府遗意”，为了指明传统，这样说法是有意义的。
（节选自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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