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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得水为上”的亚洲史新作，重审亚洲历史的大胆新视角
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等自然界水体是如何存在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在对水资源的改造与征服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长期对水资源的追求、改造如何推动亚洲历史的演进？带着以上思考，作者以水为脉，审视亚洲历史长河中的人与自然。
以技术与环境的互动，勾勒生态文明的宏大图景
水是人类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资源之一，一直以来，人类通过文学、电影、音乐等艺术形式表达对水资源的复杂情感。本书摒弃情绪化、情感主导的叙事方式，将治水的技术问题置于更广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将叙事从印度次大陆的空间意义上向外推进，呈现了一幅更宏阔的水生态图景。
清华大学历史系梅雪芹教授作序推荐，探寻生命之源的存在与意义
水是生命之源，亚洲更是世界许多水系的发源地。人类对这些哺育了亚洲生灵的大江大河的依赖和改造更是亚洲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全球气候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加剧，《奔腾不息》一书回归“生命之源”，以不寻常的研究视角，从自然出发，从环境出发，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重新发现亚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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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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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历史是由水域塑造的历史。在《奔腾不息：雨、河、岸、海与亚洲历史的塑造》一书中，历史学家苏尼尔·阿姆瑞斯通过亚洲的雨水、河流、海岸和海洋的故事，以及试图控制它们的气象观测员、工程师和农民的故事，重新审视了亚洲的历史。从印度的角度来看，他展示了对水的梦想和恐惧如何塑造了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激发了人们通过水坝和水泵重塑自然的努力，并扭转了国家内外的紧张关系，为读者思考亚洲历史进程提供了新的视野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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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印]苏尼尔?阿姆瑞斯（Sunil Amrith） 著
苏尼尔?阿姆瑞斯，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专攻南亚史、移民史、卫生与贫困史。
王庆奖、朱丽云 译
王庆奖，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美国问题、文化文学批评、跨文化交流与翻译研究。
朱丽云，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翻译学、对比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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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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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与术语说明
塑造现代亚洲水与帝国这片干热大陆含水大气层为水而战水与自由河水的拦截与堵截海洋与地下水风暴地平线
尾声：水边的历史与记忆
致谢
档案与馆藏资料来源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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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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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一种重新认识亚洲的新方式
亚洲的环境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改变呢？在改变亚洲、利用水资源并惠及所有人方面，技术到底有什么潜力？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几十年里，此类问题的答案层出不穷并引起争议。工程师、科学家和民族主义者对征服大自然充满了钢铁般的信心，与之交替出现的，是人类在大自然的巨大力量及其不可预测性面前的脆弱感。随着对季风新的认识更为大众所知，气候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重新认识亚洲、亚洲的边界以及亚洲的未来的新途径。
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写道：“我希望把季风当作某种生活方式，”因为这是“湿度表难以完成的工作”。季风构成了印度的本质，这一完美的表达却来自日本的观察家，而非出自欧洲人之口。和辻哲郎是日本伦理学家和美学家，曾经翻译过克尔凯郭尔（S?ren Kierkegaard）的著作；1927年曾游学德国，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学习。他沿途游历东南亚、印度和中东，在旅行期间和结束后，撰写了《风土》一书——“风土”在日语中大致就是“气候”的意思——作为对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的回应。《风土》一书直到1961年才被译成英文，所以在印度很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然而，印度正是该书气候塑造文化、社会和历史这一论点的核心。《风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印度的气候与日本和中国——而非欧洲，进行了对比。在欧洲主导世界、日本企图成为地区霸主的背景下，日本掀起了一场大规模反思亚洲社会的思想和政治运动，比较亚洲各个社会的异同，而和辻的著作就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和辻认为，季风气候的湿度“并未让人们在头脑中树立起与大自然斗争的意识”，这点与沙漠地区不同。他始终认为：“季风地带的人性中……很鲜明的特征是逆来顺受、唯命是从。”其中部分原因是季风气候所具有的二重性：季风“很典型的特点是”通过巨大风暴“显示大自然的暴力，其威力之大，使得人们不得不放弃所有抵抗的意愿”，但这种“充满威力的威胁却又能够赋予人们生存的希望”。 在和辻眼中，印度体现了季风气候最极端的状态。他指出：“最能形成印度人唯命是从性格的正是季风带来的雨季。”他还发现，“在印度3.2亿人口（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农民，依赖季风种植庄稼”，
因此“季风是否按时到来、比预期持续更长时间”都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和辻认为，印度大众“没有抵抗大自然的手段”。“面对生活中如此的不安全感，印度人民无处可逃。”这种不安导致他们“历史意识缺失、感情充沛而意志力松懈”。
这个熟悉的论证模式，即把印度人视为懒惰而又情绪化的刻板印象这一熟悉的套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声称印度人缺乏自治的理性；他们太过于接近大自然。和辻也借鉴了这种传统思路；但在其书写中也可看到日本人抱有非常鲜明的历史使命——他们试图把亚洲从欧洲统治和自身的落后当中“拯救”出来。和辻宣称：“南洋人民从未在文化上取得过任何明显的进步，”但“如果找到方法来打破这种模式，并使其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取得令人称奇的进步”。他写道；“印度人的逆来顺受激起了我们内心中的侵略性和主宰欲，并促使我们行动。”正是“基于这个前提，印度的来访者不免在冲动之下希望印度人起来为独立而斗争”。以这种循环论证来推断，这场斗争只能由被气候赋予了不同气质的民族来领导。和辻暗示说，日本人比欧洲人更适合领导这场斗争。西方人永远无法真正地了解季风，而日本南部边缘地带及其当时的殖民地台湾则是热带气候，日本拥有自己的经验。并非和辻一人这么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亚洲的学生、科学家和政治领袖们都思考过自然与权力、自然与帝国、自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和辻哲郎断定，对于印度的未来，“改变取决于对气候的征服”。 如果不考虑其中的道德、甚至精神内涵，这种征服最终不过是一个技术问题。
孟 加 拉 裔 社 会 学 家 和 经 济 学 家 阿 连 卡 玛 尔 · 穆 克 吉（Radhakamal Mukerjee）的视角则更具象，但又与和辻哲郎一样，关注气候与生态如何塑造文化的问题。作为勒克瑙大学（Lucknow University）的教授，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花费大量时间研究印度农村问题并撰写了大量文章。阿连卡玛尔·穆克吉非常关注水的问题。近几年，历史学家已重新认定古怪而博学的阿连卡玛尔·穆克吉为“先知”，他对生态易感和地方主义发展路径很有一套，不过他的轮廓还不是特别清晰。他是个坚定的优生主义者；他吸纳了他那个时代的种族与环境决定论，然后反其道而行，例如，他曾呼吁给印度和中国的“数百万人”予“生存空间”（lebensraum）。尽管如此，他关注印度的环境生态平衡，在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此类声音凤毛麟角，而且与甘地等人相比，他的关注更切合实际、更为具体。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写道，“人、树、水，不应将此三者分开看待、视为各自独立”，他斥责征服大自然的“犯罪”，这将反过来“放任破坏性的力量”。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明智的发展模式注重“人与周边有机和无机世界的天然平衡”。只有处于那种平衡之下，人类社会才能找到“安全、福祉和进步”。
阿连卡玛尔·穆克吉为印度未来开出的“药方”来自他对自己的家乡孟加拉河沿岸景观的详细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列昂·梅契尼科夫（Léon Metchnikoff）于1889年出版了一部河流沿岸（包括恒河流域）文明史，其内容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借鉴了该书的观点，把江河流域视为生命体。每一条河流都是“所有潜在环境变化和环境影响的综合或缩影”；每一条河流的“特性、色彩和各种味道”以及河流的“可塑性与毁灭性”都是气候和地质的产物。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判断，一个多世纪的英国统治已经吞噬了孟加拉河的生命力。他观察到，过度集约化的耕种使得土壤肥力每况愈下。也有人看到了这种令人担忧的趋势，将此归咎于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但在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农耕更多地受到市场状况的影响，而非按计划耕种庄稼，这样可以补充土壤肥力”。英国殖民政府和资本家对土地产品的需求压迫着当地的土地和水源生态，使孟加拉三角洲“濒临崩溃”。但是，恢复生机的关键又在哪儿呢？对阿连卡玛尔·穆克吉和英国水利工程师威廉·威尔科克斯（William Willcocks）——后者作为尼罗河上第一座大坝阿斯旺大坝（Aswan Dam）的建筑师而闻名——来说，答案之一是恢复和振兴灌溉和水源管理的本土传统。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其他人则认为，只有通过技术对大自然进行全面的改造，才能应对这种规模的挑战。
阿连卡玛尔·穆克吉的另一关注点则呼应了20世纪初关于印度世界地位的论辩：应该把印度看作有边界的领土还是海洋实体的一部分？这个论辩横跨科学与政治的诸多领域。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在人类“逐渐获取控制水源的各种方法中，目前最重要的进展是通过海洋开展贸易”。阿连卡玛尔·穆克吉认为印度的海上联系“开创了海洋文明，取代了河流文明”。比起“胸怀全世界的”海洋商业，河谷资源“即狭隘又有限”。海洋航线吸纳的河谷产品越多，河谷衰退的趋势就越明显。来自远方市场的需求破坏了阿连卡玛尔·穆克吉所谓的“生态平衡”。但他依然感到乐观。他认为“海洋文明”过度发展的问题已经很突出；他期待有朝一日“人们比以往更拥抱农业，弥补过去对农业的忽视”。事实证明阿连卡玛尔·穆克吉是有先见之明的，不过回归农耕、复兴河谷的原动力并不完全是为了弥补过失，而是出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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