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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现今的知识界肩负着重新认识美国的任务。在这样一个庞大而艰巨的任务中,对美国宪制的研究在长时间内承担着不可承受的重负,被赋予了太多学术之外的意义和意图。要走出这样的迷思,一方面要坚持以扎实的研究作为学术讨论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继续挖掘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法研究,既不能将自身“变成法律的一部分”,更不能让自己成为“美国法的一部分”。在这一意义上,此书是一种真正展开中国学者自身主体性的美国宪法研究,通过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段“断代史”,以“建国”与“重建”作为所有讨论的两个焦点,向读者呈现了建国宪法如何历经三代人守护,真正成为联邦共同体所有人的法律,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发挥着宪法的团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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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1776年美国建国,1863年林肯作为第16任总统发表葛底斯堡演说,这八十七年来的若干政治斗争和关于宪法的论辩,以及不同的政治人物在不同时期做出的不同努力,是本书的主要讨论对象。作者在历史的纵深中梳理制度形成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展示各种力量在历史重大关头的选择,并且不忽视历史行程中的偶然和复杂,组织起对美利坚的创制的讨论。
这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学者主体性、以中国的学术话语认真研究美国的专著,在基本立场上,作者摒弃了曾经影响过中国学术界的美国制宪的“民主奇迹”说,同时,通过历史路径来反思美国法治道路,有助于驱除我们曾经为美国模式编织的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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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田雷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历史进程中的宪制变迁问题,近著有《当春乃发生:中国“八二宪制”的诞生与构造(1979—1992)》(2022)、《继往以为序章:中国宪法的制度展开》(2021),译作有《我们人民:转型》《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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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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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如何理解“漫长的建国时刻”?
第一章 讲述“我们人民”:宪法、时间性与宪政叙事的生成
第二章 摸着“宪法”过河:论麦迪逊作为“宪法之父”的两种身份
第三章 第二代宪法问题:在国父与国子之间
第四章 “合众为一”:林肯与早期宪法史的终结
参考文献
致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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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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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建国时刻”,上起1776年,下至1863年,历时87年之久,在美国的政治纪元内,不可谓不漫长。
1776年7月4日,“时间开始了”。历史见证,这一日,北美的大陆会议向全世界发出《独立宣言》,宣告原英属北美的13个殖民地脱离帝国母体,从此成为了“自由和独立的诸邦”。追根溯源,这是一个民族的诞生之初,7月4日也因此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
破而后立,这个新生的共同体自此上下求索。1787年之夏,在费城会议上,革命者以“我们人民”之名,不仅为自己,也为子孙后代,制定了一部成文宪法。新的联邦政府在1789年开始运转,“党争”此起彼伏,建国者们摸着“宪法”过河,探索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他们为之奋斗的,是要让这个立宪共和国延续下去,传诸后世。
作为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漫长的建国时刻”结束于1863年。选择这个时间节点作为建国的完成时,是为了向林肯致敬,最大程度地释放葛底斯堡演说的宪制意义。1863 年11 月19 日,在葛底斯堡的战场上,林肯总统作完这篇只有272 个单词的演说,用时不过两分钟,而这短短的两分钟之所以名垂青史,并非因为这是一篇演讲与口才的范文,而是因为林肯于演说中指出了美国历史前行的方向。进入美国宪法史的脉络,葛底斯堡演说可谓关于建国以来宪法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终结了一个旧时代,新的宪制秩序也奠基于其中。
故此,“漫长的建国时刻”在美国历史的坐标系中,对应的就是建国87 年来的进程。用这个概念为美国宪法史分期断代,并不是我们今天拍脑袋的发明,而是尊重并忠诚于既成历史的结论,它所根据的,首先是林肯对美国宪制大事因缘的判断,是林肯对其所继承的宪制秩序的阐释。在葛底斯堡演说开篇,林肯追溯建国往事,革命先辈创建新国,距“今”正是“八十又七年之前”(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在此意义上,“漫长的”,亦即前后长达87 年的历史跨度,包含着一个林肯视角,一段从华盛顿到林肯的宪制往事也蜷
曲于其中。
“漫长的”,作为一种宪制史观的提出,所要批判的是费城奇迹论。费城会议纵然建国兄弟云集,回到历史现场,一部宪法的诞生在当时也堪称“奇迹”。但美国的建国大业绝不是毕其功于费城一役的。说起立宪政治,“1787 年之夏”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所言,代表们拿出的只是一部宪法的草案,而这部宪法的命运究竟如何,连同费城故事应该怎么讲,尚且要听历史的下回分解。
数年前坊间流行过一部推销民主的“他山之石”:《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作为一本讲述费城制宪的故事书,这本书不可谓不动人,在美国属于影响数代人的大众经典,但译介到国内时,原书名Miracle at Philadelphia(《费城奇迹》)却被改为《民主的奇迹》。这一处调整,微言大义:似乎只要有了“民主”,127天就能生长出奇迹。我们紧扣“漫长的”这一时间尺度,就是反对上述“短平快”的127天奇迹说。就定义而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有宪制,首先要衡量其政治生活中是否形成了轻易不可变的根本规范,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宪制的确立都要经过时间的历练,也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大国宪制,要做到寓多元于一体,更是不可能速成。故此,要理解美国宪制,只讲述费城那些事,只读《联邦党人文集》,是远远不够的。从华盛顿到林肯,从建国到重建,从1776年到1863年,美国的早期宪法发展构成一个整体的历史视野—若是没有总揽全局的历史感,研究者贪恋一域,探索就很容易变成盲人摸象。
为过往分期,为人事断代,这是我们进入历史的方法。在这前后长达87年的历史进程中,宪法搭台,党争唱戏,以政治家的代际轮替和交接为线索,我们可以区分前后相继的三代人,也可以由代际之别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在这里略作交代。
第一代就是宣布“时间开始了”的“建国兄弟们”(Founding Brothers),他们是美国革命的亲历者,也是林肯口中的“我们的先辈”(our fathers)—距其87年之前创造新国的国父们。就革命建国的军功而论,第一代的领导核心非华盛顿莫属,而单就起草宪法这一伟业而言,总设计师则是麦迪逊。建国之道,亦武亦文,看过《华盛顿渡河》这幅油画我们就能知道,将军站立船头,革命军人雄赳赳,气昂昂,战争结束后就是立宪,在费城会议的舞台上,真正的操盘手是来自弗吉尼亚的小个子麦迪逊,1787 年,他只有36 岁,但历史却步入了“麦迪逊的时刻”。这就是第一代,他们发起了一场革命,制定了一部宪法,创造了一个国家,革命者、制宪者、建国者在他们身上是三位一体的。
第二代起始于1825 年,这一年,看似平淡无奇,无大事可记,但在“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视野内,却是至为关键的一年。这一年的3 月4 日,来自南方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门罗如期卸任总统,接替他的,是北方马萨诸塞州的约翰·昆西·亚当斯。门罗是亲历革命的第一代,回首独立战争的岁月,他曾侍从华盛顿鞍前马后;而小亚当斯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二代”,不仅在宪制意义上,从血统来论也是—亲历革命的,是他的父亲、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如是说,以1825 年为时间节点,美利坚民族进入了宪制的新时期—第二代政治家登上宪法舞台,成为国家的掌舵人。
在代际轮替的脉络中,第二代有这一代的专属:回首过去,他们是生而为美国人的第一代。这一代的弄潮儿基本都出生在1776 年之后,他们是星条旗下的蛋,这一点前无古人;展望未来,再有一年就是独立五十年庆,第二代的登场,与第一代的退场是交错而行的。在此意义上,第二代在宪法舞台上的任务可以一言蔽之:建国者已逝,作为接班人该怎么办?这是后无来者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第二代在属于他们的历史关头如何选择,这一代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将决定美国建国宪法的未来。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丹尼尔·韦伯斯特,史称第二代的“伟大三杰”(the Great Triumvirate),在立宪政治的谱系内,他们也被称为“建国者的继承人”(Heirs of the Founders)。在“漫长的建国时刻”,第二代所做的,就是继往开来。
第二代登场之初,正是告别的岁月。《独立宣言》半个世纪后,建国一代的兄弟们早已走到人生边上。考诸美国国史,真正奇迹的时刻不在1787年之夏,而是1826年的7月4日—这一日,是美国独立五十年庆典的大日子,就是在这一日,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先后辞世。1831年7月4日,又是一个国庆日,詹姆斯·门罗去世—至此,美国前五位总统,竟有三位都在国庆日告别人间,一而再,再而三,死得何其光荣!将建国一代人最终送上神坛的,不是人生在世时所建立的丰功伟业,令他们不朽的,是他们的告别!也许,世人此时已将目光投向弗吉尼亚的老麦迪逊,从1828年开始,他就是唯一还活着的费城会议代表—别的人都死了,他还活着。如他自己在信中感叹:我“活得比我自己还要长”。最终,1836年6月28日,还差一周就能等到独立六十年,麦迪逊见杰斐逊去了—此时已到新一代军功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执政的末尾。
也是在这个继往开来的阶段,林肯来了—等到1861年,美国宪法将步入林肯时刻。但此时,林肯还只是西部乡野的一个年轻人,刚开始律师执业,志在四方却一无所有。这个粗鄙的边疆青年,高个子、大耳朵、满头凌乱黑发,连正规学校都没读过几天,没有人会想到他才是共和国命运的天选之子(Founder’s Son)。但只要打通“漫长的建国时刻”87年的历史,就能发现,林肯并不是在1861 年才从天而降,然后天降大任,担负起可以比肩华盛顿的历史任务。他在美国历史上的登场,应提前至第二代春秋正盛的1838 年。林肯当时尚且不满而立之年,但一出道即光芒四射。
在一篇题名为“我们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的演说中,林肯讲出了他们19 世纪新一辈所肩负的使命:革命那代人是“一片橡树林”,曾“高耸入云”,但“无声的时光”却消耗了他们,“飓风过后……终于倒下去,化为乌有”,在建国者“与世长辞,深受哀悼”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任务仅仅是,要将国土和政治大厦传诸千秋万代”。如是观,林肯在政治上生而伟大,未及而立之年就捕捉到美国立宪政治所面对的根本问题,在此意义上,直到葛底斯堡演说,总统先生还是在和年轻时的自己对话。演说所追问的,是由我们的先辈所创设的、地不分南北的立宪共和国能否长存,而最终,他也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此解决并回答了这一贯穿87年的宪制问题。回到“漫长的建国时刻”的脉络,生于1809年的林肯代表着第三代。
概括前述的三代划分:第一代(1776 年至1825 年)、第二代(1825 年至1852 年,亦即第二代的“伟大三杰”人生全部谢幕时)、第三代(1852 年至1863 年或者1865 年林肯遇刺)。严格来说,这三代的划分谈不上工整,暂时也没有考虑代际必然存在的交叠,目前的思路—如果还有思路可言的话—仍是以林肯为背景。在前述的1838 年演说中,青年林肯提出了立宪共和国必定都要面对的政治难题:距离建国时刻越遥远,关于革命的历史记忆就会越淡薄。林肯抚今追昔,上述三代的代际之别隐藏着林肯对建国的历史叙述,这一叙述是根据每一代同革命时刻的距离等差而划定的:第一代,独立战争曾是革命者之“所见”;第二代,在革命者逝去后,那场战争对当下的人就变成了“所闻”;第三代,这些“所闻”还会进一步淡化,在后来者那里成为“所传闻”。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上述三代的人和事,共同构成了这“漫长的”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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