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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史学大家蒋廷黻写给国人的近代史通识读本
以国际视野看近代中国转型，从整体把握时代演变趋势，呈现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性思考
风行八十余载，影响海内外数代华人
深入浅出，好读耐看，费正清、李敖、何炳棣、郭廷以高度推崇
全新校订，在遵循作者原笔原意基础上，纠正原书多处讹误，读起来无障碍、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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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历史通识读本，由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先生撰写。全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从鸦片战争写起，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一直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真实、准确、客观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曾国藩、洪秀全、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作品对近代史上这些风云人物的命运、认知与抉择，同样进行了鞭辟入里的书写，充满了智慧和洞见。
作品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意在通过研究每个时期内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方案，分析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本书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费正清
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郭廷以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何炳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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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蒋廷黻（1895—1965）
湖南邵阳人。著名史学家、外交家。1912年赴美国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后聘入清华大学，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蒋廷黻先生反对“治史书而非史学”，将“重综合、重分析、重整体把握”的新史学方法引入近代史领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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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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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附录一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附录二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政策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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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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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先生是著名史学家，生于1895年12月7日，殁于1965年10月9日，祖籍湖南宝庆（今邵阳）。1912年赴美求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历任南开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1935年弃学从政，从史学界淡出，但他的学问著作，一直为后来人所推崇。尤其是他的《中国近代史》，构建中国近代史叙事，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把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反映了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性思考，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蒋廷黻先生对于历史的观照和思考，并没有完全摆脱时代的局限，且他由于所持资产阶级立场，有时候观点难免失之偏颇，忽略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实质，这是今人在阅读其著作时需要注意的。不过总的来说，蒋廷黻仍然无愧为一代大家，他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观念。
本书在编校过程中，尽可能尊重作者原著的表达习惯，对个别字词的用法做了修正。同时，在标点符号方面，依据当今用法适当做了调整，以更符合当下读者的阅读习惯。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做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1878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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