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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近现代中国的留学生无论是留学欧洲，还是美国、日本、苏俄，大多数从上海出发。无论是出国学习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归国后很多留在上海发展。上海成为与留学文化高度关联的城市。近代上海虹口，为上海国际客运码头集中地、外国领事馆相对集中地，也是很多留学生归国的创业园，因此成为上海各城区中与留学文化关联度很高的地区。从留学与城市关系的角度，剖析近代上海特别是虹口的文化底蕴，对于解读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具有特别的价值。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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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爱上北外滩·睁眼看世界”丛书由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主编，以4册超1000页、83万字、370幅各类图照，以扎实史料、严谨考证、生动文字，从赴欧、赴日、赴美、赴苏四个方面，对百年前从上海虹口北外滩出发的一批批仁人志士的事迹进行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梳理，呈现上海特别是虹口，在中国近代留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对虹口北外滩这一“睁眼看世界”的启航之地作出新的全面诠释，是一套兼具原创性、学术性、可读性的优秀丛书。
《赴苏》以1921年外国语学社组织的赴俄留学事为切入点，通过丰富的史料、回忆、档案，梳理考证出外国语学社经上海—海参崴航线北上赴俄的三个主要批次，展现百年前中国学子为寻求革命真理和先进知识，赴苏留学之路的艰辛不易。并以“革命之大本营”上海大学为剖面，讲述赴苏学子们前赴后继，为追求革命理想而热血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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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熊月之，1949年12月生，江苏淮阴（今淮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所所长，复旦大学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第十届、十一届政协委员。主编“爱上北外滩”系列、《上海通史》等，著有《光明的摇篮》《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城市品格读本》等。
《赴苏》作者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研究，注重考察历史事件背后的时代观念及其演变脉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学遗产》《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杯酒之间：清末南昌教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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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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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言 熊月之
引言
第一章 陈独秀南下
一、 南下
二、 陈独秀的朋友们
第二章 外国语学社
一、 关于外国语学社的记忆碎片
二、 渔阳里人物剪影
第三章 出发赴俄
一、 毁誉之间
二、 往俄罗斯去
三、 分批出发
第四章 上海大学
一、 火辣辣的圈子
二、 “满江红”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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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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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熊月之
一部中国近代留学史，大半部与上海有关。近现代中国的留学生无论是留学欧洲，还是美国、日本、苏俄，大多数从上海出发。无论是出国学习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归国后很多留在上海发展。上海成为与留学文化高度关联的城市。近代上海虹口，为上海国际客运码头集中地、外国领事馆相对集中地，也是很多留学生归国的创业园，因此成为上海各城区中与留学文化关联度很高的地区。从留学与城市关系的角度，剖析近代上海特别是虹口的文化底蕴，对于解读上海的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具有特别的价值。
见贤思齐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积极因素。留学是见贤思齐的有效路径，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现象，无论在东方西方，均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古希腊时期，巴尔干半岛的雅典学院，就以其灿烂的文化，吸引了邻近的亚平宁半岛与小亚细亚半岛的青年学子前来留学。那以后，古罗马时期、中世纪时期与文艺复兴时期，留学一直是欧洲普遍现象，亚历山大、君士坦丁堡、罗马、巴黎等城市，都曾是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在东亚，魏晋以后、中唐以前，因佛教东传，中国西行印度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至少有190人，东晋法显与唐代玄奘是其中翘楚。隋唐时期，日本学生多次随遣唐使来到中国，留在中国，学习中国文化与佛学，有的历时达二三十年。宋元时期延续了这一传统。到了近代，随着全球化速度持续提升，留学运动以更大的规模、更高的频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日益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常态，但若论规模之宏大、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则以中国为最。
近代中国留学以目的地而论，可分美国、日本、苏俄与欧洲国家。以路径而论，可分政府主导与民间主导两大类，政府主导包括官派公费、庚款留学等；民间主导包括私人自费、教会资助、企业或富者资助、党派组织、勤工俭学等。以时段而论，可分洋务运动时期、清末时期、民国初期与五四运动以后。
……
近代从外国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工程技术、管理科学，相当部分选择定居上海，在上海谋求发展。
我们无法确知，究竟有多少留学生回国以后，留在上海发展他们的事业，但可以断言的是，这个数量一定相当可观，比例一定很高。
……
留学生来源地很多，但那么多人最后选择上海作为其居留地与事业发展地，是上海城市对于留学人才拉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上海在开埠以后，发展很快，外贸方面在1853年以后就超过了广州，成为全国外贸中心。1919年，中国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成都。其时，上海城市人口245万人，比第2名广州（160万人）多85万，比第3名天津（90万人）多155万，是第4名北京（85万人）的将近三倍。1935年，上海已是远东第一大城市、世界第五大城市。1947年，上海人口430万人，排在后面的依次为：天津（171万人）、北京（163万人）、广州（140.3万人）、沈阳（112.1万人）、南京（108.5万人）、重庆（100万人）。上海人口是排在第二位天津的2.5倍，是当时首都南京的4倍。民国时期，上海是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贸易、金融、工业、商业、旅游、邮电等）、多领域文化中心（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也是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枢纽。如此巨大的经济与文化体量，现代化方面的领先程度，使得上海对于从外国归来的留学人才吸引力巨大。诚如自法国留学归来的、曾翻译都德《娜拉女郎》和司汤达《红与黑》的四川人罗玉君所说：“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就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正因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敝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
对于留学生集聚上海的情况，留美归来的梁实秋，在述及民国时期上海文化人才时曾写道：“同时有一批批的留学生自海外归来。那时候留学生在海外受几年洋罪之后很少有不回来的，很少人在外国久长居留作学术研究，也很少人耽于物质享受而流连忘返。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都在这时候卜居沪滨。”难计其数的留学生在学得现代知识以后，返棹还乡，报效祖国，放眼望去，既能发挥所学知识，尽其所学，又能过上与留洋时相差无多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大概上海最为理想。
虹口是近代上海留学文化极为繁盛的区域。虹口区领导一向高度重视发掘、研究近代上海留学文化，特组织相关学者编写了这套丛书。丛书按留学目的地，分为赴美、赴日、赴欧与赴苏四卷。撰稿人何方昱、翟海涛、严斌林与杨雄威，都是对相关课题素有研究的专业学者。披览丛书，尽管各卷所涉国度不同，时代有异，相关留学生所学科目各有千秋，学生结构各具特色，但丛书有以下4个共同的特点：状其概貌，完整概括各卷研究对象的总体形态，包括时代特点、留学规模与社会影响；述其历程，清晰叙述留学各地的酝酿、起步、鼎盛与终止的演变过程，以及相关阶段的特征；析其特质，论述各地留学学生结构、所学内容、留学成就等特点，解释何以如此的社会根源；聚焦上海，突出虹口，不是泛论整个近代中国留学，而是在交代清楚面上概况以后，集中讨论与上海城市特别是与虹口的关联。
如果将四卷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留学美、欧、日与苏俄，都与上海特别是虹口有重要的关联，但各有各的关联，其关联的因素并不完全相同，其影响也各有不同。
如果将宋耀如（留美）、严复（留欧）、鲁迅（留日）、柯庆施（留苏）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留学的实践，与上海的关联便很不相同。宋属民间留学，严是官派，鲁迅是考取官费，柯是组织选送。宋、严并不是从上海出发的，但他们归国以后，都与上海城市发生了重要关联。这种关联，有的看上去是自我选择的结果，如鲁迅定居在虹口；有的则明显不是，如宋定居上海，是教会安排的；严在1900年以后自天津移居上海，属形势所迫；柯来上海做市领导，则完全是组织安排。当然，即使看上去是自我选择，深究起来，也还是整个社会发展大势与城市特点在起作用。鲁迅定居上海以前，也曾居留过好几个城市，最后，他没有选择北京、广州或厦门，而是选择上海，这显然是上海特有的城市品格正好与他的需求相匹配。他之所以选择定居虹口，而不是静安寺、法租界或其他地段，也有他自己的考量，其背后仍然与上海不同区域的特点有关。
对于关联的影响，可以想象的空间更大。如果我们深问一下，假如当年宋耀如没有留学美国，没有定居上海，那后果会怎样？后果有无数种可能，其中一种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即上海就没有宋氏三姐妹，就没有宋氏三姐妹留美，就没有宋子文等人留美，就没有所谓的宋氏家族，那整个民国史就将重写。如果把此类想象性分析发散开去，比如落实到蔡元培、胡适、章士钊、巴金、刘海粟等人身上，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近代上海文化图像。历史考据的结论从来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影响的分析从来不排斥假设。当我们沿着这一思路，放飞想象的翅膀，那我们对于留学与近代上海、留学与近代虹口的意义阐释，就会广阔得多、深入得多，也有趣得多。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这套书对于梳理、解析近代上海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值得一读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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