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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觉 盦　福尔摩斯与鼠321 小 蝶　福尔摩斯之失败323 王 衡　福尔摩斯之失败332 附录二. 包天笑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序一349 陈景韩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序二351 严独鹤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序三352 刘半农　英国勋士柯南·道尔（Sir Authur Conan Doyle）先生小传354 刘半农　《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跋358 包天笑　《亚森·罗苹案全集》序365 战玉冰　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代后记）366 內容試閱： 后记： 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 战玉冰 自从柯南·道尔第一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 ）发表于《1887年比顿圣诞年刊》（Beeton’s Christmas Annual for 1887）以来，仅十年之后这个系列侦探小说就陆续被译介进入中国，并在清末民初掀起了一个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按照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的说法，当时的侦探小说翻译，“先有一两种的试译，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与吴趼人合作的周桂笙（新庵），是这一类译作能手，而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进一步参考陈平原的统计，“翻译小说中，柯南·道尔的《华生包探案》1906－1920年间共印行了7版，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16年初版后，20年间共印行了20版”，足见其销量之长盛不衰。 在这一翻译热潮背景之下，当时西方最知名的侦探小说作家柯南·道尔也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小说月报》的主编恽铁樵就曾说过：“欧美现代小说名家，最著者为柯南达利。”而其笔下的名侦探福尔摩斯，甚至成为“侦探”这个职业的代名词，陈冷血即认为：“福尔摩斯者，理想侦探之名也。而中国则先有福尔摩斯之名，而后有侦探。” 在刘鹗的《老残游记》（1903年）第十八回中，白子寿竟然对老残说：“你想，这种奇案岂是寻常差人能办的事？不得已才请教你这个福尔摩斯呢！”其正是用“福尔摩斯”来指代“侦探”，其中还特别包含了“神探”的一层意思，可见“福尔摩斯”的形象在当时中国读者心中已经有了相当的普及程度，因此才会在刘鹗小说中被直接借用。而中国第一部本土创作的长篇侦探小说《中国侦探：罗师福》（南风亭长作，1909—1910年）中的侦探名为“罗师福”，其中也分明含有“师从福尔摩斯”之意。由此，智慧勇敢、目光如炬、英明神武、无案不破的“神探”福尔摩斯形象就在广大中国侦探小说读者心目中被慢慢树立起来了。而与之相伴的另一条侦探小说史发展线索，则是中国小说家们关于福尔摩斯行事愚蠢、被人捉弄、查案失败、浪得虚名的一系列改写和戏仿之作。甚至我们可以说，清末民初的“戏仿”福尔摩斯小说创作，和当时大量译介和阅读“正典”福尔摩斯小说，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一、侦探外壳下的谴责小说：“福尔摩斯来上海”系列 晚清“戏仿”福尔摩斯小说的“开山之作”当属陈冷血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1904年）。小说紧紧抓住了柯南·道尔原作中福尔摩斯擅长通过观察他人身上的点滴细节并由此展开逻辑推理的核心侦探技能。福尔摩斯通过仔细观察来访“华客”（中国人）的牙齿颜色、手指老茧和面容状态等外貌特征，判断出其“吸鸦片”“好骨牌”“近女色”。不想却被“华客”反唇相讥，认为这些不过是“我上海人寻常事，亦何用汝探”，以致令“歇洛克瞠目不知所对”。类似的，包天笑“接力”创作的《歇洛克初到上海第二案》（1905年）中，福尔摩斯面对“今支那方汲汲以图改革，青年志士之负箧东游者”（中国留日学生），通过其鞋底磨损、“袖多蜡泪”、眼有皱纹等细节推理出该青年一心救国、四处奔走、彻夜工作云云，不想却与事实情况大相径庭。正如这名青年所自陈，“我归自东京，见世事益不可为，我已灰心，我惟于醇酒妇人中求生活”，而他身上被福尔摩斯观察到的诸多细节不过是其经常奔走于张园花天酒地或和友人“雀战”通宵的结果。 陈冷血“第一案”和包天笑“第二案”彼此间相似的地方很多，比如其都是抓住了福尔摩斯善于观察的人物形象特点展开“戏仿”式写作，写法上都具有当时“谴责”小说的文类特征，两篇小说讽刺的对象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上的种种“怪现状”，以及小说本身都尚显简单、稚嫩，等等。但二者间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一方面，陈冷血“第一案”所批判的具体内容是晚清时期很多中国人沉迷鸦片、赌博和酒色的社会现象，竟然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令人见怪不怪，甚至不值得专门一提的生活“常态”，是以“常态”来反衬“非常态”的扭曲，而包天笑则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的知识青年群体，揭露出当时一批满怀理想的留洋知识青年归国后，在现实困难面前渐渐感到心灰意冷，以致最终走向消沉和堕落的社会图景。大体上来说，包天笑“第二案”在内容上或许可以视为陈冷血“第一案”的延伸或结果——正是因为社会常态的扭曲，才使得知识青年理想幻灭。另一方面，更有趣的地方在于，在陈冷血“第一案”中，福尔摩斯的观察与推理从头至尾都完全正确，但其仍然遭遇“失败”，恰恰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本身的“不正常”，而在包天笑“第二案”中，则是福尔摩斯自身的推理出现了偏差，才导致其得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这里存在三种可能的解释路径：第一，陈冷血的写法更“高级”，福尔摩斯推理正确和结果失败之间的反差形成了一种更具整体性的反讽张力，甚至是社会批判的效果；第二，包天笑“第二案”中福尔摩斯虽然将青年沉湎酒色所留下的细节证据误认为是其救国奔波的结果，其中却暗含了一层未曾言明的“前史”，即青年之所以沉湎酒色正是因为其此前救国奔波遭遇失败、理想幻灭，由此来看福尔摩斯又不能算是完全错了，而青年向福尔摩斯挑衅本身即带有一丝理想破灭后的虚无主义味道；第三，将这两篇小说视为一个整体来看，无论福尔摩斯观察与推理正确与否，最终结果都是“失败”，如果将其视为一种隐喻，似乎又暗示出了福尔摩斯所代表的理性、科学、法制、正义等西方现代性因素在当时中国所必然遭遇到的“水土不服”和“失败”命运。如果我们进一步将侦探小说视为克拉考尔所说的作为理性与秩序象征的特殊文类，那么侦探福尔摩斯在上海的一系列失败经历则恰恰反证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非理性面向和失序格局。 此后，清末民初沿着这一脉络而产生的“福尔摩斯来中国”小说还有不少，比如陈冷血的《歇洛克来华第三案》（1906年，又名《吗啡案》）、包天笑的《歇洛克来华第四案》（1907年，又名《藏枪案》）、煮梦生的《绘图滑稽侦探》（1911年，短篇小说集）、啸谷子的《歇洛克最新侦案记》（1918年）、龙伯的《歇洛克初到上海第四案》（1918 年）等，甚至到了1923年，包天笑还写过一篇《福尔摩斯再到上海》。大体上来看，这些“续作”中虽不乏个别饶有新意的本土化细节，但大多还是显得比较粗糙。其中相对较为精彩的如包天笑《藏枪案》，这篇小说中福尔摩斯本来要解决私藏枪支的社会问题，不想当时中国人所说家中“藏枪”却是指鸦片烟枪，于是，福尔摩斯只能感叹：“休矣！不图中国之枪，乃是物也！”“此又我来华侦案失败之一也。”这个由“多义字”（“烟枪”的“枪”和“火枪”的“枪”）所引发的乌龙事件，很好地抓住了汉字本身的特性，对当时中国人抽鸦片、收集各类烟枪的恶习展开了辛辣的批判，甚至我们可以从这篇小说中读出“烟枪”比“火枪”更可怕，更能够摧毁一个民族国家的“言外之意”。 相比起包天笑《藏枪案》中的“别有匠心”，啸谷子与龙伯的“续作”则可以说是“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鲁迅批评晚清谴责小说语）。比如啸谷子的“第三案”中，福尔摩斯因为调查一家女儿被杀案，找到了曾经提亲未果、具有重大嫌疑的官员家中，发现男主人身体颤抖、衣染血迹、浑身尸臭，并在房内找到头颅、凶刀等一系列“物证”。不想在诸多“铁证”中，“身体颤抖”是因为鸦片女色而导致气血两虚；“衣染血迹”是因为虚怯之症需要喝人血来补充营养，不小心染上血迹；“散发尸臭”其实是满身铜臭；“房内找到的头颅”更是“闻得一革命党头颅可为终身之饭碗”，而杀其家眷、斩首冒功的结果，等等。啸谷子在这里的批判意图再明显不过，甚至其因为意图太过外露、心情太过急切而最终造成了批判案例在小说中的堆砌，这反而削弱了批判本身的力度。如果将小说中喝人血及砍革命党头颅做饭碗等内容和一年后鲁迅小说《药》（作于1919 年4 月25 日）中的“人血馒头”进行比较，高下立见。当然，将这些“戏仿”福尔摩斯的“游戏之作”和鲁迅的经典名篇相提并论，本身可能也不太公平。至于龙伯的“第四案”，也存在着类似的不足之处，小说借“华客”之口说道：“你不晓得我们中国最擅长的是变法，他们可以做官绅，就可以做忘八；他们可以做官绅家里的女眷们，就可以做窑子里面的窑姐；他们可以做新党，就可以做杂种。”b整段内容表达得太过直白浅露，反倒没有了小说本身的韵味和反讽所应该具有的内在力量。因此，即便作者龙伯在小说结尾处极力为自己申辩，但正如他所刻意回避和否认的那样，这篇文章的“作者之本旨”显然只能算是“骂世语也”。 整体上来说，一方面，这些“戏仿”福尔摩斯小说与其说是侦探小说，不如说只是福尔摩斯破案这一侦探外壳之下的社会谴责小说。即小说借助福尔摩斯这一外来者的视点，观察和展现晚清社会的基本面貌。福尔摩斯在其中所起到的观察者与叙事者的功能，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主人公“九死一生”，或者《新石头记》里“历了几世劫”、来到上海的贾宝玉颇为相似。小说表面上是写福尔摩斯探案的失败，实则是借此来揭示晚清社会的种种“怪现状”。而这些社会“怪现状”又通常具体表现为社会价值、伦理、身份、行为的错位和扭曲，比如在煮梦生接续陈冷血的故事所写的《绘图滑稽侦探》中，福尔摩斯在西吴（大概指今天湖州一带）连续八次探案失败，其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当时社会上妓女/ 女学生、警察/ 窃贼、学生/ 优伶、马夫/ 少爷、官兵/ 盗匪身份与行为的颠倒，而这种“颠倒”背后的真正批判指向则是当时社会的“失序”。甚至在陈冷血的“第三案”中，小说已经完全跳脱于福尔摩斯查案的基本故事情节，而是借用柯南·道尔原作中福尔摩斯有注射吗啡习惯的人物设定，令其在上海四处寻找吗啡以解自身“燃眉之急”，并由此暴露出当时中国人将吗啡作为戒掉鸦片毒瘾的“戒烟药”，而在药店里堂而皇之地出售，最终产生了“药欤？毒欤？且颠倒而莫能知矣，更罔论其他” 的社会混乱。因此，陈冷血、包天笑等人的这些“戏仿”福尔摩斯小说与其说是在写福尔摩斯探案的“失败”，不如说是在批评当时清廷政治改革与社会治理上的“失败”。或者正如煮梦生在《绘图滑稽侦探》一书的“小引”中所说：“吾观学界之现状，而愤而哭，吾观军界之现状，而愤而哭，吾观警界之现状，而愤而哭，吾观社会种种之现状，而愤而哭。然吾愤而人不知也，吾哭而人不闻也，则亦何益之有哉？吾乃息吾愤、止吾哭，吮笔濡墨，而作《滑稽侦探》。”其正道出了这类“戏仿”与滑稽书写背后的真正“警世”用意之所在。更有意味的是，煮梦生所说的“哭”恰是另一篇晚清谴责小说《老残游记》的关键词，而以“冷嘲”写“热泪”、以“笑闹”写“哭泣”则是晚清谴责小说中普遍存在的写作手法之一。 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其本质上的谴责小说属性，这些“戏仿”福尔摩斯之作才同样共享了晚清谴责小说中“小说新闻化”的特点。张丽华即认为陈冷血与包天笑接力完成的这个小说系列其实是“处于笔记、新闻和小说之间的短篇叙事作品”，且和其刊登于当时新兴的报刊媒体上有关。具体而言，这些“戏仿”福尔摩斯小说中的张园游玩、鸦片、烟枪、骨牌等同时也都是当时上海常见的社会现象和报纸上经常出现的新闻题材及内容，而其在小说语言和形式结构方面的简洁性也颇符合新闻文体的一般要求，甚至时人所称道的“冷血体”一定程度上即具有新闻报道叙事风格简短、冷峻、铿锵有力的特点。当这些“新闻化”的小说与“小说化”的新闻同时并置于报纸上时，其中的相互影响、文体混杂与读者接受方面的“真假难辨”，最终形成了弗兰克·埃夫拉尔所指出的“杂闻文章与文学体裁（短篇小说、戏剧及侦探小说）之间的某些主题及结构相似性使得这些实用文章更顺利地融进文学虚构之中”。 上海篇 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 陈景韩 歇洛克，系英国包探名人，前自《时务报》上译行《滑震包探案》后，又有启文社、文明书局等，继译华生（即滑震）包探案，又有商务书馆，继译《补华生包探案》，又有《新民丛报》继译“歇洛克再生”第一案、第二案，均道歇洛克包探事，读之大有趣味，大可发人心思，自是大家文字。若此作特游戏耳，借题目耳，与前种种无涉，阅者不必笑我效颦。 歇洛克抵上海之明日，时近上午十二点钟，正仰坐安乐椅上，口衔雪茄烟，与滑震谈上海异事。 忽闻叩门声“得得”，歇洛克即呼之入室。开门见系一华客，年可三十有一二。入门后，见礼毕，歇洛克即速客坐，问客来何意。 客云：“久闻歇先生大名，前读包探书，知先生善探人术，能发幽烛微，知过去未来事。今知先生来，特就先生一请教！” 歇洛克问：“欲探何事？窃贼欤？亲戚失踪欤？谋杀人犯欤？” 华客皆曰：“否！此乃无与人事，我欲询先生，先生能举我，自昨夜来至现在，凡我所举动，一一告我否？” 歇洛克颔首，乃上下视华客。 歇洛克问华客曰：“我观汝两目，垢尚未去。汝起床距来此时，必尚未及一点钟，是否？” 华客曰：“是！” 又曰：“汝眼皮尚下堕。昨夜，汝睡必未醒，是否？” 华客曰：“是！” 又曰：“汝右手大二两指乌黑，色尚新。汝齿焦灼，吐气有鸦片味。汝未来之前，必先吸鸦片烟，是否？” 华客曰：“是！” 又曰：“汝指头有坚肉，汝必好骨牌。汝昨夜未睡，亦必为赌骨牌故，是否？” 华客曰：“是！” 又曰：“汝眉之下、目之上，皮赤，多红筋，两瞳常茫视。汝昨夜必近女色，且已受毒，是否？” 华客曰：“是！” 歇洛克语毕，华客尚倾听。歇洛克因又问曰：“我所问汝者，尽是欤？” 华客曰：“尽是！” 曰：“然则我所探之事已毕，汝可去。” 华客大笑。 歇洛克问何故笑，华客云：“若然！我亦能为名包探，何足奇？” 歇洛克问：“何故？”且云：“然则汝试一探我？” 华客问云：“我知汝是人，然否？” 歇洛克笑应云：“然！” 又云：“我知汝非我中国人，然否？” 歇洛克又笑应云：“然！” 又云：“汝有头、有体、有四肢，然否？” 歇洛克又应云：“然！” 又云：“汝口必言，目必视，耳必听，手必动，足必行，必食，必饮，必起，必卧，必呼吸，然否？” 歇洛克又应云：“然！” 华客至此忽不语。 歇洛克问：“何不语？” 华客云：“我所问汝者，尽然欤？” 歇洛克曰：“尽然！” 曰：“然则我所探之事已毕，复何语？” 歇洛克曰：“否！汝所云乃人生寻常事，何用汝探？” 华客嗤然曰：“汝所云，独非我上海人寻常事，亦何用汝探？”歇洛克瞠目不知所对。 华客径去。 冷血曰：“以歇洛克·呼尔俄斯之能，而穷于上海。” （原刊于《时报》，1904 年12 月18 日，署名“冷血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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