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王国维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学衡》1925年第45期。在王国维演讲后的十三年，1938年8月30日，胡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宣读的英文论文Newly discovered materials for Chinese history（《新发现的有关中国历史的材料》）中也开宗明义指出：“近三十年来，中国史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部分归之于新的批判方法和观点之引入，部分归之于新的重要材料的发现……新材料的发现正不断地拓展对历史的认知，并据此构建起新的事实。”参见胡适著，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36卷：英文著述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31页。其实早在1923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把“发现古书”“发现古物”两者与“整理古书”列为明末以来旧学取得的三大成绩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1923年第1期。。回顾20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史，从20世纪早期的殷墟甲骨、敦煌文献，到20世纪后期的清华简、徽州文书、太行山文书等，每一次新材料的发现，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以及对于历史的认知。改革开放以降，海外收藏的与中国有关的材料逐渐进入中国学界视域并发展成学术研究的热点，域外汉籍研究即是代表性一例。而随着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以及中外交流的愈发频繁、密切，海外中国文献研究热度愈发增强（这从近年来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也能看出仅以近三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选题为例，就有2019年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顾维钧档案整理与研究”“美国藏孔祥熙个人档案的整理研究与数字化建设”“哈佛大学馆藏近代黑龙江历史资料整理研究（1906—1945）”等。2020年度的“东亚同文书院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海外藏回鹘文献整理与研究”“中韩日出土简牍公文书资料分类整理与研究”“17—20世纪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宋元数理科学的历史考察和文献整理”“英国藏汇丰银行涉华档案整理与研究（1865—1949）”“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12年至1937年间日本驻华使领商务报告整理与研究”“近代以来至二战结束期间日本涉华宣传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日藏巴黎统筹委员会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日韩所藏中国古逸文献整理与研究”“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汉籍调查编目、珍本复制与整理研究”“海内外所藏汉族古代小说蒙古文译本整理与研究”等。2021年度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国共产党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共产国际联共（布）涉疆中共党员档案搜集整理编纂研究”“海外藏中国糖业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考古遗存研究及相关历史文献整理”“韩国汉文史部文献编年与专题研究”“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史料整理与研究”“东南亚藏中国南海史料文献整理与研究”“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1945—2001）”“域外藏多语种民国佛教文献群的发掘、整理与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日本馆藏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史料整理与研究（1921—1945）”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中国文献的披露，许多传统的历史、文学、思想观念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那么，海外中国文献研究较之域外汉籍研究有何不同，它们主要研究什么问题、遵循何种理路、适用何种方法等等，都是值得学界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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