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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婚礼那天，忽然下起了雨，
用一块石头雕出一只鸟笼，里面的石鸟迎风鸣啭，
就在那门神脚下，埋藏着石匠的魔咒。
为什么贞节牌坊上所有的图画都与贞妇无关？
为什么不同的地方流传着相似的故事？
为什么诗中的排放难以用画笔来描绘？
这些故事和问题重重叠叠，构成一种历史，一种不仅呈现在文字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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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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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岩，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1988 年毕业 于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2001 年毕业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曾供职于 山东省博物馆、中央美术学院。著有《魏晋 南北朝壁画墓研究》《从考古学到美术史》《逝 者的面具》《看见美好》《超越生死》（韩文版） 等，合著有《山东佛教史迹》《庵上坊》《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年方六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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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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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
石匠的绝活儿
谁的牌坊
家谱
载入史册
石算盘，石鸟笼
后跟—后根
故事新编
庵上
年表
术语图解
引用文献目录
插图来源
鸣谢
修订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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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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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牌坊？
王氏在哪里？
当我们迷醉在石匠绚烂华美的作品中时，故事的女主人公却已悄然离开，除了牌坊上“马若愚妻王氏”这几个字，除了“节动天褒”“贞顺留芳”这些高调而又空洞的赞语，那场灰暗的雨，王氏多年的清冷，又到哪里去寻找？
在牌坊上，不管是腾跃的蟒，还是盛开的花，几乎所有图像都传达出一种富贵喜庆的气氛。从这种气氛来看，这座牌坊似乎是为其他一些目的而建的，比如祈求长寿与富足，标榜高贵与斯文。无论文字还是图像，都没有具体表现王氏的生平，我们很难从中寻觅到王氏的影子。中国人有很多办法来表现一个人的生平与事功，例如正史中的“列传”，石头上的碑文、墓志铭，以及形形色色的《孝子图》《圣迹图》，唯独在这座牌坊上，我们看不到、读不到王氏的故事。
无论是大家闺秀的绣楼、书房、花园，还是普通农妇的灶间、蚕房，女人的处所哪一种不是私密的、阴柔的空间？牌坊作为一种敞亮、通透、外向性、公共性的建
筑，如何能与妇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这到底是谁的牌坊？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离开庵上，扩大视野，重新检视一下牌坊这种特殊建筑所走过的路程。
在一部厚厚的中国建筑史中，牌坊属于“小品”。从材料来说，有石、木、琉璃、砖等多种，也有不同材料混合使用者。从形制看则有柱出头与不出头两大类。因为牌坊顶部多有飞檐、斗栱和各种装饰，所以也被称为“牌楼”。刘敦桢指出，牌坊的起源与发展，“尤疑与‘坊’之一字关系最切。考古代民居所聚曰里，里门曰闾，士有嘉德懿行，特旨旌表，榜于门上者，谓之‘表闾’。魏晋以降或云坊，其义实一”。按照这种思路，牌坊的起源至少可以与中古时期城市里坊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最早出现里坊的城市可能是曹魏早期都城邺（今河北临漳）。 里坊制在北魏的洛阳城等都城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里坊制便于对城市中的居民进行管理，以维持治安。到隋唐时期，里坊制发展到顶峰，唐代首都长安城的规划（在隋代称大兴城）便是里坊制最典型的代表（图 50）。
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在这座经过周密规划而建成的大都会中，南北十一条街和东西十四条街纵横交错，每一个方格即为一个里坊（隋时称“里”，唐时称“坊”），白居易“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诗句便是对这种格局的形象描绘。唐长安城共有一百零九个坊，每个坊都有围墙。皇城以南的三十六个坊面积较小，只开东西二门。皇城两侧的坊则是四面开门，坊内有连通四门的十字大街。在敦煌第八十五窟晚唐壁画中，根据《华严经》所描绘的“莲华藏世界”就是包藏在一朵由香水海里生出的大莲花中的城池，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唐代城市里坊的立体形象（图 51）。虽然画中只是在每个坊简略地画出一到两个坊门，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坊门已经成为里坊中十分醒目的建筑个体。
坊门每天由“坊正”负责朝启暮闭，以鼓声为准。坊门既是人们出入里坊的通道，又是公众的视觉焦点。白天，坊门前车水马龙，官府和私人的文告经常张贴在坊门上，如白居易《失婢》诗中即有“宅院小墙庳，坊门帖牓迟”之句。里坊中除了居住着一般市民，还有许多高官贵胄的府第或寺院，这些高门大户和寺院占据着最好的地段，或靠近官署和市场，或与风景区比邻。唐人常常以里坊的名字指称人物，如“新昌杨相国”“修行杨家”“靖恭诸杨”，甚至直接以“亲仁”“升道”来代表在这些里坊中居住的郭子仪、郑畋。
坊的名字直接与人的身份相关，而从后世的图像材料来看，里坊的名称很可能就写在坊门上，因此，坊门就成了官僚贵戚虚饰卖弄、自我夸耀的招牌。这种“门面”的外观相当重要，需细加装点。敦煌第八十五窟壁画中的坊门有屋宇，与北宋宋敏求 《长安志》卷首《一坊之制》中所画的坊门一致（图 52）。此后坊门的设计很大程度上融入了一种有分寸的炫耀性风格，华表和阙等建筑的特征就被吸收进来，例如，乌头门就是将一对装饰性的柱子运用到了门的设计中（图 53）。像宋代的棂星门一样，在中古时期，只有某些特定等级的家族或机构才能修建乌头门。坊门顶部的屋宇可能来自阙，在宋《平江府图碑》中，坊门既有冲天的柱头，又有顶部的屋宇，与明清时期牌坊的形制没有太大的区别（图 54）。在屋宇出现的同时，斗栱等构件也可能被大量采纳到坊门的装饰中。新的设计元素使坊门平添了许多庄严感，更为引人注目，也为它背后的里坊增添了光彩。
从 9 世纪开始，城市内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商业活动的日益繁荣瓦解了里坊制。10 —11 世纪，里坊的围墙被彻底摧毁，只有坊门孤零零地立在原地。《平江府图碑》中的坊门上书写坊名，或许延续了唐代的传统，但也只是留下个名称而已，其两侧的围墙和背后的建筑，都已荡然无存。这些坊门不再是聚落单元中的一个部件，而有了更为独立的身架。虽然其主体结构没有变化，但柱间的门扉失去了意义，以至于被彻底省略。这样，一座矗立在道路间的牌坊，只是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不是对空间绝对的分割，人们可以更简便地穿行其下，也可以绕行于两侧，可以仰视，也可以围观。
如此一来，牌坊的原始功能和属性就被大大地改变了。牌坊有梁、柱、屋宇、斗栱，具备了宫殿建筑的多项基本要素，但它却没有遮风挡雨的功能；牌坊像一扇门，却没有了门扉。所有建筑的构件，实际上都已经变成一种视觉形象。因此，与其将牌坊看作一种建筑，倒不如看作一尊雕塑，一种中国形式的纪念碑。至于其中的建筑元素，只是其身世的证明。它不再凭借坚实的围墙与其背后的主人相联系，而是依靠着非凡的建筑气派、醒目的文字、华美的装饰，牵连着那些特定的人物和事件。
在明清时期，牌坊的修建由朝廷统一支配和管理。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 年），太祖降旨修建状元坊以表彰廷试选出的状元，开创了由朝廷批准修建牌坊的先例。至此，这种特殊的建筑形式便和帝王的恩宠联系在一起，拥有一座牌坊，也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荣光。在清代画家吴友如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座受到皇帝恩准的牌坊正在建造时的情景（图 55）。而在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状元游街》图中，一位春风得意的状元郎正要从一座高悬着圣旨的状元坊下穿过（图 56）。
除了那些科举考试中的成功者，贞女节妇也可以获准立牌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就惊天动地的“义举”，也不是每个家族都能培养出学问出众同时又有足够运气的读书郎，但是男人的死亡并不罕见，因此贞女节妇也就不难寻找。由政府出面旌表贞节的做法开始于汉代，这种传统被后世所继承。元大德八年（1304 年），政府旌表节妇，根据规定，“诸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其节行卓异，应旌表者，从所属有司举之，监察御史廉访司察之”。推行这样的制度，无疑宣示着这个非汉族的政权继承了儒家治国的政策。
到了明代，“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清代由礼部掌管旌表孝妇、孝女、烈妇、烈女、守节、殉节、未婚守节，在一般的年份中，“岁会而上，都数千人”? 。康熙六年（1667 年）旌表节妇的规定与元、明两代大致相同，寡妇守节二十年者，即可得到旌表。雍正元年（1723 年）又规定，守节超过四十岁而未到五十岁去世者、守节十五年以上者，也可得到旌表；道光四年（1824 年）又改为守节十年去世者，可予旌表，同治七年（1868 年）进一步把这一年限缩短为六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各地的牌坊以颂扬当地在科举考试或仕途上成就卓越的人为多，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自 18 世纪开始，旌表的焦点转向了节妇贞女。根据《吴县志》载，明时吴县（今江苏苏州）境内共有牌坊一百二十三座，其中科举高官的占九十九座；到了清代，吴县拥有一百一十三座牌坊，其中节孝坊多达九十七座。《镇海县志》的统计同样有趣，浙江镇海县五十座明代牌坊中，高官、科举的占三十四座；与之相比，四十九座清代牌坊中除“孝子坊”“乐善好施坊”外，其余四十七座全为贞女节妇坊。牌坊表彰重心移向贞节烈女，固然和中央的政策有关，同时也可能与官方控制削弱，地方豪族势力膨胀的背景相联系，而这些地方豪强正需要来自朝廷的褒扬以彰显其实力。
我们无法详细了解安丘在明清两代所立牌坊的具体情况，但各种版本的县志中所见节妇贞女数量的确在不断增加。在万历十七年（1589 年）马文炜主修的《安丘县志》中，烈女节妇被朝廷“旌门”是一县的大事，均记入卷一的“总纪”中，其中有烈女宁氏、游豹妻李氏、都一贯妻王氏、赵东周妻张氏、黄守纪妻高氏、李学颜妻侯氏和马大壮妻李氏等，卷二十六“列女传”又详细地介绍了其中一些人的事迹。在康熙二年（1663 年）王训编修的《续安丘县志》中，节妇贞女受朝廷旌表之事，仍依例列入“总纪”，但其“列女传”所收万历十七年（1589 年）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之间的节妇贞女人数已达五十人，而旌表的方式也从下诏建坊、“按院具题，奉旨旌表”“诏旌其闾”“有司表其门”，发展到“申府旌表”、知县“亲拜其门，表曰节烈”“树碑”“扁门”“入庠序”“邑人为立石表墓”“里人为立异室同穴之碑”等五花八门的形式。到了 1914 年印行的马世珍、张柏恒《安邱新志》 （记康熙十六年［1677 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事），“列女采访过多，即请旌表者，已不可胜书，不得已，分类书之”。有的研究者提醒我们注意，晚明以来方志中贞节烈女事迹的增多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市井中出现了大量专叙床笫之事的色情小说，说明当时世风变化，男女关系正在逐渐松弛。正因为贞女节妇太少，统治者才会大力提倡。
一座牌坊的建立，需要多个前提条件：其一，要有合法的借口；其二，要得到皇帝的恩准；其三，要有足够的钱财。节妇贞女自然可以当作建造牌坊的借口，然而，尽管文化传统、政府政策和社会舆论一再鼓励妇女守节，但是，做一名节妇却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超凡的忍耐，孀妇还要面临种种的困境。首要问题便是经济的困扰。对于那些收入一般的家庭来说，妇女在丈夫死后，就失去了经济上的顶梁柱，这时，即使孀妇有守节的念头，也不具备守节的条件。而婆家往往也希望通过孀妇的改嫁而得到一笔财礼，以摆脱眼前的困境。道德观念和实际生活的矛盾还会导致行为上的冲突，对于婆家来说，在分家以前，孀妇是他们的负担，而分家后，孀妇的财产又会成为家庭内部其他人觊觎的目标。孀妇也会成为其他男子求婚的对象，在有的贫困地区，甚至存在抢孀的恶习。这些来自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压力，使得守节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精神追求，而是一种艰难的命运抗争。但是，如果一个家庭有足够的钱财，
这其中的许多问题就会得以化解。一旦这个家庭出现了一位长年守节的节妇，就可以反过来证明这个家庭既有钱又和睦。
除了经济问题，守节有时还需要其他的“资格”。在乾隆五十年八月三日（1785年 9 月 6 日）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档案中有一个案例，反映了当事人对于守节资格的看法。据河南河内县三十三岁的村民靳孟山供述，一天，靳路遇一位叫胡宗顺的熟人，胡要替靳在家守节的婶子说媒，改嫁丧妻的李良福。靳声称自己的婶子甘愿守节。胡宗顺说，你们这样的人家，守什么节？靳认为胡恶语欺人，彼此争吵起来，靳以随身携带的刀子将胡杀死。在这个案例中，靳认为胡出言不逊，并不只是因为靳家的贫穷，而是认为其家风、名声、地位与节妇的荣誉不能相配。可见，一位闻名乡里的节妇，自然也是其门风和名望的“人证”。
当节妇以极大的毅力摆平各种矛盾，在家族内部获得了一致的认可后，其事迹要由乡邻、族长、地方官，或当地的“仁人君子”以及在外地做官的同乡出面上报，再由督抚与学臣共同核实，最后由礼部题请旌表。这种上报过程极其漫长和繁琐，需要时时面对各级官僚的傲慢与贪婪。这期间，银子是少不了要花费的，安丘《秦氏族约》则规定：“一族中有忠孝节义无力请旌者，皆以公费为之。”所谓公费，即家族内部所筹集的钱款。安徽歙县徽州盐商一份筹建牌坊的资料，清楚地说明了这类钱款的去向：
由学备文移县转府申详藩宪及院宪，共额费元银五拾五两
内老师计额元拾贰两
学胥计元八两
县礼房额元六两
府礼房额元四两
布政司房额元七两
院房额元拾八两
倘由部报饬县印结，约额费元拾两之间
系老师处约在八两
县、府礼房各一两
藩、院房无额费，县、府礼房均可承办
在这份账单中，打点从县学到院房各级衙门的费用多达五十五两银子。
并不是所有节妇的事迹都能呈达到朝廷，许多家族为了鼓励孀妇守节，族规中规定族长有申请建坊的义务，但同时也补充说，如果无法与朝廷建立联系，则退而求其次，只将其事迹记入家谱。因此，申请建坊的过程，也是对一个家庭财力和社会活动能力的考验。
每年上呈到朝廷的烈女节妇多达数千人，被批准建坊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影响选择的因素很多，如“妻以夫贵，母以子荣”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除了家族的影响力外，节妇贞女们的事迹是否富有戏剧性也相当重要，考虑到这种旌表手段的宣传作用，那种最为离奇煽情的故事最容易被选中。? 如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日（1783 年 5 月 10 日）的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档案中有一条说，江西庐江县汪朝献的妻子王氏在与一位男子交谈时，被对方趁机捏了一下手，汪王氏因羞愤而自缢。会审的官员认为，汪王氏捐躯明志，节烈可嘉，于是被批准建坊。在这个今天看来至多属于性骚扰的案件中，汪王氏因为以死相抗，使得事件极富感染力，这样的案例自然更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种选择也容易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节妇们会以这些被旌表的人为榜样，模仿那些惨烈却不再具有任何创意的行动，例如，在各种文献中，节妇尝粪、割肉、毁容、断指、挖目等惨剧会一再上演，而向壁虚构、瞒天过海的勾当也自然不可避免。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民间的琐事是无须皇帝逐一御览的，因此，高悬在每一座牌坊上的圣旨，其实是以皇帝的名义由礼部“批发”的。按照清朝的规定，获准建坊后，要拨发三十两“建坊银”，由其家族出面组织修建。拨发三十两银子是一个通例，如中举者的建坊银也是三十两。对于建造一座牌坊来说，这点钱显然只是一种象征，远不及前面所列的打点各级官员的费用。于是有的中举仕子干脆拿这笔钱去孝敬主考官，而不是建牌坊。? 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雍正皇帝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命令“地方公所设立祠宇，将前后忠孝节义之人，俱标姓氏于其中，已故者则设牌位于祠中祭祀，用以阐幽光而垂永久”。
这道谕旨显然也在山东起了作用，嘉庆《山东通志》记：
经礼部议覆行，令直省州县分别男女，每处各建二祠，一为忠义孝悌祠，建学宫内，祠门内立石碑，将前后忠义孝悌之人刊刻姓氏于其上，已故者设立牌位；一为节孝祠，另择地营建，祠门外建大坊一座，将前后节孝妇女标题姓氏于其上，已故者设立牌位。每岁春秋二次致祭，祭品同名宦、乡贤二祠。
道光二十二年（1842 年），在安丘城东门里为“贫苦节烈无力请旌者，合建一坊于节孝祠东旷”，名曰“节烈合坊”，“共四百余名贫苦节烈咸得旌表”。这种牌坊的钱财似乎要由多方筹集，在安丘节烈合坊的建造中，身董其事的官员需要“出资任劳”。最令人惊异的是安徽歙县徽城光绪年间的一座牌坊，其额枋上镌有“徽州府属孝贞节烈六万五千零七十八名口”等大字，应是旌表人数最多的牌坊。这座由地方官出资兴建的牌坊用砖砌成，也是最为寒酸的一例。
只有那些拥有足够财产的人家，才有能力建造属于自己家的牌坊。在《点石斋画
报》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家庭实现了最后的梦想（图 57）。迎接“钦旌孝行”匾
的队伍刚刚到达该家的门前，其后盖扇联翩，鼓乐齐鸣，引来乡里百姓羡慕的目光。
画家似乎故意将在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画在同一幅画中，在迎匾队伍到达的同时，一
座四柱出头式的牌坊已经建成，牌坊上悬挂着写有“圣旨”二字的龙凤牌和“万古贞
珉”四个大字的横匾。无论“钦旌孝行”，还是“万古贞珉”，都切中表彰节妇的主
题，也许就像庵上坊的“节动天褒”“贞顺留芳”那样，它们本来就是同一块匾的两
个面。
在建造牌坊的各个环节中，家族的钱财和势力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许多高门
大户缺乏在科举或仕途上成功的才能，却有足够的财力让孀妇继续留在家族中，并以
她的名义向朝廷申请立坊旌表。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富家大户才有可能通过修建牌坊
来炫耀他们在当地的显赫地位，而那个可怜的节妇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修建牌坊的
真实动机是为整个家族涂脂抹粉，而不是给那位苦命的女子树碑立传。清人俞正燮
（1775—1840）《癸巳类稿》中收录的一首诗对此言之甚明：
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
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
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
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藉以传姓氏。
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
说到这里，我们或可明白庵上马家牌坊所潜含的中心意旨到底是什么。高悬在正楼上的“圣旨”只代表一种批发出的皇恩，而没有具体的内容。假如下面“节动天褒”“贞顺留芳”有可能是圣旨“正文”的话，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套话，可以用在任何一名节妇身上。其实，要向地方官府和乡里百姓明确宣告马家势力通天，只“圣旨”两字便足矣。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必要将王氏的事迹一五一十地刻在牌坊上 呢？
这时，一座贞节牌坊就不再是一位妇女的传记，也不是她个人的纪念碑，而是炫耀家族势力的舞台。就像我们在《点石斋画报》看到的《孝妇旌门》一图（见图57），如果不去仔细阅读作者在这幅画旁边题写的长篇文字，我们就无法得知这座牌坊所要旌表的节妇的事迹，人们眼里所看到的，只有这个家族的荣耀。
对于王氏来说，她在牌坊上缺席的遗憾已被表面精巧的装饰所遮蔽，那些纷繁的图画吸引了公众的目光，但同时又将个人的私密深深隐藏起来，这一戏剧性的差异恰恰是牌坊耐人寻味的地方。然而，牌坊的存在就是为了“纪念”，所以它还是断然指向了一个不曾言说的故事。牌坊醒目地矗立在公共广场或通衢大道上，对于其背后的故事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位永久的提示者。这个故事没有像《点石斋画报》上那样被记载在牌坊的旁边，而是躲藏在沉重而神秘的帷幕后面；另一方面，一些新故事又被不断编织出来，坚硬而沉默的青石反倒成了停泊这些新故事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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