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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张晋藩教授作序推荐
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力作
“枫桥经验”西北学派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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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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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社会和谐稳定为目标、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矛盾不上交”为特色，是平安建设、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杰出成果，它与时俱进，历久弥新，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社会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经验，形成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亦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制度的经典样本。《新时代“枫桥经验”：以基层善治助推中国之治》一书通过“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等章节，介绍了“枫桥经验”应用于实践的具体做法。该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是一本通俗理论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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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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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通，法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长安青年学术骨干”、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研究院执行院长、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马锡五审判方式研究院副院长，《“枫桥经验”研究》集刊副主编。研究方向为法律史、法治文化、枫桥经验与社会治理。主持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等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论文30余篇，获中国法学会第十三届中国法学青年论坛一等奖、西安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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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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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 1
第一章 新时代“枫桥经验”，走向基层善治 / 8
一、良法善治：中华法治文明的鲜明底色 / 8
二、中华法系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 24
三、乡贤调解：创新“枫桥经验”的传统文化资源 / 40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基层善治体系创新 / 58
第二章 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 / 81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源头治理 / 81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大调解体系建设 / 95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标准化推进平安建设 / 116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 / 147
第三章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弘扬人民司法优良传统 / 163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与“马锡五审判方式” / 163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与“马锡五式人民法庭”创建 / 181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城区法庭参与诉源治理 / 195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检察参与市域社会治理 / 213
第四章 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中国基层基础建设/ 229
一、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 / 229
二、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平安乡镇（街道）建设 / 244
三、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 / 256
四、新时代“枫桥经验”与社区志愿服务规范化 / 278
结 论 / 306
后 记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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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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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法制历史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法制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文化，它不仅是古圣先贤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的结晶，也为灿烂辉煌的中华法系提供了坚强的文化支撑。虽然时移世易，但面对世界法制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法文化中蕴含的许多优秀传统和理性因素，依然构成一座值得认真挖掘和传承的文化宝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
以德化民，以法治国，明德慎罚，德法共治，是中华法文化的核心要义。面对国家兴亡的残酷斗争，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意识到道德对于治国的作用。周公灭商之后便提出明德慎罚。至汉代，进一步认识到德的作用，遂以德为主、刑为辅。至唐代，更将德礼与刑罚的不同的作用与相互关系总结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的作用在于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消除恶习，进而改良社会风俗习惯，所以古代的政治家坚持以德化民。但德的教化功能不能实现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不能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也不具备强制惩奸治恶的功能，故而以德化民必须与以法治国相结合，借助法律的强制作用，惩戒违反道德的行为及各种犯罪，所以二者密不可分。以德化民，建设稳定的社会基础，以法惩恶，维护社会的安宁和国家的强盛。法律的制定要以主流价值观及道德原则为指导，使法律成为道德的承载，让法律更多地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将某些道德规范直接融入法律，以道德涵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只有将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共同提升，才能实现善治的目标。
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力求做到法治、德治、自治（乡治）相统一，是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为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稳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首先，行乡宴之礼，明长幼之序，敦亲睦之情。中国古代重礼制、序尊卑的礼法文化，上行之于朝堂，下贯彻于乡里。从周朝起，所实行的乡宴之礼，就是礼法文化的具体贯彻。根据周礼，乡宴之礼，也就是定期举行乡宴，以和乡党之情，以明长幼之序，以叙伦常之亲。乡宴之礼起到了明礼义、重伦序、宣教化、彰良善、黜奸邪、移风俗的积极作用。其次，善教化民，兴学育才。善教与善治密不可分，善教化民、兴学育才对于良好的乡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善教的内涵可以分为以下几点：一是明礼乐，正人心，敦风俗。二是重人伦，尽忠孝，爱国家。三是设学校，育人才，兴文治。善教不仅需要国家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广而教之，更重要的是，使人自省，由正心诚意出发，进而齐家治国，直到平天下。能平天下，可谓达到了乡治的极致。最后，制定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维持自治，调动乡村的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治。唐宋以后，社会上广泛流行大家族的家法族规、家训族谱，如《颜氏家训》《义门陈氏家法》《永兴张氏合族禁条》等。在家法族规、家训族谱之外，还有大量的乡规民约，如宋代吕大钧《吕氏乡约》、朱熹《增损吕氏乡约》，明代王守仁《南赣乡约》等，其中以《吕氏乡约》最为典型。家法族规、乡规民约都是里甲老人和息争讼、管理家族和乡里事务的重要依据，属于民间法的范畴，成为国法的重要补充，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基层治理的丰富经验，为今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厚重的文化支撑。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汪世荣同志和王斌通同志均是我的弟子，他们的两本专著，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的力作，也是“枫桥经验”西北学派新的标志性成果，既从历史演进、核心要义、文化传承、实践创新等宏观视角进行了深入探讨，也从基层良法善治、矛盾纠纷化解法治化、人民司法优良传统、平安中国基层基础建设等微观层面展开了卓有见地的阐发。他们的论述表明，目前提倡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群众路线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等经验做法，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善治新体系，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也是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高效能的社会治理不仅是一个地方高水平安全的重要前提，而且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坚实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奋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健全，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这些成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稳步取得的。在此过程中，全国各地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发挥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社会治理典型经验的示范引领作用，因地制宜进行“枫桥式”特色创建，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也是促进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不容忽视的一环。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杰出成果，蕴含的基层社会治理思想观念、工作机制、方式方法，具有本土性、人民性、科学性和示范性，对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是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思维的集中体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做到：
一是大力珍惜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社会化重在强调主体的多样性。基层社会治理不仅要发挥好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的作用，也要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平等对待各类社会主体，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热情，形成开放性治理架构和包容式治理样态。一方面，要加强社会力量对现有创建活动的参与，促进各类主体良性互动，形成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合力，尤其要鼓励、支持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以及乡镇、社区的平安法治建设；另一方面，要在准确把握新时代“枫桥经验”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优化提升各行业、各领域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规范、引导条件成熟的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平安法治建设，让更多社会资源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融为一体。
二是充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法治化重在突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提升服务水平。法治是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治理规则，是国家兴盛、社会繁荣、人民安康的保障。无论是执法部门、司法机关、基层政权或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还是企业或社会组织，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都应在法治轨道上稳步推进，每一个理念、每一项举措、每一起事项都应遵循法治规律，经得起法治的检验。尤其要在矛盾纠纷和社会风险的预防化解中树立法治的权威，确保人民群众依法维权。可以在调解、仲裁等非诉领域充分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提高平安建设、法治建设成员单位的参与积极性。最终形成以平安法治创建为亮点、以法治建设治未病为特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
三是不断丰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智能化可以打破数据孤岛和时空壁垒，促进物理空间和信息空间深度融合，形成“信息高速公路”，从而激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造活力。新时代“枫桥经验”虽然面向基层，服务广大城乡社区，但智能化水平须及时跟进。既要注意以“智慧建设”带动“智慧治理”，做强本部门数据收集和运用，构建线上线下联动治理格局；也要加强各类社会治理主体尤其是公权力主体之间的联系，摆脱独自发展的思维，通过“互联网 ”强化彼此之间的衔接与联动，形成一站式“信息感知、指挥督导、实战应用、智慧决策”机制，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功能融合、技术融合、数据融合、管理融合，让每一项平安法治建设活动都成为系统性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助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
四是持续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社会治理专业化。专业化是现代社会分工的显著特点，也是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服务水平的要求。首先，要确保社会治理主体根据专门分工或行业发展实际，结合不同的价值需求、问题导向提出适应不同行业领域的社会治理与法治建设标准，保持标准的专业性。其次，要确保社会治理主体素质不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群体应及时掌握社会治理理念更新、观念创新、体制完善、方法改进等新变化，夯实满足时代需要的高素质社会治理人才基础。再次，要确保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契合行业领域发展需要，促使各系统、各行业、各领域的社会治理活动形成一个协同共进的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整体。最后，要确保各项专业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机结合，如在推进平安法治与社会治理进程中，社会治理主体可以与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专业的研究平台或团队，在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实践成果、问题对策等方面协同创新；也可以建立或引入第三方评估机制，依托专业力量对平安法治建设的标准、成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以此作为改进工作的重要参考。
总之，实践探索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基层善治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基础。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正确性和先进性。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立足国情实际，在不断丰富法治实践、总结法治经验、升华法治理论的同时，注意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因素，传承红色法治文化的精华内容，吸收世界优秀法治文明和法治建设经验，使古与今、中与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密切结合，兼收并蓄，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中国之治提供源源不断的基层治理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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