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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君主专制空前强化是有明一代的基本特征，不仅表现为明太祖、明成祖的事必躬亲、大权独揽，还在皇帝少理朝政、“垂拱而治”的明中后期有鲜明反映。那么，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明代国家权力结构中，皇帝之下的权力运行机制如何在维护皇权独尊的同时保证国家治理效能，成为明代君主集权研究的重要议题。
本书即方志远教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力求在中国古代王朝脉络中审视明代政治建设。全书以中书省、行中书省的兴废为讨论起点，着眼于明代国家权力在中央、地方基层的表现形式，关注决策、行政、军事、监察等基本权力的运行机制，细究各权力主体在权力网络中的位置及其流变，全面呈现了官僚系统内部的相互制衡，对明太祖关于政治架构的基本原则“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的贯彻情况进行了深入刻画。
作者在书中重点阐述了明代国家权力机构的形成过程，着重区分了有关机构及其人员由临时性差遣到制度性定制的时间节点，并重视政治活动中的普遍性情况和偶然性行为及二者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明代制度史研究的成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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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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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明代政治制度史的经典著作，立足于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形成道路，以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为切入点，勾勒出明代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乡绅里甲层层制衡的庞大国家机器。通过明代权力结构初创、定型、调整、再定型的全过程，展现明代国家权力结构演变的双轨制轨迹，展示中国历代国家权力“内廷机构外廷化、中央机构地方化、监察机构行政化”的普遍规律，揭示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尤其是君主制度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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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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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远，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历史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研究领域为明代国家制度与社会进程、明清江西商人与地域社会、明代市民文学与明代社会思潮。主要著作有《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走进明朝：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王阳明：心学的力量》等。在《百家讲坛》主讲《国史通鉴》《王阳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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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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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上篇 明代中央决策系统的权力关系：内阁、内监与皇帝
第一章 “三大府”的设置与中书省的废除
第二章 翰林春坊官平驳奏启与内阁的出现
第三章 内阁制度的形成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
第四章 司礼监的崛起及中央决策系统的“以内制外”
第五章 “以内制外”的保障：关于明代宦官的知识化问题
第六章 明代皇帝的“事必躬亲”与“垂拱而治”
中篇 明代中央管理系统的权力制衡：外廷、内府与科道
第七章 废除中书省后“彼此颉颃”的外廷与内府
第八章 明代官员选拔、任用中的权力分配
第九章 明代财政管理中的权力关系
第十章 明代的军事力量及领导系统的“三权分立”
第十一章 明代的法律与司法权力结构
第十二章 明代的监察权力及运行
下篇 明代地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 按、司道与乡里组织
第十三章 行省、三司与三堂：省级权力结构的调整
第十四章 明代省级国家权力结构的定制
第十五章 明代的“道”：分巡、分守与“整饬兵备”
第十六章 明代府州县“亲民官”及其施政方式
第十七章 明代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
引用文献
后记
再版后记
附录：明代国家权力结构演进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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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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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后记
本书在2008年出版之后，得到不少朋友的鼓励，我也自认为它对明代国家制度、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也有诸多不满意处，所以一度希望能够通过“修订”以后再版，弥补其中的一些遗憾。一旦动手，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原因有三：
第一，本书是对明代国家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整体性研究和描述，而不是对某个环节的专题讨论，如果修订，工程浩大，而且未必能够修补得更好。
第二，本书代表我当年的认知水平，其中不少内容是和同行学者讨论的成果，如果修订，场景便发生了变化，对自己、对他人都是不负责任。
第三，进入本世纪后，我的学术研究的旨趣和方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多地站在社会进程的角度思考明朝、思考明代的问题，这些思考，集中在几篇论文之中。这些论文被有些朋友称为“新政治史”研究，正在考虑一些朋友的建议，打算编成一个集子，以《走进明朝：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的书名出版，以弥补本书的某些缺憾。从这个角度看，《走进明朝》实为《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的续篇。回过头来再度审视明朝国家制度和权力结构，认为即使在今日，本书的整体认识仍然是到位的，所以，最终放弃了“修订”的打算，只是对明显的错字、误用的标点及个别文献进行了修正。
本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15年，库存已尽，网上旧书的购价好像到了数百上千，不少朋友以及我的学生，是通过打印或复印获取本书的一些信息，也有不少朋友通过微信或微博建议此书早日重印或再版，每每看看这些信息，就感到对不住朋友、对不住读者。早在七八年前，何孝荣教授就询问过这本书的版权，准备将其纳入紫禁城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但我对“版权”之类的事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因为有几本书的版权是10年，遂以为都是10年，其实那个时候，这本书的版权时间已经到了。虽然后来又有几个出版社和我联系，有的已经签订再版协议，拟在2022年夏出版，但因为无法预测的原因，迄未出版。
感谢刘景琳、刘隆进、张洁诸友的努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准备尽快再版此书。我和景琳相交是在30年前，从年龄上说是两代人，但他思想的敏锐和办事的干练，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隆进的相识，是因为他出版黄宗智先生的文集，里面收录了我的一篇文章，从此有邮件和微信来往；张洁几年前约了我一个稿子，因为忙，一直在爽约，真对不住，但她并不介意，极力推进本书的再版，期待它能够早日和读者见面。
学生俞翊、施睿哲、汪浩东等在校读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发现多处过去“抄卡片”时留下的问题。
在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数据库的时代，所有历史学者的资料和信息，几乎都是通过查找纸质文献、抄录卡片积累的。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后来虽然用了电脑，电脑仍然是作为输入资料和写作的工具，就像那个时候手机只是用来通话一样。本书的大部分资料，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抄录卡片时，只会注明作者、书名、卷帙及细目，编年史则标明年、月、日，这在当年已经是十分规范了。随着“和国际接轨”、随着学术的“规范化”，大概从2005、2006年开始，一些刊物开始要求论文的注释精确到文献的页码，极大程度消除引用文献的错误，但对著作，当时还没有这种要求。这次再版本书，本想补上页码，但因工作量太大而放弃。所以，尽管责任编辑和校对投入了大量的劳动，恐怕还是无法完全消除错误，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坦率地说，要求对所有古籍标注页码，我还是有一些抵触。同时也认为，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在这方面留下个别无妨大旨的缺憾、留下少许不影响整体品质的错误，也没有什么不好。突发奇想，留下少许错误，还便于发现个别转引文献不注明来源的作者。因为你的引文错了，他也跟着错，从我的论文和著作中犯这种转引错误的，不小心发现了两三起。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史料页码标得如此明白，是否也为转引史料提供了方便？
遗憾的是，当年向华夏英才基金推荐本书的王天有、商传二教授，已先后驾鹤仙去。本书的再版，也是对他们的怀念。
方志远
2023年2月18日
广东惠州富力湾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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