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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重走诗圣杜甫的前半生，再现大唐盛世的历史图景。从伟大的诗人身侧出发，抵达一个伟大的时代。
2、唐史研究专家张国刚、杜诗研究专家谢思炜、中国诗词大会文学顾问康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仇鹿鸣一致推荐！
青年学者重磅之作，推荐阵容汇集国内唐史研究和杜诗研究的专家
3、国内少有的聚焦杜甫前半生的史学作品，填补相关领域的空白
杜甫是家喻户晓的伟大诗人，对他的研究和讲述很多，但重点大多集中在他的后半生，对他的前三四十年关注不足。本书聚焦过往传记未深入开掘的杜甫前半生，关注其思想认知的形成发展期，看杜甫如何成为杜甫。
4、诗人的生命史与大唐的历史，双线并行。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打开8世纪唐朝波澜壮阔的历史图卷。从诗出发，抵达历史深处，重新理解“诗史”的意义。
5、丰富附录，唐代历史小百科，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唐代长安坊市图、唐代洛阳坊市图、唐代主要官阶表、主要人物生卒时间线（拉页设计）、杜甫年表（最新修订）、杜甫奉天行程图、杜甫齐赵行程图、唐代江淮转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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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如果将唐史研究比为一场考试，那么杜甫几乎是在把答案展示给你看，只不过他的手势和暗号需要解读。”
对于诗圣杜甫，从来不缺少研究，但大都侧重讲述的是杜甫的后半生，前半生却很少有深入考证，造成杜甫人生前三四十年被关注不多，而这恰恰是他思想和认知的形成发展期。
本书是国内少有的聚焦杜甫前半生的史学作品，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盛世历史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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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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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文，历史学博士，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现为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助理教授。研究领域为唐代政治史与民族史，著有《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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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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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杜甫家世（683—711 年，杜甫出生之前）
一、洛阳县丞
二、吉州之案
三、修文学士
四、审言之死
五、长子杜闲
第二章 少年时期（712—720 年，杜甫一岁至九岁）
一、杜甫幼年
二、姑亲裴氏
三、姨亲郑氏
四、姚宋时代
五、王翰入京
第三章 初游文场（721—725 年，杜甫十岁至十四岁）
一、集贤书院
二、张杜旧事
三、燕公之子
四、李邕入计
五、封禅泰山
第四章 京兆贡士（726—730年，杜甫十五岁至十九岁)
一、张说罢相
二、李邕下狱
三、吴越之行
四、忤下考功
五、独辞京尹
第五章 兖州趋庭（731—738年，杜甫二十岁至二十七岁）
一、奉天县令
二、李祎北伐
三、惠妃武氏
四、张李之争
五、兖州趋庭
第六章 东都二年（739—743年，杜甫二十八岁至三十二岁）
一、蜀地旧事
二、杜闲之死
三、杜家之变
四、严齐之会
五、东都二年
第七章 天宝长安（744—746年，杜甫三十三岁至三十五岁）
一、李杜相遇
二、历下之会
三、坡陀青州
四、驸马潜曜
五、汝阳府邸
第八章 帝国周边（747—750年，杜甫三十六岁至三十九岁）
一、韩公筑城
二、胡人禄山
三、河陇风云
四、安西都护
五、鲜于仲通
第九章 羯胡构逆（751—755年，杜甫四十岁至四十四岁）
一、延恩献赋
二、高适入幕
三、天马天狗
四、率府参军
五、禄山起兵
附录一 图表
唐代长安坊市图
唐代洛阳坊市图
唐代主要官阶表
主要人物生卒时间线
附录二 杜甫年表
凡例
杜甫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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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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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节选）
四、普遍的历史与独特的生命史：“诗史”的双重意义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特点有直接关系。我们知道，目前存世的杜诗大约有一千五百首，这些诗作在年代分布上，呈现出典型的指数增长特征。如果再将诗作的字数考虑进来，则我们今天看到的绝大部分杜诗，其实是中年以后杜甫的人生记录，以及集中于夔州等地的暮年回忆。在天宝后期进呈玄宗的奏表中，杜甫自述“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雕赋表》），而现存杜甫此前的诗作不过百余首。换句话说，仅天宝以前杜甫散佚的诗作便有上千篇，对探求早年杜甫的生命历程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缺憾。
另一方面，千年以后，与当初的作者杜甫相比，我们作为历史解读者对杜诗的理解，无可避免地会出现差异。徒步还是骑马、种竹抑或伐木，杜甫所关注的对我们来说并不那么重要。相反，许多在诗中一闪而过的交游细节、人际关系、历史事件，却成为我们探寻相关历史的宝贵线索。但在实际的传记书写中，我们往往会被杜诗强烈的情绪同化，从而将杜甫个人的生命体验在历史层面进一步放大。一个最显著的例证是，杜甫这一代人对于安史之乱的盛衰感触，掺杂了大量个人际遇和今昔对比因素。如果我们对此不予甄别，则会想当然地将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甚至唐代历史中的地位无限抬升，从而忽视了很多更为深层的历史变动。近年来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将历史人物置于时代之下，往往称为“某某和他的时代”，这其实是对传统的人物传记和年鉴学派整体史两种历史方法做出的一种调和。在著名的《圣路易》中，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_x005f，1924—2014）曾说：
历史学家作出的选择实际上是强迫自己首先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文献资料的收集，他对传主的了解希望达到什么程度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都取决于文献资料。……由于圣路易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所以他与圣方济各一样，是我们掌握第一手资料最多的 13 世纪人物之一。……可是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圣路易因资料丰富而具有的表面优越性，却因人们怀疑这些资料的可信性而被抵消了。……第一个原因在于以往圣路易传记作者们的素质和所追求的目标，他们几乎都是圣徒列传的作者，……他们不满足于把他写成一位圣徒，而是要依据他们各自所属集团的理想，把他写成既是国王又是圣徒。……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圣路易国王的资料大多是文字资料，这就为随意加工提供了方便。这些文字资料都是用拉丁文撰写的圣徒“生平”或“传记”。……通篇充斥格式化的记述。
如果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是一个被宗教化了的历史人物，那么杜甫就是被高度文学化了的历史人物，他是文学史中的圣路易。傅璇琮直言杜甫研究的困难在于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只不过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如果按照勒高夫的初衷，《圣路易》一书恰恰是要突出个体和个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尝试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种历史图景。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是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但他的作品却颇类似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名著《意大利史》（Historia d’Italia），包含了大量对正史的复述和对常识的转述。很多历史事件似乎在杜诗中记载甚详，但稍加溯源就会发现，类似记述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早已存在。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批判圭恰尔迪尼时所说，“我们必须广泛搜集和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报道和论述”。在这个层面解读杜甫，高明者如钱谦益、仇兆鳌等尚能通过史料比对发微小之覆，不得要领者则只是充当继官方文献、杜甫诗歌之后的第三手事件转述者。
因此，“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
第六章
五、东都二年
杜甫自谓客居东都，是就其偃师祖宅的相对位置而言的，事实上偃师县距洛阳只有七十里途程。之所以产生这种心理，是因为此时的他需要独自面对洛阳城中的高官显贵，奔走趋竞之中难免遭遇挫败冷落，“二年客东都”是他潜意识里自卑情绪的无意流露。那么为何杜甫在丧父、分家以后并未优先选择前往京师，而是在洛阳干谒？严、齐的东都之会只是大的环境因素，杜甫之所以停留东都，还与杜家当时变故不断的家庭状况密切相关。
天宝元年小裴杜氏死后，杜甫为之服丧，具体的等级，他在为姑母所写墓志中有含蓄的表述：
有兄子曰甫，制服于斯，纪德于斯，刻石于斯。或曰：岂孝童之犹子欤，奚孝义之勤若此？甫泣而对曰：非敢当是也，亦为报也。……客将出涕，感者久之，相与定谥曰义。君子以为鲁义姑者，……县君有焉。是以举兹一隅，昭彼百行。铭而不韵，盖情至无文。其词曰：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
杜甫借与他人的对话，委婉地表明对于小裴杜氏，他并未以“犹子”当之，而明确称之为“义姑”。也就是说，他在丧事上尽心竭力，但服制上不服母丧，仍以“姑姊妹”（即姑母）之制服丧，唐人归为“大功”，时间九个月。由于小裴杜氏的墓志存于杜甫诗文集中，作为文章，按惯例隐去了其去世时间和年龄，只记为“天宝元年某月八日，终堂于东京仁风里，春秋若干”，但幸运的是文中保留了迁殡时间，即“越六月二十九日，迁殡于河南县平乐乡之原”。小裴杜氏迁殡的时间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尸体不易保存。下葬的平乐乡就在洛阳城北邙山脚下，是唐人在东都的主要葬地。考虑到上述两方面因素，隐去的“某月”应当为五月或六月。杜甫服完大功之丧，时间在天宝二年初春，客观上需要停留在东都。
政治的环境与家庭的变故相重叠，最终促成了杜甫在东都的两年客居生活。毋庸置疑，杜甫的拜会仍然需要借助杜闲乃至杜审言当初与崔尚、王翰等人的旧交。此时他已过而立之年，他对严挺之等人的拜会已经褪去开元十三年杜闲庇护下的虚假光环，变为真正的干谒求进，从而令他第一次清晰地感受到人情冷暖。杜甫这一时期可能拜会或联络的文学派权贵，包括严挺之、齐澣、崔尚、李邕。先看严挺之。杜甫后来与严武的交往中，反复透露出杜、严两家为世交，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中，还很难发现两家此前直接的交往证据。不过杜甫客居东都期间前往拜会严挺之，却是极有可能的。再看齐澣。杜甫与齐澣缺乏直接交往的证据，但齐澣是张九龄、崔尚等人的至交，他前往拜会的可能性很大。再看崔尚。在《壮游》自注中，杜甫称崔尚为“崔郓州”，东平太守正是天宝初年崔尚的职任，这说明客居东都的杜甫确实曾多次听到“崔郓州”之称，间接表明此时他仍与崔尚保持着联系。事实上在天宝三载，杜甫的父执崔尚曾任济王府司马（从四品下），但旋即改授陈王府长史，而裴荣期在妻丧之后是否会继续在济王府任职，还是存疑的。唐人将前后迁转相继或职责相关之人称为“连官”，其间他们私下多有往来，如果裴荣期随后仍在王府任职，是不排除与崔尚有交集的。
东都客居生活行将结束时，杜甫遇到了李白（701—762），写下了《赠李白》，深刻反映出这一时期杜甫内心的状态。诗曰：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如果单从诗句来看，杜甫对于客居东都的时光颇有不满，受够了干谒交游中所见的人心机巧，也吃不惯酒肉膻腥。但这首诗的主旨在于和李白约定前往陈留、睢阳两地。李白对道家炼丹成仙的追求，将杜甫内心压抑已久的遁世情结释放出来。尤其是他在丧父后独自应对人事往来，难免有挫败和失落的感觉。其实，严挺之、齐澣这些人都是杜甫主动拜会的，没有人强迫他。
这首诗的宝贵之处，正在于它初次向我们展示出杜甫内心的两种追求——仕宦与归隐，而李白后来在他心目中崇高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二人有限的交游，而是作为精神追求上的一个标杆，始终或隐或现地成为杜甫的仕宦理想的一个参照。事实上我们将会看到，杜甫所谓与李白的“梁宋游”，其实也是他前往齐州拜会李邕的伴随产物。
严挺之与齐澣天宝元年在东都的聚首，可以看作是以张九龄为代表的这批文学派在玄宗朝中央政治斗争中的绝响。二人废居东都的原因，也再次提醒我们，文学派丝毫不“文”，无论是张说还是张九龄，两代文学派都有其现实的政治诉求，他们的落幕也是由于涉及结党、财权、立储这样大本大原的问题。严、齐聚首之前的两年，亦即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在荆州任上落寞离世。晚年的杜甫选取与杜家并无过多私交的张九龄作为《八哀诗》终章，其实有其深意。诗曰：
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
矫然江海思，复与云路永。寂寞想土阶，未遑等箕颍。
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碣石岁峥嵘，天池日蛙黾。
退食吟大庭，何心记榛梗。骨惊畏曩哲，鬒变负人境。
虽蒙换蝉冠，右地恧多幸。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
紫绶映暮年，荆州谢所领。庾公兴不浅，黄霸镇每静。
宾客引调同，讽咏在务屏。诗罢地有余，篇终语清省。
一阳发阴管，淑气含公鼎。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
散帙起翠螭，倚薄巫庐并。绮丽玄晖拥，笺诔任昉骋。
自我一家则，未缺只字警。千秋沧海南，名系朱鸟影。
归老守故林，恋阙悄延颈。波涛良史笔，芜绝大庾岭。
向时礼数隔，制作难上请。再读徐孺碑，犹思理烟艇。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
杜甫在这里表现出了历史学家的冷静与客观。他清楚地意识到，张九龄的罢相是个人因素与时代变迁双重作用下的结果。丧父之后的杜甫没有蹉跎时光，他开始了全新的人生思考。时代的标志张九龄和家庭的标志杜闲都已故去，姑父裴荣期与姨兄郑宏之日渐年迈，甚至杜家世交武平一、崔尚也在此间先后谢世。开天之际杜甫眼中的历史图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终制、分家、迁葬这些现实的家族事务开始萦绕着他，而干谒显贵、维持交际则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文学派独步天下的时代已然结束，少游翰墨场的荣光成为记忆。在追随文学派入仕这件事上，杜甫起了个大早，却只能去追赶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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