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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俄语文学研究和翻译专家刘文飞散文集作者以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中发现的好素材作为散文随笔的写作对象，使得散文选兼具趣味性、可读性与知识性，拉近了中国读者与俄罗斯文学、中国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的距离。十四篇散文均曾在《人民文学》《译林》《长江文艺》等知名刊物上发表
俄罗斯文学如巍峨的山峰般威严，高不可攀，而学者刘文飞用自己的学术散文打开了解它的另一扇窗。契诃夫家的菜园、托尔斯泰与中国人的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作者带领我们以从未有过的视角了解俄罗斯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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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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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是学者刘文飞的创作散文集，所收十四篇散文于近年先后刊于《译林》《北京晚报》《新京报》《长江文艺》《十月》《山花》《边疆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大家》等报刊。这些散文形式多样，不仅有传统意义上的记叙散文和学术随笔，也有准论文和音乐演诵剧脚本，体裁跨度很大。作者试图将诗歌、戏剧等体裁因素带入散文，以拓展散文的体裁间性。在其中几篇散文中，作者还将戏仿、引文、拼接与互文等后现代文学手法引入散文写作，以此尝试“先锋散文”的写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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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刘文飞，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科学部主任，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副会长，入选中俄人文交流十大杰出人物。曾获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利哈乔夫院士奖、“阅读俄罗斯”翻译奖、十月文学奖等。有《普希金诗选》《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俄罗斯文化史》《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悲伤与理智》《俄国文学史》《茨维塔耶娃诗选》《诗歌漂流瓶》《俄国文学的有机构成》《俄国文学演讲录》《读与被读》等著译作七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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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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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 001
“地下室”与“地下室人” 041
明亮的林中空地 062
穿透时空的托尔斯泰 073
追寻契诃夫的足迹 080
梅里霍沃的秋天 102
茨维塔耶娃和她的诗歌 111
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 129
“你是我最好的诗”：茨维塔耶娃和她的女儿 161
帕斯捷尔纳克：生活与创作 173
心灵的相会 217
抒情诗的呼吸 244
巴别尔：谜团、瑰丽和惊世骇俗 299
纳博科夫与蝴蝶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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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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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些年，我陆续写作了一些与我的专业，即俄国文学研究相关的散文，并在国内多家文学报刊上刊出，受到一些读者欢迎，其中几篇还有幸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如《茨维塔耶娃的布拉格》获2020年“十月文学奖”，并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的《2019散文选》，《茨维塔耶娃和她的诗歌》获2022年“山花双年奖”，《纳博科夫与蝴蝶》一文也被《新华文摘》2022年第9期全文转载。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肖丽媛女士器重，我此番把这些散落的散文编纂成集，这既是对自己近年散文写作的一次回顾，也是向朋友和读者的一次汇报。
2022年底，应《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之约，我为他创办的“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限定语的作家和没有限定语的文学》，我在文中写道：“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翻译做得久了，我反而觉得自己离中国文学远了。是‘译’，还是‘写’，在我这里也常常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在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的同时，我也始终在有意识地写作一些更随意的文字，就算是所谓‘学术随笔’吧。我感觉自己先前做研究，搞翻译，就像是在自己的身边砌墙，垒成一座‘语言的牢笼’，然后才开始拆墙，或者说是在这堵厚墙上凿出孔洞，让母语之光照射进来。”“在近些年的写作中，我尝试把这三种语言风格融为一体：我把自己在学术研究和文学翻译中发现的好素材作为自己散文随笔的写作对象，用较为自由、较多感性的笔触来讨论某个比较学术性的话题；而我在汉语写作中获得的某些语言感觉和修辞手法，又可以被我反过来用在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上。也就是说，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成了我的散文写作的资源，中文写作反过来又在为我的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就这样，我在用我的汉语写作消解我的三种身份、三种工作和三种话语之间的界限，试图让这三者之间产生互动，保持张力，并借此来拉近中外文学之间的距离。”“我不希望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成为对高兴先生所主持的这个栏目的解构，但我愿意继续做一个没有限定语的作家，去更多地阅读、翻译或阐释没有限定语的文学。”（《世界文学》2022年第6期）散文写作，就是我试图消弭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学者和作家、专业和兴致等之间界限的一种努力。
中国的散文是一种与小说、诗歌和戏剧并列的文学体裁，这是汉语文学中的独有现象，汉语散文的历史灿烂辉煌，在中国文坛享有数千年的独尊地位，对于中国文字和文学的演变发展，对于中国人的文字表达方式、审美立场乃至世界观的形成发挥过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汉语散文原本以灵动多变见长，然而时至21世纪，我们却发现汉语散文似乎反而显得“现代性”不足，缺乏体裁自身的进化动能。比如，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我们相继有过先锋诗歌、先锋戏剧和先锋小说，却一直不见先锋散文。散文可以用较为现代派，甚至后现代的笔法来写吗？我在收入这部集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十个瞬间》等散文中做了一点尝试，试图用戏仿、引文、拼接等手法来丰富散文的表现力，通过把小说、戏剧和诗歌的元素引入散文来拓展散文的体裁间性。
......
托尔斯泰与中国
托尔斯泰离中国人的确很近。早在20世纪初，托尔斯泰的作品即被译成中文，1907年出版的《托氏宗教小说》是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部汉译单行本。此后，他的作品不断被译成中文，被汉语读者所捧读，其种类不计其数，其总数汗牛充栋。
托尔斯泰本人一直对中国怀有强烈兴趣，我们不要忘了，他当年在喀山大学东方系上学时一开始学的就是汉语，尽管他后来未能完成学业，但对中国和“中国智慧”的向往却始终伴随着他。戈宝权先生曾在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一文中写道：“在19世纪的俄国作家当中，恐怕很少有人像托尔斯泰这样关怀中国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了。”托尔斯泰关注中国，更关注中国文化，在1884至1910年间，他先后写作或编辑了近十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著作和论文。就某种意义而言，所谓“托尔斯泰主义”就是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智慧”相互结合的产物，人们不难在他的“不以暴力抗恶”中感受到老子的“无为”思想，在他的“道德自我完善”中觉察出孔孟的伦理学说，在他的“博爱论”中分辨出墨子的兼爱说。
托尔斯泰曾与两位中国人通信，一位是辜鸿铭，一位是张庆桐。后者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罗曼·罗兰所著《托尔斯泰传》中，被拼作“Tsien Huang-tung”，《托尔斯泰传》的译者徐懋庸将这个名字译成“钱玄同”，而郭沫若则认定此人是张之洞，戈宝权先生经多方考证，才确定这位给托尔斯泰去信的人实为1899年由北京同文馆派往彼得堡政法大学留学的张庆桐（1872—？）。张庆桐与托尔斯泰的通信原件此次也被带到北京，张庆桐的俄文书法工整隽秀，与托尔斯泰苍劲奔放的笔迹构成了鲜明对比。张庆桐在信中写道：“俄中两国同属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同欧洲相比，俄国进步得较慢。而中国与俄国相比，进步又慢了一些。由此可见，较之欧洲，中国对俄国的生活现象更加熟悉，而俄国进行的国家体制演化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中国，而不是欧洲。因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应当比与其他国家的友谊更加牢固。”托尔斯泰在回信中写道：“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而言是常有的情况）；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以及关于他们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惊佩）”看着这几张被置换了空间的已经发黄（或原本就是黄纸？）的信笺，百余年的时间似在一瞬之间流逝。
托尔斯泰在他去世前半年的1910年4月17日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如今，在他去世一百余年之后，他终于穿透时空，以另一种方式来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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