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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国家的维系，有赖于资源的汲取。资源汲取的方式，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传统中国国土广袤辽阔，地域差异千姿百态，在当时落后的交通、简陋的技术手段与信息能力的制约下，统治者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汲取资源呢？
本书从重要性、稀缺性、交易费用、社会效果、国家的议价能力与多主体性等若干影响国家资源汲取模式的变量入手，结合开矿成本随时间递增的特点，通过丰富翔实的史料讨论清王朝的矿产资源汲取情形，在揭示清代矿政之模式及其内在缺陷的同时，论述了彼时国家治理的若干重要原则与面向。以上述经验事实为基础，
本书进一步联系明清王朝对食盐、丝绸、瓷器、马匹等重要物资的汲取模式，结合15～18世纪国家转型的大背景，通过对“中央全面决定机制”“猜忌型决策”“行政造‘息’”“事例原则”等概念的阐发，揭示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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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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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春来，历史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民族史、明清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主要著作有《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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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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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国家的资源汲取模式
第一章 国家推动下的矿业兴起
?第一节 逐渐走向开放的矿业政策
?第二节 云南铜矿业的兴起
?第三节 贵州铅矿业的兴起
第二章 资本问题及其解决
?第一节 以民办矿业为主体
?第二节 薄弱的民间资本
?第三节 官方的资金借贷
?第四节 道路的修筑、维护与运输风险
第三章 清代矿业税费政策
?第一节 矿税的征收客体
?第二节 矿业税费的基本结构
?第三节 矿税中的银
第四章 官方收益的产生机制与数量分析
?第一节 京师与各省钱局铸息
?第二节 滇铜铜息
?第三节 黔铅铅息
?第四节 矿税与矿业总收益
第五章 成本递增与矿业衰落
?第一节 生产成本的递增
?第二节 官方收益的递减
?第三节 *后平衡点
第六章 成本约束与各方博弈
?第一节 矿厂监管体系
?第二节 中央集权的难题
?第三节 定额与变通：清代矿厂的性质
?第四节 “事例”定税：清代矿业税费政策的实践机制
?第五节 财权中央集中体制的破坏与矿业衰落
结语 清代国家治理的逻辑与困境
?一 15～18世纪国家转型
?二 贡赋体制运作的两个变量
?三 行政造“息”
?四 中央全面决定机制
?五 猜忌型决策
?六 事例原则
附录一 滇铜取代洋铜的过程
附录二 冶炉与矿硐之关系
征引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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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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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史”
黄国信 温春来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丛书，*终以“新经济史”命名，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以“新”来命名历史学或者历史学相关学科，实在缺乏表现力；更糟糕的是，“新经济史”本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以数量分析而著名的经济史流派。这两个因素，足见以“新经济史”来命名一套丛书，绝非明智之举。但我们*终仍然行此下策，是希望能赋予这一概念某种新义。我们所谓的“新经济史”，是结合经济史中的历史学派与计量学派的学术理路，以中国社会经济史传统为学术传承，以历史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密切联系的各要素的整体组合为思考依据，从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出发，以阐释学术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经济体系为旨归，力图据此与相关社会科学展开对话，推动基于中国历史经验的经济史解释模式学术理路的形成与发展。
学界通常所说的“新经济史”，兴起于1950年代的美国，是计量方法与历史主义方法竞争的结果。受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影响，1880年代以后，历史主义一直是美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方法，研究者并不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指导，而是强调历史文献和历史数据统计，意图从描述史料和统计数据中形成理论。然而，1950年代开始，经济学在美国全面数学化。在一般均衡原理得到数学的严格证明后，1957年在美国经济史协会的专题学术会议上，有学者正式提出，同样可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解释历史上的因果关系，这成为美国新经济史的宣言，计量方法开始挑战历史主义方法，并逐步成为美国经济史研究的主流。
在此背景下，1964年，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Fogel）出版了《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史论文集》一书，成为美国新经济史的代表作品。该书以新古典理论为指导，意在基于计量，*地对铁路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关系予以新解。此前，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认为，铁路是美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动力，铁路降低了运输成本，扩大了国内市场，并且带动了煤、铁和现代工业的成长。这一观点得到经济史学界的广泛认可，成为经典论述。不过，福格尔认为，这一论述缺少足够的数理支持，只能视为一种假说。因此，在缺乏直接数据的情况下，福格尔极有创意地采用了反事实推定法，他推算如果没有铁路，美国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多大影响。为此，他设定了一系列指标，并用线性规划模型，据已有数据创造数据，计算出1890年铁路带来的货物运输的社会节约是5.6亿美元，仅为当年GDP的4.7%，铁路建设对钢铁、机械、木材等产品的购买量为3211万美元，仅占制造业总额的3.94%。综合两个数据后，他觉得罗斯托关于铁路是美国经济起飞重要动力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福格尔新论一出，引起了美国经济史学界的强烈关注，支持者众，批评者亦不少。但他把由直觉推论得到的结论，置于科学主义的计量分析之下，具有极大魅力。由此开始，以计量为主要方法、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指导的“新经济史”在美国蓬勃兴起。1968年，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C.North）的《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发表。该文用每吨货物的平均海洋运输成本来衡量海洋运输生产率，认为1600年至1850年轮船代替帆船之前，货物的平均运输成本下降，海洋运输生产率提高。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不在众口一词的海洋运输技术进步，而在海洋运输的安全性加强和市场经济规模扩大。而后者的动力，来自制度的变革。诺斯的研究，把新经济史的计量分析演化成经济学史上的新制度学派，制度从经济分析中的常量，一跃成为内生变量，“新经济史”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实际上，比“新经济史”在美国的兴起稍早，在法国，计量方法也在历史研究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大约从1930年代起，逐步将计量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他们首先利用计量开展价格史研究，并逐步将其发展为“系列史”。所谓系列史，就是将一组同质的事实材料，尤其是数字材料，排成一个序列，以分析其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变化，既包括价格、税收等经济史数据，也包括宗教文书、建筑等同质数据。在系列史中，过程成为研究对象，时间的同质性被消解。由此，*终发展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历史非连续性论断。此后，年鉴学派又将计量方法引入心态史研究，推动历史学的计量化，比美国“新经济史”走得更远。
……
第二，坚持整体思维的基本原则，但不避讳模型思维。鉴于计量经济史研究数理模型存在设定的常量和外生变量多而内生变量少，并且无法处理变量的突变等缺陷，我们希望坚持整体思维，从一堆复杂的历史现象里，尽可能地观察到更多的变量，进而从历史的内在逻辑出发，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定哪些是变量而哪些是常量，哪些应该深入展开，以及变量会不会突然跳转、常量与变量会不会转换等要素，然后再以此指导复杂的史料分析。
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并不忌讳模型思维，而是在整体思维的基础上利用模型。我们将历史视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借用模型来洞察复杂的历史关系，并在模型中融入历史维度，以期将历史展现得更为清晰，更富有逻辑，更具备与社会科学对话的可能与潜力。当然，我们强调的模型思维，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否则，模型会变成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非但价值不大，甚至会造成某种误导。此外，由于整体思维的引入，并且要观照变量之间的突变以及常量和变量之间的转换，我们并不一定要追求模型的函数化及其可计算性，模型可以用文字表述，也可以用图形表达，当然也可以是公式化的。
第三，在追求历史的丰富性与多样性的同时，力求从总体上给出一种明晰的解释。经济学家所写的经济史，通常围绕一两个基本假设展开，抛去那些烦琐的细节，剔除与主旨疏离的事实，显得明晰、简洁而优美。从历史学出发的经济史，则往往缺乏一以贯之的概念与主线，但却有着复杂的枝蔓与丰富的史实。本丛书基于历史学的定位，力图不厌其烦地从史料中发掘经济现象的细枝末节，呈现不同行动者的矛盾与博弈，考察经济决策的来龙去脉及其落地的具体情景，探讨管理制度的区域与人群差异。不过，我们也深知这样的研究取向庞杂而缺乏解释力，所以，我们也要在丰富性与多样性呈现的基础上，给出提纲挈领、简明扼要的总括说明，并进而提出一些概念范畴，以期更为深刻、明晰地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为此，历史学者应积极借鉴社会科学家那种概念清晰、逻辑自洽的表述方式。
目前，各种社会科学的分析概念与理论模式，均无法完全有效解释传统中国的经济模式与运行机制，我们希望从史料及其语境出发，以人为思考的中心，借鉴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结合整体史观与模型思维，注重描述研究与计量分析，基于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一些关于中国传统经济体系的理论解释，并探索与社会科学理论对话的可能。这样一种“新经济史观”，并不敢企望真正融合钱德勒所说的经济史研究中的双方，而是希望凝聚一批志同道合者，表达一种努力的方向。
2022年4月28日
于中山大学马岗顶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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