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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第三章?大学文化治理的文化嵌入机理 第一节?文化治理性与大学文化嵌入................................... 89 第二节?大学文化嵌入的两种机制..................................... 100 第三节?大学文化嵌入的主要载体..................................... 106 第四节?大学文化嵌入的基本功能..................................... 120 第四章?大学文化治理的中国式文化嵌入经验 第一节?中国大学治理进程中文化嵌入的影响因素................ 138 第二节?中国大学治理进程中文化嵌入的主要方式................ 155 第三节?中国大学治理进程中文化嵌入的基本作用................ 167 第五章?大学文化治理的典型性文化嵌入案例 第一节?案例设计.......................................................... 178 第二节?北京大学文化治理案例分析.................................. 180 第三节?哈佛大学文化治理的案例分析............................... 195 第四节?案例启示.......................................................... 211 第六章?大学文化治理的文化嵌入要素与问题 第一节?研究依据与方法................................................. 215 第二节?研究过程与结论................................................. 220 第三节?主要问题与讨论................................................. 240 第七章?大学文化治理的文化嵌入方略 第一节?重视大学文化的治理效用，强化大学治理的文化自觉. 249 第二节?加强大学文化选择，保障大学文化的理性嵌入.......... 251 第三节?培育大学治理文化，形成大学治理软秩序................ 254 第四节?推进大学文化转化，构建三位一体的保障体系..........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7 內容試閱： 前?言 大学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大学治理，就会形成不同的治理假设、立足点和倾向性，影响大学治理的行为选择与治理绩效。目前，学界关于大学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相关经验借鉴、制度设计和技术应用等，而对大学文化的关注则较为欠缺，这影响了大学治理结构的完善和大学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我们认为，大学是特别需要文化治理的现代组织，这既源于大学本身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存在，也源于大学治理与大学文化是一种天然的嵌入关系。大学文化治理的本质通过文化嵌入来绘制治理的意义，促使个体形成共同的角色认知与治理期望等，进而形成大学治理的集体行动。大学文化治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大学文化有效嵌入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之中，形成治理的共享观念和集体意识，进而优化大学治理效能。 本研究从文化嵌入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揭示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思维规律与实践方略。首先，本研究从“文化嵌入”的视角解析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本质、机制、载体与功能，揭示了大学文化治理的内涵与行动机理。文化本身就具有治理性，这是文化之所以能够作用于治理的逻辑前提。大学文化也具有治理性，大学文化的治理性是大学文化在嵌入大学治理的过程中所彰显和释放的特殊治理功能。在大学文化嵌入的过程中，通过“认同—内化”与“冲突—调适”的文化嵌入机制，借助于“组织—制度—人”构成的复合性文化转化平台，形成了大学文化对大学治理的制约或者促进功能。其次，本研究采用历史分析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释且论证了大学文化治理的中国式文化嵌入经验和典型性文化嵌入案例。立足于中国大学百余年的治理过程，围绕中国大学治理的“文化嵌入因素”“文化嵌入方式”以及“文化嵌入效用”等三个问题，分析了中国大学百余年的文化治理进程。进而，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参考大学文化治理的行动分析框架，通过“设计案例—分析案例—形成结论”等三个基本的研究步骤，解析了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文化治理的经验与教训。最后，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明确了中国大学治理的文化嵌入要素，并在此基础审视了中国大学文化治理的若干问题，揭示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文化嵌入逻辑与行动方略。借助Nvivo质性分析软件，对中国41所一流大学的章程进行了文本分析，明确了中国大学“育人为本、学术自由、依法自主办学与社会责任”为核心特质的文化嵌入要素，剖析了中国大学文化治理的主要问题。进而，从强化文化自觉、加强文化选择、培育软性治理文化与推进文化多维转化等四个层面建构了大学文化治理的文化嵌入逻辑与行动方略。 要从文化的视角为中国大学治理开出一张有效的“处方”，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要想通过大学文化治理使中国治理取得立竿见影的治理实效，则是更难的事情。因为文化治理本身难以把握，也不是一时一刻、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一所大学可以轻易地建造办公楼和实验室、改变人才培养的规格、调控招生的规模、决定教师的评聘、制定奖励或者惩罚的标准、学习他校的课程和人才培养模式等等，但却很难改变自身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格局。但是，大学治理就应该放弃文化追求和文化建设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中，看似“无用”的文化确实影响“有用”的大学治理实践。当我们把眼光看向世界，看向未来，就会发现，所谓的“有用”和“无用”之分，大多是短期和长效之别。一流的大学必然有这一流的文化，良好的大学治理必然离不开良好文化的培育。事实也证明，任何缺失了崇高精神追求的大学都不可能走得长远，任何缺失了崇高精神支撑的大学治理都是失败的大学治理。在中国大学当前的治理环境和治理语境中，研究和实践大学文化治理有相当的现实迫切性和必要性。 大学是一种文化存在，大学治理不能忽视其文化属性。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大学治理与高等教育全球化、高等教育现代化、市场经济以及双一流建设等浪潮裹挟在一起，如果没有深刻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大学治理的成效很可能大打折扣。为此，在中国大学治理的未来蓝图中，既要有勇气打破那种盲目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弊习，也要积极审视与克服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既要以包容的姿态、客观的眼光、批判的精神客观对待外来文化的输入，有效吸收其合理成分，也要以明确的自知、充分的自信和高度的自觉，积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来的大学发展基本经验，立足于中国大学治理的独特性走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道路，不断创造和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的大学治理模式，积极推动大学建立一种以文化驱动为轴心的大学治理模式。 是为序。 牛军明 2023年5月 第一章?绪论 文化治理是组织发展与改革的普遍需要，对于视真理为第一价值追求的大学而言，文化治理则尤显珍贵。事实上，在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大学是最应该、最需要、最有条件研究和践行文化治理的现代组织。其一，从大学的组织属性上来讲，大学是以高深知识的保存、传授、创新和应用为基本任务的创新场域，大学组织特性中蕴含着自由、自治的精神气质，管控型的治理手段不符合大学的内在运行逻辑，有必要开展文化治理的实践。其二，从大学治理的辞源上来讲，强调大学的“治理”是为了区别于“统治”“控制”等传统的大学管理模式，形成大学发展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过程和新方法，文化治理则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路径选择。其三，从大学治理的目标上来讲，大学为实现其组织目标必须依赖于一系列组织行动的有效开展，大学实现其治理目标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引导高校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事务，通过集体行动解决问题，故而如何更好、更有效地引导利益相关者以自觉地姿态参与大学治理是大学有效治理的保障，这也正是文化治理的研究问题。因此，从各个方面来看，大学呼唤着文化治理，大学治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治理过程。 第一节?问题提出 大学具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属性，从不同的角度来追问大学“是什么”，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从知识视角来说，大学主要是一种知识介质的存在，保存、传播、理解和应用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使命；从制度视角来说，大学主要是一种制度的存在，是由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框架构建起来的组织类型；从社会功能视角来说，大学可能是一种社会的存在，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优秀人才的职能；从物理特征的视角来说，大学是一种环境的存在，是由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等基本的教育教学实体共同建构的客观环境。这说明，大学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理解和治理大学有不同的视角和方法。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学则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如何从文化的视角来理解大学并提升大学治理的效能，则引出了“大学文化治理”这一命题。总体来看，本研究之所以提出和研究“大学文化治理”，其原因主要有三：在政策上，文化治理是当前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的一个时代命题和政策关切；在理论上，大学文化本身是大学治理结构的一部分，大学治理结构优化不能忽视大学文化的作用；在实践上，优良崇高的大学文化是大学治理的“路标”和“罗盘”，有助于发现、调整和矫治大学治理行为偏失，提升大学治理能力。 一、基于政策的取向：文化治理是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既意味着治理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也意味着治理的“人文化”与“文化化”。或者说，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既是构建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也是一个建设和塑造现代大学文化的命题。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出台，标志着文化进入国家发展的战略视野。2012年，《教育 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发挥文化育人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大学文化，这确立了新的历史时期大学文化建设的方向，也标志着文化越来越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治理与改革的重要抓手之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路线图，文化问题再次激起了人们对教育改革的新期待，也激发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当代大学的危机与治理。2018年8月，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培育理念先进、特色鲜明、中国智慧的大学文化，成为大学生命力、竞争力重要源泉。”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战略问题。可以说，加强文化建设和推进治理现代化已成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关键词汇，党和国家对两者的关注更甚以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重新思考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敦促和激励着我们从大学文化的视角对大学治理现代化的时代命题进行新的阐释与解读。正如学者所呼吁，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首要问题便是通过“文化治理”对“大学文化”进行重塑，完成大学文化从传统理念向现代精神的转化和扬弃[1]。 历史已经证明也还在证明，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救国、兴国和强国的重要力量。纵观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脉络与改革进程，发挥和重视大学文化的治理功能已成为一种积极而普遍的呼声，因为“大学内流淌着的还是文化的血液”[2]。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程序复杂、路径多样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自清末以来形成的“西强我弱”文化心态依然顽固，要重塑我们中国大学的文化自信并不容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中国大学正处在被高等教育国际化所裹挟的复杂治理情景之中，价值形态复杂，要在多元而差异的文化形态中建立共识、重构自信并实现治理自觉，十分不易。“钱学森之问”还在困扰着国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目标又紧随其后，中国的大学究竟该何去何从？这是一个足够庞大的问题，只言片语或许很难回答。但有一点应该能够确定，走出大学治理困境的可能路径是不断积累治理的有效性，强化治理合法性，形成治理的自觉性，这都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关注。可以说，研究大学文化治理已成为当今大学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而必要的时代命题，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关切。 二、基于理论的分析：文化治理是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基本手段 治理结构是大学治理的基础，大学提升治理绩效的重要条件是健全的治理结构，而健全的大学治理结构是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的统一体。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是显性可见的（如制度文本与各种治理机构的设置），大学治理的非正式结构则是隐性不可见的（如大学内隐的治理价值观、治理态度和治理精神等）。在某种意义上，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代表着大学治理的制度规范体系，大学治理的非正式结构则代表着大学治理的文化价值体系。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是一个组织适应制度环境的产物，是组织维持其合法性的需要，是组织对外展示的一种外部形象，而大学治理的非正式结构所内涵的价值理念、思维信仰、行为规范等则是组织运作的实际工作机制，是组织真正拥有和维持的隐性治理秩序。长期以来，人们对治理的正式结构常常带有一种盲从心态，认为一旦建立了一个理想的大学治理结构就一定能够实现有效的大学治理，研究证明这实际上是错误的[3]。因为，如果仅仅从正式结构的视角思考大学治理，就会发现，我们无法对大学治理的一切价值性和内源性问题进行有效回答。譬如，如何理解大学治理的制度基础，大学制度危机的根源在哪里？在相似的制度环境下，为何有些大学的治理效果好，有些大学的治理效果差？大学治理的行为实践因何常常偏离治理的正式规则或既定目标？一种有效大学治理制度为何在转变了时空环境之后就变得低效甚至无效？一种看似合理的大学制度设计为何在实践起来就变得困难重重？大学治理的种种实践证明，要实现大学有效治理，仅仅囿于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是不够的，应更加关注治理的非正式结构，即关注大学文化的治理力量。 大学治理正式结构本身存在着失灵的风险。20世纪70年代，组织社会学的杰出代表迈耶和罗恩在研究组织趋同问题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组织的正式结构与组织的运行常常是分离的。”这个问题的背后说明，组织运行的背后不仅是正式结构（制度规则体系）决定的，也是受非正式结构（文化价值体系）影响的。大学具有松散耦合的组织特征，大学治理的因果关系常常是复杂的、非线性的，大学的行动策略也很难摹画出清晰可见的决策路线图，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虽然有助于实现大学有效治理的目标，但是却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高等教育的绩效差异，也未必能保障大学管理的良性运转，故而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本身存在着局限性。芭芭拉·李（Barbara A. Lee）的研究发现， 正式结构之外的非正式沟通对于有效治理更为关键， 校长与评议会主席之间的私人关系对于治理的成功或者失败起着重要的作用[4]。科罗拉多大学卡普兰教授（Kaplan）针对美国1321所四年制院校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我们对大学治理结构的关注可能存在着一种错位，至少是一种高估；高等教育的绩效可能与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有着更为重要的关联。当前，一个校园特定的文化状况可能胜过结构安排[5]。伯恩鲍姆认为，尽管大学确实都建立了结构，规定了原则和目标，但是，他们却不能决定学校是否能够真正良好地运行[6]。在这里，卡普兰和伯恩鲍姆所说的结构更应该理解为一种制度和规范为主的正式结构，而其着重强调的正是文化作为非正式结构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大学治理过程中以制度为中心的正式结构固然重要，但还不能充分解释组织行为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对秩序的过度强调本身就可能钳制与扼杀大学治理的非结构性活力，导致大学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正是因为大学正式治理结构的局限性，才有必要去认识、发现和研究大学治理的非正式结构，即大学文化的力量。 总之，大学治理正式结构未必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心脏，而文化和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大学治理的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只有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大学治理的内外部活力才能彰显。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认为，总的来说，在保障大学高水平方面，大学精神比任何设施、任何组织都更有效[7]。治理大学与治理政府、企业、社团等其他社会机构一样，都需要具备相当健全而又能操作到位的法律和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大学治理“因其自身的特殊性—社会中的育人场所和学术机构，它仅有健全而又可操作的制度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有一种深蕴于大学人中间，氤氲在大学内部的文化精神”[8]。不考虑大学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制度规范为主要特征的正式治理结构很难用来解释特定的治理现象、处理特定的事务、发挥有效的治理作用、收获最佳的治理效果。因此，大学治理结构的优化既需要重视正式结构的完善（制度规范体系），也需要非正式结构的优化（文化价值体系）。换言之，在完善大学治理的过程中，仅仅从大学的正式的等级结构、制度、专业分工等方面来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更应该从组织文化方面展开研究（Masland，198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治理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然而，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外部制约与激励的制度安排，也没有形成制度创新的内生机制，当前我国大学治理改革陷入了“内卷化”的困境[9]。“内卷化”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非理想型的变革状态，这一变革状态使大学治理改革既很难稳定下来，又很难跨越到新的状态，只能使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又无效率，结果就是大学治理变革的正式结构越来越精细化，但治理效果却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大学治理的“内卷化”困境也正说明了大学治理正式结构的有限性。因此，有必要从文化意义上对大学进行整体审视与变革，并通过文化力量的嵌入、彰显与释放，来提升大学治理的内部活力，走出大学治理“内卷化”的行动困境。 三、基于实践的思考：文化治理是引领大学治理实践的必要选择 文化是大学之魂，崇高优质的大学文化则是引领大学发展的“精神灯塔”。正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指出的那样，“假如大学里缺少人际间精神活动的背景，只讲书本，不谈哲学；只做实验，不研究理论；只叙述事实，而没有理论概括；只有学术的方法训练，而精神贫困；那么这样的大学必定是个贫瘠的大学”[10]。无数的事实反复证明：“一个民主、文明、公正的社会不能没有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相对独立的、享有充分学术自由的、能够理智的应对外部世界种种挑战，不屈从于任何外在权威并能够摆脱任何外在诱惑的精神气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的存在。”[11]也就是说，在大学治理的过程中，如果仅从大学的工具性目的来考量和研究显然是不充分的，还应该从大学文化的视角进行新的努力。我们认为，一个科学的大学治理体系是一个由大学理性精神推动并由具备理性精神的主体创造的，“以文化之眼，识读制度范型下的大学治理，不仅有助于深度诠释大学治理的内涵，而且有益于建构具有生命活力、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张力的大学治理体系”[12]。如果我们不从文化的角度审视大学治理，就无法知晓大学内外部的各种力量如何有效发挥作用，也难以理解大学治理的种种举措在实践过程中为何屡遭抵制，收效甚微，大学治理的实践不仅难以深入，甚至会作茧自缚，危及自身。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大学治理的实践困境不失为是一种价值危机的表征。20世纪末，美国学者比尔·雷丁斯（Bill Readings）在其著作《废墟中的大学》一书中探讨了一个这样的现实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大学，大学自身追求的意义正在被消解，在所有大学将“一流”定位成自己的目标时，就意味着没有目标，因为“一流”本身缺乏价值导向，是一个极为空洞的标准，相较于康德式的“理性大学”和洪堡式的“文化大学”来说，雷丁斯则将其称之为“废墟中的大学”。雷丁斯关于“废墟中的大学”的概念指明，大学正面临着某种倾向的文化危机，大学在“争创一流”的同时，可能也正在“走向虚无”。哈佛大学的哈瑞·刘易斯(Harry R.Lewis)教授在《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中痛斥，一些知名大学正在把消费者的需求和公共关系作为办学的指南，金钱和声望正在取代理性和原则，富裕的物质条件、时髦的课程、企业化管理、强大的营销都被盲目地用来作为实现学术卓越的手段，而“教育之魂”的要义则成为装饰品，甚至被抛弃。糟糕的是，很多大学对这样的治理现实不仅视而不见，甚至习以为常，造成了大学治理生态的整体滑坡，这才是令人痛心乃至可怕的治理现实。2005年，钱学森之问曾抛出了一个中国教育领域的艰深难题，中国何时才能培养出卓越的人才？同年，丁学良先生写作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也在教育界也引起巨大反响。如何培育卓越的人才和建设一流大学，这个问题既是大学教育的问题，也是大学治理的问题，即中国大学应该践行怎样的治理方略才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和一流的大学呢？ 反观今日中国之大学，办学资源不可谓不丰厚，大学校长的权力也不可谓不够大，为什么在世界一流大学评比中中国一流大学的上榜数量要远远低于大洋彼岸的美国大学呢？这其中，除了历史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大学在近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治校理念和治校传统，暗合了大学文化治理的内在逻辑。眭依凡教授通过对美国大学校长治校的经验考察指出，美国大学十分倚重校长的作用，但美国大学校长的成功治校主要不是依赖于资源的丰富和行政的权势，而是因为其文化治校[13]。中国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同样需要加强文化治理研究，因为文化治理对治理动机纯正性、治理动力内生性和治理过程回应性的强调，正是当前大学治理应该关注的重要方面。正如北大前校长周其凤所言，中国的大学能否跻身世界一流行列、以什么样的面貌跻身世界一流行列、究竟能在世界一流行列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最终还是要看文化建设的成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文化作为大学治理重要资源，日益彰显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大学要固本培元，就不能忽视文化建设；大学要内涵发展，就不能缺失文化自信；大学要为国为民，就不能丢失文化使命。文化是大学的魂，大学治理的过程如果丧失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迷失了自身的文化追求，放弃了自身的文化信仰，丢失了自身的文化自信，就遑论实现大学的“一流”。为此，加强大学关于文化治理研究，发挥大学文化在大学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实现大学治理自觉，是提升中国大学治理能力的客观要求。 [1]　张琴.现代大学文化治理：对象、形式与组织的三维向度论析［J］.江苏高教，2019（03）：62-65. [2]　睢依凡.大学者，有大学文化之谓也——兼谈大学新区的文化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04（4）：11. [3]　顾建民，刘爱.超越大学治理结构——关于大学实现有效治理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1（9）：25-29. [4]　BA Lee.Campus leaders and campus senates[M].Faculty in governance:The role of senates and joint committees in academic decision making. 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1:41-61. [5]　GE Kaplan. Do Governance Structures Matter? [J].New Direc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2004 (127):23-34. [6]　［美］罗伯特·伯恩鲍姆.大学运行模式——大学组织与领导的控制系统［M］.别敦荣，等译.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3：72. [7]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American English German[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348. [8]　赖明谷，柳和生.大学治理：从制度维度到文化维度［J］.现代大学教育，2005（5）：90-93. [9]　孙百亮.大学治理改革的“内卷化”及其规避［J］.当代教育科学，2014（07）：43-47. [10]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51-152. [11]　王冀生.我的大学文化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4：137. [12]　刘亚敏.大学治理文化：阐释与建构［J］.高教探索，2015（10）：5-9，24. [13]　眭依凡.论大学校长之文化治校［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2，33（06）：16-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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