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追寻爱与自由的先知
1900年，弗洛伊德的成名作《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面世，精神分析学说自此正式创立。同年的3月23日，德国的法兰克福，一个犹太男婴呱呱坠地。在其后的80年间，这个男婴将成长为一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着卓著影响力的精神分析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他也将因为致力于把精神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一起，剖析社会制度对人的影响，而被尊为“精神分析社会学”的奠基人。这个与精神分析同时诞生并贡献斐然的人，就是艾里希·弗洛姆。后世因他对弗洛伊德理念的批判与对精神分析的发展，而将他与弗洛伊德并称为“大小弗”。
原生家庭
要理解一个人的核心，必然需要回到他的源头。对于弗洛姆来说，他早年过得并不那么容易。弗洛姆的祖父塞利格曼·班贝格尔
（Seligmann Bamberger）是“19世纪中期最为杰出和博学的德国犹太拉比之一，事实上，班贝格尔建立了一个摩西律法研究中心，他被认为是研究《希伯来圣经》各种议题的杰出权威。”a这位祖父同样创建了一个繁荣的家庭，弗洛姆的父亲纳夫塔利（Naphtali）就诞生在这个家庭中。
纳夫塔利有6个姐妹和3个兄弟，实际上这4个男孩最终都很出色，纳夫塔利自己是个成功的葡萄酒商人，而另外的3个兄弟则分别成了医生、杰出的律师及伦理学家。然而遗憾的是，尽管生意做得很好，纳夫塔利并不那么认同自己的选择，他觉得自己很平庸，对自己的选择感到难堪，后悔没能成为一个拉比。而在这个繁荣的大家庭中，他也同样有一种边缘感，认为自己并不能够得到家族的器重。
不知道是否由于这种自我认同的挫败所带来的深深焦虑，纳夫塔利的内在总是感到脆弱，于是需要在外在的规则戒律上去寻求带有绝对意味的强化，以此来抵消内在那种失控、混乱和难堪的感觉。纳夫塔利在生活中、生意上以及宗教生活中都有着某些强迫行为的影子。比如他一丝不苟地遵守所有犹太教的正统规则，做生意的时候要与最权威的犹太法典《备好的餐桌》相一致。而在弗洛姆不再是个小孩时，他仍会坚持不让弗洛姆外出，仅仅是因为怕他感冒。在弗洛姆想要离家学习《犹太法典》（又称《塔木德》）时，纳夫塔利制止了他；在弗洛姆即将毕业时，作为父亲的纳夫塔利甚至因为怕他遭遇论文答辩失败想不开而专程赶到学校，但实际上弗洛姆的论文拿到了“非常好”的评价。
曾奇峰先生曾说过：“过度的担心即是诅咒。”幼年的弗洛姆或许也感受到了这些担心背后那些折磨人的东西，这些束缚让他无法自在舒展。也许因为这些原因，弗洛姆形容他的父亲“非常神经质、强迫且焦虑”。有时候他甚至会说纳夫塔利是“一个衰老的人”，甚至是“一个（精神病）案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父子之间毫无温情，据说有时弗洛姆会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尽管他已经是个大孩子了。这种时刻，他们父子之间显然是有温情流动的。据说弗洛姆也曾像很多男孩子那样，把父亲视为榜样，并试图模仿父亲的言谈举止。我想这样的行为也在说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依恋与认同。
弗洛姆的母亲罗莎·克劳斯（Rosa Krause）来自一个移民家族。她的家族从俄罗斯移民到芬兰，再搬迁到了波兹南。罗莎的父亲早早去世，留下了6个孩子嗷嗷待哺，贫穷使得整个家庭都过得非常艰辛。家里人将罗莎看作快乐源泉，她是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她长大后与纳夫塔利结了婚。遗憾的是这段婚姻并不是因爱情而缔结，更多的是为了保全生计，这也使得他们的婚姻关系充满紧张和冲突。
罗莎在生下弗洛姆后患上了抑郁症，弗洛姆说：“我时常感到自己是母亲的守护者，她常常哭泣。”弗洛姆回忆道，“我感觉我不得不为了保护她而去对抗我的父亲。”a罗莎会带着弗洛姆回到自己的家族同胞那里，然而这个过程中她会说纳夫塔利家族的坏话，这让弗洛姆很不开心。
罗莎把弗洛姆视作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至于她的愿望覆盖了弗洛姆自身的意志。比如她希望弗洛姆学钢琴但弗洛姆热爱的是小提琴。罗莎还在弗洛姆童年时给他穿裙子留长发，问题是当时弗洛姆的同龄男孩已经开始穿男装了。可以想象，这个部分或许也带有罗莎对弗洛姆的无意识改造和对他男性身份的不满，或许其中甚至也掺杂着她对纳夫塔利的攻击。
弗洛姆和母亲的关系也潜在地影响着他日后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和比他年长的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弗洛姆的回忆里，他童年的大部分时间，罗莎都将他看作是一份重要的财产而不是一个人，充满占有欲，而这让他感到了压抑和束缚。”a
罗莎和纳夫塔利之间糟糕的关系，是幼年弗洛姆遭遇的“苦难”之一，他们的家庭关系里缺乏快乐和松弛，弗洛姆也时常被来自父母的带有不幸意味的投射限制和束缚。这可能也时常让他有一种边缘感：父母或许都在无意识地使用他，来解决自己的一些问题，回避他们关系中的某些痛苦，而没有真正去关心并深入了解他。这颗敏锐的心灵或许常常会感到孤独和苦楚。
为了摆脱这种糟糕的教育环境，弗洛姆成了他叔叔伊曼纽尔·弗洛姆（Emmanuel Fromm）家的常客，他也和叔叔的女儿——堂妹格特鲁德·亨奇克·弗洛姆（Gertrud Hunziker Fromm）成了终生的知己，有意思的是，后来格特鲁德也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
伊曼纽尔对弗洛姆的成长影响深远，作为一位著名的律师和伦理学家，他很有操守和天赋，并且为人温和、兴趣广博，弗洛姆通过他接触到了德国等欧洲国家的高雅文化，比如了解了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1805）和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等杰出人物，这为他的精神世界拓宽了道路。
另一位对弗洛姆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童年期重要人物，是他伟大的叔公路德维格·克劳斯（Ludwig Krause），一位杰出的《塔木德》学者。他是一位平静且欢乐的人，他将弗洛姆带入了《犹太法典》研究的世界，并使他更加了解祖父班贝格尔的贡献。据说在路德维格拜访弗洛姆家的时候，他们会整天在一起研究《犹太法典》的内容。“实际上，路德维格叔公对这个男孩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远超弗洛姆的父母和伊曼纽尔叔叔，因为“他使弗洛姆产生了关于未来想要成为谁的想法”，并在越来越充满利益和世俗的现代世界里，为他展示了一个“被隐藏的研究与沉思的世界”。a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一个宁静且深邃的灵性空间。
弗洛姆的成长环境展示了一种制约和资源缠绕交织的局面。或许对于弗洛姆来说，童年期在父母身边体验到的束缚与艰难，以及他和其他那些知识渊博、精神世界丰富且人格醇厚的亲人们相处时的快乐和舒展，使得他对个体的精神困境有许多深刻的体会，也促使他对人如何摆脱束缚、充分地实现自我发展有了深刻的关注。
弗洛姆家族中深邃且丰富的宗教研究传统，也为弗洛姆在探索人和理解人性方面铺垫了重要的资源，并且这个部分的影响贯穿了弗洛姆的一生。虽然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再信仰犹太教，成了更世俗的人，但是他却始终认为《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是他精神和道德的支柱。
第一章 爱的理念及困境
建立亲密关系显然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难题。2022年的中国青年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76%适婚青年存在恐婚现象，同时，有恐婚倾向的受访者中，有61.2%表现为不愿意过早结婚。并且，根据民政部的调查数据，2021年，我国结婚率仅为5.8%，较之9年前下滑超过50%，而离婚率则从2002年的0.9%飙升到了2020年的3.09%，上升了2倍还要多。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当代人来说，进入一段亲密关系，与他人建立爱的联结成了越来越困难的事。许多人对如何建立和维系一段充满爱的关系，充满了迷茫与困惑。
对于爱的困境一事，弗洛姆早在1956年就已经有过深刻思考。他敏锐地发现，随着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人们对“爱究竟是怎么回事”“如何建立亲密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并没有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而提升。相反，一些持续存在的困境不仅没有消失，还镀上了独有的时代色彩。
在本章，我们将进入弗洛姆对爱的系统思考，跟随他的脚步去触摸爱的本质，并由此审视当代流行的爱欲观，了解是什么在控制和影响着我们的亲密关系。
爱是否是一门艺术？
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弗洛姆在关于爱的问题上提出的最为核心的观点：爱一定是一门艺术，且需要知识和努力。一个人若想拥有爱的能力，就必须像掌握一门艺术能力一样，经过刻苦勤勉的不懈实践。就如同“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若想爱人，那么也得遵循爱的基本规律，反复进行学习与练习。
然而这种观念与绝大多数人所持有的观念是相违背的。在流行文化里，关于爱的描述往往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特殊感觉将某人攫住，使双方疯狂地坠入爱河；或者一个在感情上经历了各种不幸的人，偶得良人，突然就从苦情戏主角变成了童话故事主角，仿佛爱的发生更多的是靠运气，以及遇见“对的那个人”。如果能有上述两种条件中的任意一种，爱便能发生及持续；如果没发生，或者中断了，那就是运气不好，或者遇错了人。总之，是时机未到，并不是自己爱的能力不行。
但弗洛姆不这么认为。他明确地指出，之所以人们认为爱不需要学习，是因为有三个错误的前提假设，第一个假设是：“多数人宁愿把爱当成被爱的问题，而不愿当成爱的问题，即不愿当成一个爱的能力问题。对他们来说，爱就是如何被爱、如何惹人爱。”
基于这样的态度，男人们会去追求成就、社会地位、金钱，女人们会去追求身材曲线、吸引人的装扮、迷人的仪表，两者还可能共同追求的则是优雅的举止、幽默的谈吐、诚实谦虚等被大众称颂的性格特点。然而，弗洛姆认为，这所谓的可爱的特质，“不过意味着适于大众的爱慕和性吸引力的融合。”
这话要怎么理解呢？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会员，来自法国的精神分析师玛蒂娜·伯德（Matina Burdet），曾经做过一个题为《你会爱我还是跟随我》（“Do You Love Me or Do You Follow Me”）的演讲。在演讲中， 玛蒂娜提到，在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不懂得如何去爱的人，正处于心灵的和社会环境的十字路口。人们追逐相互连接，而不是真正地建立复杂丰富的关系。很多人渴望被他人看见和崇拜，尽管这种喜欢或崇拜是基于一种没有立体感的、扁平的、缺乏特征的形象，但那些形象符合某一种被人们推崇的社会标签。因此，人们无意识间用“追随”取代了“爱”，用“连接”取代了“关系”，并形成了一种倾向——“要么被看见，要么去死。”
因此，一个人可以在大众意义上拥有性吸引力，但这与他是否有能力去爱另外一个人、建立有深度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塑造自己可爱的形象，也可以是个体自恋的结果，为了渴求得到他人之爱的行动，也就是俗话说的“他对他自己很好，但这可能和你没关系”。
弗洛姆的时代并没有互联网，但是他对于人们追逐一种标签化的自我塑造，忽略了“精神上深度的自我关照”与“了解他人的倾向”的洞察，却跨越了时代，照进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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