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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融会贯通古今中西，构建现代中国文体分类系统。本书是蒋伯潜先生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代表作，既汇集了古今众说，又有作者自己的裁断，同时也是民国时期问世的十余部文体学专书中最为详实、篇幅最大的，故颇值得关注。此书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今文体的概貌，也有利于其提升作文水平、“得体”表达。作者融通旧学新知的精神及其理路、方法，也值得我们反复揣摩学习。
2.根据善本校注的同时尽可能保持原汁原味。本书1942年6月由正中书局初版，随后在上海、台湾多次再版。2011年，（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结集出版也是根据初版影印。为了更好地向公众普及国学最基本的思想观念、知识架构、人文精神和美学气韵，便于读者阅读，我们约请了当代青年领军学者，择取现存较好版本（本书以民国时期最后一版1948年2月正中书局沪四版为底本），考校了版本源流、对文本逐字逐句对校，根据“只校是非，不校异同，尽量保持民国学术论著的原貌”的原则，谨慎地订正底本、撰写校记。 3.当代优秀学人精心撰写导读。所出校记皆有所本，文末详列了整理时征引文献。最后又根据整理工作撰写了“导读”，主要介绍了本书的作者、成书背景和经过、内容、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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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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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伯潜《文体论纂要》既汇集古今众说又有自己的裁断，堪称民国时期集大成的文体论著作。著者在评述前人分体得失的基础上，兼容新旧、沟通中西，将狭义的文章与文学并列，构建了包含古往今来中国文体全貌的新的分类系统，并折中群言、阐明体类，精要论述了各体之特征、源流、作法，书末还附论风格，力求具体。此书不仅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今文体的概貌，也有利于其提升作文水平、“得体”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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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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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蒋伯潜（1892—1956），著名学者、语文教育家。1919年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毕业后，在浙江多所中学任教。后任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主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浙江图书馆研究部主任等。著有《十三经概论》《诸子通考》《校雠目录学》《中学国文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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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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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读 / 1
绪论 / 1
第一章 骈文派文体分类述评 / 16
第二章 骈散兼宗派文体分类述评 / 26
第三章 散文派文体分类述评 / 36
第四章 新派文体分类述评（上） / 51
第五章 新派文体分类述评（下） / 63
第六章 文体分类底尝试——从“文字”说到“文学” / 74
第七章 论说 / 87
第八章 颂赞与箴铭 / 98
第九章 序跋、注疏与考订 / 110
第十章 赠序、书牍与契约 / 121
第十一章 公文 / 133
第十二章 哀祭与对联 / 145
第十三章 传状与碑志 / 157
第十四章 叙记与典志 / 170
第十五章 辞赋 / 183
第十六章 诗歌 / 193
第十七章 小说 / 206
第十八章 戏剧 / 216
第十九章 风格（上） / 229
第二十章 风格（下） / 240
结论 / 249
本次整理征引文献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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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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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文字是记叙人物、评论事理、表达情意的工具，为人人生活所必需。以文字组成词语、章句，必无悖于文法修辞底格律，然后能叙人、记物、评事、论理、表情、达意，使读者了解、信从、欣赏。文法底格律、修辞底技巧，如何应用于文章，《文章学纂要》中已详言之。但是文字底使用、词语底组织、章句底构造，虽已能免除文法的错误，而且已懂得修辞底技巧，还不能尽作文底能事；因为如果写成的作品，不合它们底体裁，仍是“非驴非马”的、不合式的文章。所以我们须更进一步，研究文章底体裁，研究文体底类别。
《尚书·毕命》篇已有“辞尚体要”的话，这或者是我国文体论底起源。但是“辞尚体要”与“政贵有恒”并举，则所谓“辞”者，当然专指与政治有关的辞令，不是统指一切文章而言，已可想见；而且“辞”底体要，究应如何，仍是语焉不详，怎能以这句话为文体论底滥觞呢？
北齐颜之推底《颜氏家训》，有《文章》篇，曾说到各种文体，其言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他举了许多类的文体，以为都出于五经。梁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原；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铭、檄，则《春秋》为其根。
各种文体都原于五经，齐、梁时已有这一派主张了。明黄泰泉底《六艺流别》，乍看它底名称，似乎是叙述经学派别的，实际上却是一部文选。他根据文体原于五经的主张，选录汉、魏以下的诗文，依六经分类，曰：“《诗》之流五，其别二十一；《书》之流八，其别四十九；《礼》之流二，其别十六；《乐》之流二，其别十二；《易》之流十二；《春秋》之流六。”“流”是他所分的“类”，“别”则为各类底“子目”。五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是为六经；六经中唯《乐》无经，故又称五经）为我国古代文章底总荟，当然有许多“古已有之”的文体存于其中，以它为我国各种文体底滥觞所自，原无不可；而且《诗经》以音乐底关系而分为“风”“雅”“颂”（用清魏源及近人梁启超说，详见《诗歌文学纂要》及《经学纂要》），以作法底不同而分为“赋”“比”“兴”，虽仅以《诗经》为范围，已开文体分类之先声。但后世人事日繁、文化日盛，文体自然也随而孳乳，必以五经范围后世一切新兴的文体，作为文体论不可移易的根据，则牵强附会、纰谬遗漏之弊，终不可免！
前人也有认为五经底文体，彼此无别的。宋陈骙《文则》有云：
六经之道，既曰同归；六经之文，容无异体。故《易》文似《诗》，《诗》文似《书》，《书》文似《礼》。《易·中孚》九二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縻之。”使入《诗·雅》，孰别爻辞？《诗·大雅·抑》二章曰：“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汝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使入《书》诰，孰别雅语？《书·顾命》曰：“牖间南向，敷重蔑席，黼纯，华玉仍几；西序东向，敷重底席，缀纯，文贝仍几；东序西向，敷重丰席，画纯，雕玉仍几；西夹南向，敷重笋席，玄粉纯，漆仍几。”使入《周礼·春官·司几筵》，孰别命诰？
照他所说，则《诗》《书》《易》《礼》底文体，彼此类似，无从加以区别了。按，《周易》底爻辞，原是占繇，本为韵语，故体近诗歌。《诗·大雅》底《抑》，小序以为是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之作，则本为箴规之辞，与《尚书》底《伊训》（伊尹箴太甲）、《无逸》（周公旦规成王）等，同其旨趣，而其时代尚在周之中世，故其语句近似《尚书》。至于《顾命》所记，原是丧礼底陈设，陈氏所节录的又是其中记几席的一段，故与《周官》司几筵底文章相似。而且陈氏所举，不过《易》《诗》《书》中几个例子，也未能包括全书。所以我们不应因此臆断，说六经底文体彼此相似，不能区别，且不必加以区别。六经除《乐》为《诗》底乐谱外（详见《经学纂要》），其余五经，性质不同（《诗》为歌辞，《书》大部为文告，《仪礼》记礼节，《周官》记官制，《易》为卜筮之书，《春秋》为编年之史），故文体也不同。甚至同列一经之中的各篇，文体也不尽同，如《易》底卦辞、爻辞、彖辞、象辞与系辞、文言之属，《尚书》底《禹贡》《顾命》之属与典、谟、誓、诰，《诗》底《风》《雅》《颂》，其体裁、风格都截然互异。是陈氏之说，未可尽信。而我国底各种文体，在周中世以后，已相当发达，则已于此可见。但是文体论，则在那时期，或更晚的战国至西汉，尚未发生。
我国底文体论，殆发轫于魏、晋，而盛于齐、梁。何以故？以文人单篇的作品至东汉始盛故。先秦古籍，如六艺经传、九流诸子以及《国语》《国策》等历史记载，皆各成专著；单篇之作，仅诗歌、辞赋而已。汉代经师解经之作，固各成专书；余如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淮南《鸿烈》、扬雄《太玄》《法言》之类，则近于“子”；司马迁《太史公书》、刘向《列女传》之类，则都是“史”；其单篇之作，除当时盛行之“赋”外，惟碑文（如李斯《泰山刻石》《琅玡刻石》及诸汉碑）、诏奏（如西汉诸帝之诏策、玺书及名臣奏议）、书牍（如司马迁《报任安书》、杨恽《报孙会宗书》等）之录存于史书者而已。故刘歆底《七略》、班固底《汉书·艺文志》，部录书籍艺文，于“六艺”“诸子”“兵书”“术数”“方技”五略著录专书之外，仅列一“诗赋略”以著录单篇之诗赋。诗赋略分“歌诗”与“赋”，赋又分“屈原赋”“孙卿赋”“陆贾赋”“杂赋”四种；但所录仅及诗、赋，终不足以概括文章底全体，而成我国文体论底开祖。
东汉之世，学者专著之书渐少，文人单篇之作日多。故曹丕《与吴质书》独称徐幹怀文抱质，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单篇之文既多，于是有搜集某人生平作品而编成的“别集”。《隋书·经籍志》云：“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别集之兴，实在是当时的需要。别集既多，乃有选录各人作品的“总集”。故《隋书·经籍志》又云：总集之起，由于“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按，《诗经》为我国最早的诗底总集，《楚辞》为我国最早的赋底总集；但二者是专录“诗”与“赋”的，仍和《汉志》底《诗赋略》同为一部分的作品底总荟；且《诗经》已入经部，《楚辞》在《隋志》也特立为一类；故《隋志》所著录的总集以杜预《善文》及挚虞《文章流别》为最早。杜预是三国末人，挚虞是晋人；这时候，正是我国文体论萌芽的时期。魏文帝（曹丕）底《典论·论文》有云：“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这几句话，虽尚不能谓为文体论，因为他并非专为论文体而发，但这时候方有人注意到各体诗文底性质和作法底不同，则已可概见。晋初，陆机《文赋》中，乃有论各体文章特质的话：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这就是他所谓“体有万殊”“区分在兹”吧！而且就文体类别说，也已比《典论·论文》详细得多；虽然每一体类只有一句话，已可认为是我国文体论底滥觞了。陆机和杜预、挚虞同时，可见文体论和总集，正萌芽于同一时期。
杜预底《善文》已亡，无从考见它底分类。《文章流别集》亦已散佚，但现在尚有从《艺文类聚》和《太平御览》二书辑存的本子，似分为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解嘲、碑、图谶十一类。《隋志》说他“各为条贯而论之，谓之流别”，则于文体分类必有所论列，故此书可以说是我国文体论底开山，可惜已经散佚不全了。
南朝齐、梁时，才是文体论底全盛时代。梁昭明太子萧统（武帝太子）所辑底《文选》为现存最早最著的总集。其自序有云：
箴兴于补阙，戒出于匡弼；论则析理精微，铭则序事清润；美终则诔发，图像则赞兴；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作蜂起，源流间出。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作者之致，盖云备矣……至于记事之史，编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记别同异；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即此已可见其收罗之广、分类之细，且史书虽与经、子同在选录范围之外（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表，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则经、子皆不入选），而史书中之赞、论、序、述则仍酌选。按其目录，共分三十九类，且第一类“赋”又分子目十六，第二类“诗”又分子目二十二，可以说是详细极了。
《昭明文选》是一部总集，仅能在其目录及序中，窥见它底分类及概说，还不能说它是论文体的专著。和萧统同时的刘勰底《文心雕龙》，前半部论文体，后半部论修辞；它底上编从《原道第一》到《书记第二十五》，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体论底专门著作。《序志》篇云：
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品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
可见它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是“文之枢纽”；此后《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二十篇，则类分各种文章底体制。这二十篇，每五篇为一卷，自《明诗》至《谐讔》二卷，所论都是有韵的；自《史传》至《书记》二卷，所论都是无韵的。那时候，本有所谓“文”“笔”之分（《文心·总术》篇云：“今人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有韵者，文也；无韵者，笔也。”按，《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云：“……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至于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是之流，泛谓之‘笔’。”又曰：“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谓之‘文’。”），《序志》篇所云“论文叙笔，品别区分”，即是指此四卷而言。
《南史·刘勰传》说他在梁天监（武帝年号）中，兼东宫通事舍人，深被昭明太子爱接，则刘氏不但与萧统同时，而且是和他很接近的了。但《文心·时序》篇评述历代文学，至宋为止，说到齐代，则云：“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又云：“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似此书成于齐末，在《文选》之前。《南史》本传又说刘氏既撰《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无由自达，乃负书候约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取读，大重之”。这件事，《南史》没有说明在那一年。沈约历仕宋、齐，已官至尚书左长史，至梁武帝时，乃为尚书仆射；而刘勰则少孤且贫，依僧祐十余年，入梁，始为昭明太子所礼待。《南史》所记，似乎是齐末梁初的事情，则其撰作《文心》，当在未和昭明太子接近以前，而《文选》与《文心》的分类是各不相谋的了。
同时，还有任昉的《文章缘起》，自“诗”“赋”“歌”“骚”至“图”“势”“约”止，共分八十四类，而且于每一类，各追溯其起原，也可算是文体论的一部专著。此书现尚存在，似可据以考见梁代《文心》《文选》二书以外的文体分类。但《隋书·经籍志》载此书，称任昉《文章始》，且云“有录无书”。《唐书·艺文志》载任昉《文章始》一卷，云“张绩补”。则此书曾经亡佚，后为张绩所补，现存的已不是任氏的原本了。
宋初，太平兴国（太宗年号）时，李昉、徐铉等奉敕编《文苑英华》一千卷，选录梁末以下的文章，以续《文选》。姚铉又择取其十之一，成《唐文粹》一百卷，分古赋、古调、颂、赞、表奏书疏、状、檄、露布、制策、文、论、议、古文、碑、铭、记、箴、诫、铭（此多为物铭，与上列“铭”类不同）、书、序、传录记事，二十二类，子目共三百十六。姚氏选文，不取“多声律，鲜古道，资新进后生干名求试者之急于用”者，而取“唐贤之迹两汉、肩三代”的作品，于是“诗赋”亦如其余的文章，在骈、散之间画一鸿沟。所以《唐文粹》一书，在骈、散分道扬镳的历史上，可以说是散文派总集底开祖。但因为它仍是一部总集，仍不能称为文体论底专著。此后散文派底总集，雨后春笋般地接踵而兴。其著者，如南宋吕祖谦底《宋文鉴》，则分五十类；元苏天爵底《元文类》，则分十五纲、四十三类；明程敏政底《明文衡》，则分三十八类。《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明文衡》，都是断代选录的总集，可以衔接而成一系统。明吴讷底《文章辨体》，名称很像一部文体论，实际也是一部总集。它分内、外二集：内集是散文，分四十九类；外集是骈文，分五类。徐师曾底《文体明辨》，是就吴氏之书而广之者，也是总集而非文体论。他以内集为正编，分一百零一目；外集为附录，分二十六目。贺复徵底《文章辨体汇选》，也以吴氏之书为蓝本，分类增至一百三十二。这三部总集虽都骈、散兼收，但以散文为“内集”，为“正编”，以骈文为“外集”，为“附录”，其旨在重散轻骈，已可不言而喻。清人程崟以吴讷底《文章辨体》，顾名思义，当“重在体之辨，而不惟其文之富”，于是取其叙各种文体缘起之语，每体又精择若干篇文章为例，原集所无者则补之，名曰《文章辨体式》。这才成为偏重文体论的书籍。至若清储欣底《唐宋十大家类选》，分六门十三类，则又是广明人茅坤底《唐宋八大家文钞》而成的一部总集。在散文派中最占势力、近人论古文者所奉为圭臬的，还得推姚鼐底《古文辞类纂》。他分文体为十三类：（1）论辨，（2）序跋，（3）奏议，（4）书说，（5）赠序，（6）诏令，（7）传状，（8）碑志，（9）杂记，（10）箴铭，（11）颂赞，（12）辞赋，（13）哀祭。他底自序疏说文体，也很明白，可供研究文论者底参考。曾国藩底《经史百家杂钞》就姚书再加调整，分为三门十一类：（一）著述门，三类：（1）论著，（2）词赋，（3）序跋；（二）告语门，四类：（4）诏令，（5）奏议，（6）书牍，（7）哀祭；（三）记载门，四类：（8）传志，（9）叙记，（10）典志，（11）杂记。曾氏此书集散文派总集底大成，可以称为纲举目张了。其实，他所分的门类，也有所本。南宋真德秀底《文章正宗》，分类仅四：（1）辞令，（2）议论，（3）叙事，（4）诗歌。辞令即告语门，议论即论著门，叙事即记载门；除诗歌为曾氏所不选，而所选几篇《诗经》列入词赋类外，可以说是大致相同。其主张骈、散不分的，别有李兆洛底《骈体文钞》，共分三十一类。这派主张，本上承刘勰底《文心雕龙》。近人章炳麟是这派底后劲。他底《国故论衡》中有《文学总略》一篇，论文体分类，所包至广。他以“无句读文”与“有句读文”为二大纲：无句读文分图书、表谱、簿录、算草四类；有句读文分有韵文、无韵文二类，每类又各分六目。
综上所述，自齐、梁以迄近世，我国底文体论，可以总括为三派：（一）骈文派，发生于梁，以萧统底《昭明文选》为不祧之祖；（二）散文兼宗派，与骈文派同时发生，以刘勰底《文心雕龙》为开山，近人章炳麟底《文学总略》为后劲；（三）散文派，发生于北宋，姚铉底《唐文粹》开其先河，但终以清姚鼐底《古文辞类纂》及曾国藩底《经史百家杂钞》二书为正宗。这三派是13文体论 纂 要我国固有的文体论，姑目之为“旧派文体论”。
清末，海禁既开，世界文化遂渐输入；东、西洋文学作品经迻译而传至我国者颇多。我国底文体论也受了它们底洗礼而起了变化。如清末龙伯纯底《文字发凡》，虽列举的有不成系统的三组分类，而其主旨则在第一组所分的四类：（1）记事文，（2）叙事文，（3）解释文，（4）议论文。汤振常底《修词学教科书》所分之类，与龙氏第一组同。近人高语罕底《国文作法》，则分：（1）叙述文，（2）描写文，（3）解说文，（4）论辩文；与龙、汤二氏亦大同小异。蔡元培《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之将来》二文，则概括为“应用文”与“美术文”二大类。刘永济底《文学论》则概括为“属于学识之文”与“属于感化之文”二大类。最近施畸作《中国文体论》，又根据心理现象而分为“理智文”与“情念文”二组。理智文又分“论理文”与“记事文”二门，情念文则仅列“抒情文”一门；其下又各分若干种类。他们底分类，或直接取自西洋，或间接取自日本，总之，是从国外输入的，可目之为“新派文体论”。
我国自魏、晋时发轫的文体论底源流、派别，既大略叙述如上；文体论底略史，已可概见。以后各章，当先就旧派、新派各种文体论底分类，评述其得失；次则更进一步，作重新分类底尝试，并就所试分之类，说明其源流、特征，间亦略述其作法；至于所谓“风格”，虽不能说它是文体论底本质底一部分，却也有联带的关系，故亦于末二章附述其大概。读者如已阅《文章学纂要》，瞭然于文法、修辞底格律、技巧，而又能晓然于各种文体，则于作文之道，思过半矣。
总 序
近期，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迅猛发展，ChatGPT（聊天机器人）横空出世，除了能与人对话交流外，甚至能完成回复邮件、撰写论文、进行翻译、编写代码、根据文案生成视频或图片等任务。这对人类社会的震撼，无异于引爆了一颗“精神核弹”：人们在享受和憧憬更加便捷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失业的恐慌和被替代的虚无感，好像人能做的机器都能做，而且做得更好、更高效，那么，人还怎么生存，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感觉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深久的教育、社会根源。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过于专业化、物质化、功利化，在知识传授、技能培训上拼命“鸡娃”，社会也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为主要导向，这导致了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实践都是“单向度”的。现在，“单向度”的人极力训练、竞争的技能，机器都能高效完成，他们怎能不恐慌、失落呢？人是要继续“奋斗”，把自己训练得和机器一样，还是要另辟蹊径，探索和高扬“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品质与价值，成了摆在所有人面前的紧迫问题。
答案显然是后者。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躺平”心态，积极地看，正蕴含着从“奋斗”“竞争”氛围中夺回自我、让人更像人而不异化为机器的挣扎。“素质 / 通识教育”“科学发展观”等理念的提出，也是为了纠偏补弊，倡导人除了要习得谋生的知识、技能外，还要培养博雅的眼光、融通的识见，陶冶完美的人格、高尚的情操；衡量社会发展也不能只看 GDP（国内生产总值），而要论综合指数。
这么来看，以国学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大有用武之地。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庄子也提醒，“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载也”（《庄子·天地》）。慧能亦曾这样开示：“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坛经·机缘》）这些经过数千年积累、淘洗的箴言智慧，可以启发我们在一个日益由机器安排的世界中发展“人之所以为人”的独特品质，从而更好地安身立命、经国济世。可见，国学不是过时的、只有少数学者才需要研究的“高文大册”，而是常读常新、人人都应了解的“通识”。
这套“国学通识读本”，即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国学最基本的思想观念、知识架构、人文精神和美学气韵等，大多由功底深博的名家泰斗撰写，但又论述精到、篇幅短小、表达深入浅出，有些还趣味盎然、才情四射。一些撰写较早的著作，我们约请当代青年领军学者做了整理、导读或注释、解析，以便读者阅读。
我们的宗旨是弘扬并激活国学，让优秀传统文化滋养智能时代中国人的心灵，同时也期望读者带着崭新的生命体验和问题意识熔古铸今，传承且发展国学。在这个过程中，相信人人都能获得更加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繁荣、公正、幸福！
陈斐
癸卯端午于京华
序
《国学汇纂》十种，是先祖父蒋伯潜和先父蒋祖怡合作撰写的，在 1943—— 1947 年由上海正中书局陆续出版。
《国学汇纂编辑例言》的第一条，说明了编撰这套《汇纂》的缘由：
我国学术文艺，浩如烟海。博稽泛览，或苦其烦；东挦西扯，复病其杂。本书汇纂大要，别为十种，供专科以上学子及一般程度相当者，阅读参考之资。庶于国学各得其门，名曰《国学汇纂》。
在《例言》中，这十种书的顺序是：《文章学纂要》《文体论纂要》《文字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小说纂要》《史学纂要》《诸子学纂要》《理学纂要》《经学纂要》。出版时也把这十种书按顺序排列，称为《国学汇纂》之一到《国学汇纂》之十。
这十种书中的《文章学纂要》《文体论纂要》《文字学纂要》《校雠目录学纂要》《诗歌文学纂要》《小说纂要》属于语言文学范畴，《史学纂要》属于史学范畴，《经学纂要》《诸子学纂要》《理学纂要》属于哲学范畴。也就是说，这十种书，涉及了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的基本方面，是国学的基本知识。
总起来说，这十种书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介绍基本知识。这十种书，每一种都是一个单独的学科领域，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有关的知识非常多。为了适合读者的需要，作者对有关知识加以选择、概括、组织，把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以很清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既不苦其烦，也不病其杂。
（二）阐述作者观点。这些学术领域都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或者有不同的学派。面对这些不同观点，初学者可能感到无所适从。作者对这些问题介绍了不同观点，并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这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些学科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有助于读者从不同的侧面来看待和掌握这些基本知识。
（三）指点学习门径。这十种书都是入门之学。读者入了门以后，如何进一步学习？这十种书常常在介绍基本知识和阐述作者观点的同时，给读者指点进一步学习的门径。如提供一些参考资料，告诉读者进一步学习该从何入手，需注意什么问题等。
这些对于初学者都是十分有用的。所以，《国学汇纂》出版后很受欢迎。著名学者四川大学教授赵振铎曾对我说：你祖父和父亲的那两套书（指《国学汇纂》十册和《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十二册），我们当时在中学里都是很爱读的。我很感谢赵先生告诉我这个信息。
《国学汇纂》不仅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出版后受欢迎，在以后也一直受到欢迎。199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印了《校雠目录学纂要》。1995 年，我在台北看到的《文字学纂要》已经是第二十九次印刷。2014 年《小说纂要》收入《民国中国小说史著集成》第九卷，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蓝士斌先生很有眼光，看到了《国学汇纂》的价值，在 2012 年重印了《文字学纂要》，2017 年重印了《诸子学纂要》，2018 年重印了《文章学纂要》。这些都说明这套书并没有过时。
但《国学汇纂》一直没有完整的再版，这是一件憾事。很感谢主编陈斐先生和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决定把《国学汇纂》作为《国学通识》的第一辑出版。他们约请相关领域的青年学者对《国学汇纂》的每一种都细加校勘，而且撰写了“导读”。“导读”为读者指出了此书的特色和重点，以及阅读时应注意的问题。这就给这套七十年前出版的《国学汇纂》赋予了新的时代气息。
在此，我对陈斐主编、各位写“导读”的专家和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表示深切的感谢！我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会欢迎这套新版的《国学汇纂》。
蒋绍愚
2022 年 5 月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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