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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汉代乐舞在中国古代戏剧演进中孕育的戏剧要素;
探寻中国戏剧萌芽于何处,肇兴于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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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上古祭祀乐舞孕育了中国古代戏剧的萌芽,而汉代乐舞则是中国古代戏剧从乐舞向“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演进的过渡环节,中国古代戏剧的早期形态其实是多种“戏”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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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辛颖,生于1982年,辽宁东港人。毕业于西北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从事中国古代乐舞、戏剧表演形态研究。已有《乐府机构建置考源》《〈公莫舞〉属性考释》及《秦乐府“司乐”职能的衍生及其成因与意义》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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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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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戏”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第一节 “戏”字训诂释义
第二节 “戏”字源流释义
第三节 “戏”的演武传统和祭祀功能
第四节 “戏”与中国戏剧的早期形态
第二章 汉代乐舞的司乐机构
第一节 汉代太乐及职能
第二节 汉代乐府及职能
第三节 汉代黄门署及职能
第三章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第一节 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
第二节 汉代乐舞“观”与“演”的二维互动
第三节 汉代乐舞演述形态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
第四章 汉代乐舞的节目组织形态
第一节 汉代百戏的认知钩沉
第二节 汉代百戏源流考辨
第三节 汉代百戏的节目团块组织
第五章 汉代典型剧目属性考辨
第一节 汉代角抵《蚩尤戏》溯源及功能考辨
第二节 《公莫舞》属性考释
第三节 再论《优孟衣冠》的戏剧属性
第四节 《东海黄公》从表演到剧目的逻辑进程及理论意义
结 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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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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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关于中国古代戏剧的早期形态,研究成果丰硕,刘师培等人将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溯源至中国古代祭祀乐舞。刘师培在《原戏》中考证“戏”的渊源,通过“颂”字的训诂例证,证明戏剧起源于上古的祭祀乐舞。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指出:“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姚华在《说戏剧》中指出,“戏”字从“戈”,本来指武力争斗,后词义扩大,有智力比拼之意。进一步拆分“?”字,通过“虍”和“豆”得出其与军事、 祭祀的关联。刘师培等人的戏剧理论为中国古代戏剧与上古祭祀乐舞搭建起桥梁。在这个论证思路影响下,早期的戏剧理论对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的考证,徘徊于“戏”字含义的拆解与歌舞戏剧形态的论证之间。
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略》指出:“这个‘戏’字的使用,照百戏所分的门类,已扩大到各方面去,成为一切足以娱悦耳目的东西的代称。……真正戏剧的胚胎却仍孕育于歌舞方面。”叶长海则认为,可以“从曲的形态反观先秦、两汉古剧的歌舞、角抵诸形态”。陈多、谢明则将歌舞认定为中国古代戏剧的源头。黄竹三肯定地认为中国古代戏剧源自祭祀歌舞。同时指出在秦汉歌舞中已初见戏剧端倪:“中国戏剧的起源是比较早的,无论认为它源于宗教祭祀,还是认为它源于歌舞、俳优、百戏,大概在先秦,至迟在汉代便已出现萌芽。”
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在原始祭祀乐舞的基础上演进出诸如装扮、角色、叙事、剧目等戏剧要素。历经周秦时期的俳优和秦汉的百戏、角抵,某些戏剧要素甚至与成熟的戏剧形态相差无几,致使学界在论证中国古代戏剧成熟的时间点上,一度认为中国古代戏剧可能成熟于汉代。卜键的《从角抵到百戏——秦汉时期中国戏剧的艺术走向》 、曲六乙的《蚩尤与蚩尤戏剧文化》、吴国钦的《中国戏曲漫话》以及姚小鸥的《〈我国最早的歌舞剧“公莫舞”演出脚本研究〉商榷》等试图证明秦汉时期已经有成熟的剧目。虽然中国古代戏剧与中国古代乐舞同源,甚至某些祭祀乐舞已经出现戏剧元素,但是,有戏剧元素未必就是成熟的中国戏剧。中国古代乐舞融合了歌、舞、诗、伎艺等多种表演形态,这些表演形态为后世戏剧的出现乃至成熟提供了天然的温床。
受到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形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戏剧从仅具有戏剧元素到形成乐舞戏剧形态再到成熟戏剧,在乐舞形态嬗递与礼乐文化浸润中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戏剧演进之路。汉代乐舞在中国古代戏剧演进过程中是较为特殊的存在,汉代四百年正好处于先秦礼乐制度消亡和封建礼乐制度重构的时间节点上。汉代礼乐制度的改革、司乐机构职能的划分以及乐舞形态的演变,呈现出汉代礼仪乐舞对先秦礼乐仪式的继承,同时,先秦礼乐制度的消亡致使部分礼仪乐舞向娱乐乐舞下沉;天子观政的乐诗乐舞乃至祭祀乐舞因汉代祀乐制度的重构演进为具有演述功能的乐舞戏剧形态。汉代乐舞发展历程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乐舞功能以及乐舞戏剧形态。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任常侠先后出版了《中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略》《关于我国音乐舞蹈与戏剧起源的考察》等著作,来讨论先秦乐舞、汉唐乐舞与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的关系。2001 年,王胜华的《先秦乐舞戏剧大事年表》一书,甚至将先秦祭祀歌舞视为戏剧。本书拟从汉代乐舞依托的礼乐文化制度、乐舞管理、乐舞运行机制以及乐舞节目组织形态入手,系统讨论汉代乐舞对中国古代戏剧早期形态的影响。
首先,先秦礼乐制度瓦解致使礼乐仪式乐舞向观赏娱乐乐舞下沉。周代礼乐制度下,有一整套乐官体系和乐舞管理机制,保障礼乐制度文化得以教习传承;确保礼乐“以下讽上”和“以上劝下”的教化功能的施行;保证乐舞服务于吉、凶、军、宾、嘉等五礼的仪式阐释。经历了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和战国时期的战火,周代礼乐的制度仪式、乐舞消亡殆尽。汉初叔孙通重建礼乐时,即使是世代掌管雅乐的制氏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义,以至于形成“秦仪杂就之”的尴尬局面。因此,在重构汉代礼乐制度的过程中,某些原属于商周礼乐的仪式,如角抵,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消亡逐渐下沉到娱乐的表演项目,成为宫廷观赏娱乐的表演项目。与此同时,乐舞表演初步显现了中国古代戏剧的基本形态——“歌舞演故事”,形成具有演故事的功能的乐舞。礼乐制度的更迭是中国古代乐舞向乐舞戏剧形态过渡的直接动因。
其次,汉代礼乐制度重构促使汉代司乐机构职能分化,拓展了乐舞的歌辞来源、丰富了乐舞的表演类型和伎艺种类。汉代在司乐机构建置上,保留了先秦时期的太乐,依然由太乐执掌郊庙祭祀乐舞。然而,太乐并不能满足汉代礼乐文化制度建设的需要。汉武帝时期,通过“乃立乐府”赋予乐府司乐职能;为乐府设置协律都尉,使乐府创制的乐舞用于郊祀雅乐,分流了太乐制作雅乐的职能。与此同时,汉代重用黄门鼓吹,使边地弋猎仪仗演变为突显汉朝天子权威皇家卤簿,同时,具有宴飨群臣、恩赏军功和招抚异邦等礼仪仪式功能。
汉代乐舞在太乐掌郊庙的基础上,扩建乐府机构,实现了采诗入雅;在黄门鼓吹的乐舞体系,西域乐舞也逐渐融入到军功礼乐封赏中。乐舞来源、表演种类和伎艺类型随着司乐机构职能分化而更加丰富,汉代乐舞在太乐、乐府和黄门鼓吹的组织统领下,既体现了周代“祭之日,乐与哀半,飨之必乐”的礼乐精神,也呈现出汉代乐舞独有的组织形式、表演形态和精神气质。
再次,汉代礼乐制度运行机制促使汉代乐舞在先秦礼乐“象乐”的基础上演进出以“故事”叙述为内核的演述功能,形成乐舞戏剧形态。先秦礼乐制度下,乐舞通过“象乐”来传达乐舞对礼仪制度的阐释。“象乐”的独特之处在于“象”,既包含付诸形容和模拟的表演行为,也包含了抒情的音乐和诗歌形式。这种艺术包含两种意味:一方面是乐,是听觉的艺术,付诸乐器和歌咏;一方面是象,是视觉的艺术,付诸形象与表演,模仿与表演是象乐区别于其他诗乐艺术的主要特征。人们以乐舞的象征性向神祇、先祖表达崇敬之意。汉代乐舞在继承先秦“象乐”的基础上,实现了乐舞的观演需求由“天子听政”向“天子观政”的转变,形成了以乐舞表演为“演”、以故事内核为“述”的乐舞演述形态。汉代乐舞在“观政”需求推动下,通过乐府采诗创编新乐舞。民间歌、诗倾向于歌、诗的叙事性,在汉代乐府诗中也显现出乐舞叙事的演述功能。演述功能是汉代乐舞向“歌舞演故事”的戏剧形态迈进。
不同于先秦礼乐时期的“天子听政”,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成“天子观政”,且针对不同的观政群体而采取不同的演述方式。通过神灵之“观”和仪式之“观”规定了“演”的“述”求;而“演”则通过演的场合、规模以及演的功能属性对“观”的群体提出区分和限制。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在“观”与“演”的两极互动。汉代乐舞的演述形态使乐舞逐渐从礼乐的仪式阐释向乐舞叙事的方向发展,与中国古代戏剧“歌舞演故事”的形态合流。
最后,汉代乐舞的“观”与“演”的双重诉求促使汉代乐舞的节目形成团块结构。汉代乐舞是歌、舞、乐、诗(辞)的综合艺术,从现存汉代典籍中,可以看到根据汉代乐舞类型进行的分门别类的表述。“百戏”是汉代乐舞百戏团块结构的总称,在百戏之下,按照节目属性和种类又有“类目”和“节目”两层剧目。在汉代乐舞的实际表演中,既有“三百里皆观”的大型游艺表演,也有达官显贵厅堂娱乐表演。在这些演出场景中,乐舞可以根据演出“观”“演”的规模和时长从节目模块中增减具体的表演剧目。不仅如此,由于百戏节目团块的松散性和开放性,一些经典的节目反复搬演,最终形成以演述内容命名的剧目。而剧目的出现是中国古代乐舞演述形态的产物之一,是汉代乐舞向乐舞戏剧形态演进过程中的必由之路,也说明在中国古代戏剧成熟之前存在以表演为中心、突出表演内涵的“剧目时代”。
随着时间推移,汉代乐舞研究方法也在日新月异。史料学方法是较为传统的研究路径,随着汉代画像石(砖)、汉乐舞俑的相继出土,不仅印证了汉代传世文献中关于乐舞、百戏的记载,而且不断刷新学界对汉代乐舞戏剧形态的固有观念,二重证据法更多倚重地下出土文物纠正今人对汉代乐舞、百戏的认知。随着西方理论的传入,新视野新方法也在影响今日汉代乐舞的研究路径。
一、史料学方法
文献整理是中国古代乐舞研究的基础,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相继有吉联抗编写《两汉论乐文字辑注》、丘琼荪校释的《历代乐志律志校释》和修林海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史料集》等专著问世。在中国古代乐舞文献整理,特别是汉代乐舞、乐论方面,材料翔实。2015 年孙景琛主编的《中国乐舞史料大典》,第一次对中国舞蹈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检、整理和汇总。书中汇集了正史中“乐志”“礼乐志”以及记传中的乐舞资料,并将散见于类书、杂录、笔记中的乐舞资料加以整理。同时还收录了中国古代舞蹈相关的文物图片,图文并茂地呈现出中国古代乐舞的原貌,为中国舞蹈学科研究提供了精确、翔实的文献资料。
清末乾嘉学派讲究朴学的治学之道,钱大昕就已经运用碑刻史料与史籍相印证。王国维、陈垣、胡适、陈寅恪等人一方面受到传统朴学考证方法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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