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几年,我偶尔为一年级的大学生讲授“秘密与谎言”研讨课。在讨论关于寻求信息、掩盖信息、揭示信息的伦理期间,我开始关注认识论的论题,即我们在认知共同体内交换知与不知。关于无知的多面特性的早期思想,归并在《无知之暗示》(Intimations of Ignorance)中,那是我2009年在葛底斯堡学院的一次讲演。那年以后,我又组织了一个高级研讨班,探讨那个论题。我本来打算在《学会繁盛》(Learning to Flourish,2012年)一书中讨论无知,但不久就意识到,无知的内涵太庞大、太复杂、太丰富,只能作为该书的次要内容。无知需要一个透彻的讨论。直到2015年,感谢葛底斯堡学院的学术休假,我完成了本书初稿。
我的许多智识“外债”,当然反映在参考文献中,但有些最为重要的则不然。我所在的系——一个典范的认知共同体,不断给予我鼓励:感谢我的同事史蒂夫·金贝尔(Steve Gimbel)、加里·马伦(GaryMullen)、莉萨·波特米斯(Lisa Portmess)、克里·沃尔特斯(KerryWalters)、弗农·西斯尼(Vernon Cisney)、保罗·卡里克(PaulCarrick)、加里·西奥科(Gary Ciocco)——应对我的全神贯注,感谢他们深思熟虑的回应。在英国兰卡斯特大学(2012年我在那里访学),我与教员、博士生有无数有益的谈话。他们都是一流的。我要特别感谢尼尔·曼森(Neil Manson),他在一次难忘的餐叙中,和我讨论“认知约束”。跟上述机构中参加我的研究讨论会的许多人交流,使我获益良多。还有些人,我们只有简短交流,虽然他们当时不知道,却证明也很重要。我记得围绕无知,与导师伊斯雷尔·谢弗勒(Israel Scheffler)和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几近遗忘的交流,带有新的共鸣;他们虽已不在人世,我仍然怀有深深的敬意。感谢凯瑟琳·埃尔金(CatherineElgin)和阿梅莉·罗蒂(Amélie Rorty)对我课题的热情;蒂莫西·威廉森(Timothy Williamson)及时回复我不定时的电邮咨询;珍妮弗·洛格(Jennifer Logue)和泰森·刘易斯(Tyson Lewis)因其会议论文激发的讨论。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安排的匿名评审者帮助我改进了本书——甚至他们曾意见相左。其中一位,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ll),感谢您同意暴露身份,让我了解您对正文的许多有见地的评注。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很优秀,特别是克里斯·艾耶(Chris Eyer)和朱迪斯·费尔德曼(Judith Feldmann),若没有资深组稿编辑菲利普·劳克林(PhilipLaughlin)的鼎力支持,本书则不可能呈现。
幸运的是,我拥有妻子逊妮(Sunni)一如既往的爱心支持。我经常让她迁就作为听众;她对读者需求有很好的编辑感;她对摇摇欲坠的书堆的宽容。Grazie,luce del sole della mia vita。(意大利语:谢谢你,你是我生命的阳光。)
致谢:
第二篇的篇首引语,引自艾布·卡西姆·沙比(Abū al-Qasim al-Shābbī)**的一首诗“The Outery”,阿提夫·阿尔沙伊尔(Atef Alshaer)译,经泰勒弗朗西斯(Taylor&Francis)出版集团惠允,在此引用。它出现在阿尔沙伊尔的文章《诗与阿拉伯之春》(Poetry and the ArabSpring)第5页,该文章收录在拉尔比·萨迪基(Larbi Sadiki)主编的《劳特里奇阿拉伯之春手册》[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Arab Spring:Rethinking Democratization(New York:Routledge,2014)]第392—407页。
四个决定影响了本书的写作。我选择:(1)力求以一种全面的研究,考察无知的众多方面;(2)整合许多学科当代研究的多个视角;(3)用无知的四个空间隐喻——住所、边界、限度、视界——构建讨论;(4)写就一个相当非专业、偶尔粗线条的文本。(即便如此,我仍有可能挑战某些读者的耐心。)无知的公众重要性和多学科特性,使我触及认识论者之外、哲学家之外(我希望,是之外而非没有)的读者,因为那些论题和结论还是具有哲学相关性。
本书关于无知,但也例证了无知。我要是知道无知在哪里,知道如何无知,就会把它写得更好些。然而,无知既是指责,又是理由。对于前者,我只能提供后者——希望它也例证了理解。
丹尼尔·R.德尼科拉
2017年于葛底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