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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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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编年纪事的形式记录了1836年至1949年9月30日中国高等教育的各类重要事项，一事一条目（约三千余条）。所收大事主要包括： 1.重要高等教育制度、法规政策的出台； 2.高校的成立、重要变动、立案； 3.著名高校校长的就任、离职； 4.重要的高等教育会议、活动； 5.重要的高等教育事件（运动、学潮、）； 6.高等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变更及其官员的任免； 7.重要的高等教育论文、著作、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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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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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川，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全国院校研究会副理事长、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二层次人选、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曾获第七届教育bu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十三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黄启兵，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人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著作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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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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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1836—1911年
大事记1912—1949年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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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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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世纪中叶，当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之后，中华帝国步履蹒跚地走入近代社会。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正是滥觞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至1949年9月，历时大约一个世纪。在这跌宕起伏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走过了一个奇特而曲折的变化发展历程。这个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西学东渐，西方高等教育“不请自来”，洋务高等教育逐渐兴起。
1836年，西方来华传教士在广州成立马礼逊教育会，随即在澳门开办马礼逊学堂，此为中国近代西学东渐之始。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教会乘虚而入，纷纷在中国境内创办教会学校，从早期的书院，到学院，再到大学，在中国教育领域形成了一股势力。这些教会大学从性质上看，其实就是外国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自行其是在中国境内开办的外国大学，即便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收回教育权”之后，它们名义上成了“中国的”大学，实质上基本还是“外国的”。
中国自办的高等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于1862年创办了京师同文馆这所半中半西、半新半旧的中国第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校。洋务派与顽固派在京师同文馆办学过程中的一系列明争暗斗，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第一次关于中与西、新与旧的激烈交锋，也是晚清官办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典型案例。此后，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各种各样的广方言馆、船政学堂、工艺学堂、路矿学堂以及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等，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旗号下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洋务高等教育由此渐入高潮。
出国留学是洋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872年，由容闳等率领的第一批百余名幼童赴美国留学，拉开了近代留学运动的序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的身影已经遍布欧州和美、日等国家，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不仅带回了先进的科学和学术，也带回了先进的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留学生群体在此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流的作用。
第二阶段从19世纪末至1919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高等教育的革故鼎新，从近代阶段向现代阶段过渡。
19世纪90年代，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独立形态的近代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出现，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开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开办。1898年，在戊戌变法的高潮中，被称为最高学府的京师大学堂在北京开办。虽然戊戌变法很快以失败告终，京师大学堂也被短暂叫停，但最终却“得不废”，并于1902年正式复办。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这所学府在中国高等教育从近代过渡到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先导作用。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在教育领域发动了系列改革，对高等教育有重要影响的改革主要有两项：一是改良八股科举，于1905年最终废除了延续近千年的科举制；二是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以施行的学制，即“癸卯学制”，明确了高等教育机构在整个学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即改书院为学堂，并兴办各类新式高等学堂和大学堂。
民国肇始，其命维新，高等教育开始了从近代向现代的艰难转型。1912年《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相继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颁布并实行的关于高等教育的专门法令。这两项法令规定了大学的宗旨、主要学科、学习年限、内设机构、校长和学长职权、教师职务、议事权限等项。但是，由于民国初年政局的动荡，这些法令在实行的过程中困难重重，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1917年蔡元培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他“仿世界各国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目标是要将北京大学从一所旧式的“官僚养成所”转变成一所全新的“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改革举措包括：整顿学风，更新师资；倡导学术自由，推动学术研究；废门为系，实行选科制，推行“学”与“术”的分离；实行教授治校制度。经过这场改革，北京大学终于脱胎换骨，从一个旧时代的衙门式学堂，转变成为一所充满了科学、民主气息的新型学府，进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成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
第三个阶段从1919年至1949年。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具有现代属性的高等教育体系初步形成，高等教育初步进入现代阶段。
五四运动的最大功绩是对全社会做了思想启蒙，也对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观念发起了猛烈的冲击，从此，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深入人心，中国高等教育在办学理念和基本模式上开始汇入世界高等教育的潮流。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相继颁布了《专科学校组织法》《专科学校规程》《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学位授予法》等法规。这些新的高等教育法规，针对中国的实际，参照国际高等教育的惯例，内容更广泛，规定更具体，初步构建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现代雏形。在这个体系中，高等教育比较明确地分出了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三个层次，并且建立了相应的学位体系。高等学校在性质上分为公立、私立两类：公立高校由政府设立，其中又分国立、省立和市立；私立高校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系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高等学校在形式上，形成了大学、学院和专门学校的格局。
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等教育为着革命战争的需要应运而生，特色鲜明，自成一系。从早期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再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等，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人才，也在1949年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基石。
抗战爆发，中国沿海和内地的高等学校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迁徙。西南联合大学、西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东北大学等等，所有这些长途迁徙的高等学校，头顶炮火，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饥寒交迫，但是，师生们却满怀民族大义和爱国热情，不问西东，“抵绝徼，继讲说”“同艰难，尽笳吹”，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条件下仍然培养出大批的一流人才，研究出大量的高水平成果，还有不少师生亲赴抗战前线甚至英勇捐躯，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为中国高等教育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沧海桑田，天翻地覆，1949年9月30日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画上了句号。这一天在北京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同时指出：“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这一天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来说，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从1949年10月1日起，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到当代。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9月的这一个世纪，是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水深火热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强、浴火重生的一个世纪。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与半独立、新与旧、中与西、革命与复辟、文明与野蛮，种种对立的两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纪里，也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轫、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处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多事之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从无到有、筚路蓝缕，这一路走来，大事多、故事多，也是势所必然。为存史明史、鉴往知来起见，我们编撰了这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大事记》，以供所有关心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人们参考。只不过，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大事”浩如烟海，由于编撰者的水平和能力所限，这部《大事记》所记载的条目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许只是冰山之一角，挂一漏万之处在所难免，还需要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周川 肖卫兵 黄启兵 2022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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