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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何要解读这十位大师？
严耕望、吕思勉、王国维、黄永年、陈垣、郑天挺、黄仁宇、傅衣凌、陈旭麓、柯文，皆为二十世纪史学大师。
为何是这十部经典？
严耕望《治史三书》、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王国维《殷周制度论》、郑天挺《郑天挺明史讲义》、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都是治史入门的经典之作。
为何由这些名家解读？
辛德勇教授是黄永年先生的研究生，周武研究员是陈旭麓先生的研究生，孙卫国教授是郑天挺先生《明史讲义》的整理者及先生哲嗣郑克晟教授的研究生……他们亲侍师侧，涵育熏陶， 学脉相承，对于所导读的名著有着不同于外体认与感悟。
十位名家与十部名著的心灵碰撞
该书集中反映了国内知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时体现了他们对名著的独到心得及深入思考。内容丰富，形式灵活，兼具学术权威性与可读性。
书山指路 金针度人
勾勒名著的整体面貌，呈现精髓要义，启迪治史方法。既为史学入门，也可助益专业人士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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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精选十部有重要影响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邀请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单位的十位专家学者分别主讲，揭示学术名著作者的学术思想、学术贡献及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选取的名著皆具有开拓性意义，主讲人亦为权威学者。该书旨在勾勒名著的整体面貌，呈现著作的精髓要义、著者的治史方法。
可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入门书目与通识读物，对中国文史爱好者亦能别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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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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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赵克生，1967年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史学博士学位；南开大学博士后、厦门大学博士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政治史、明代礼制史、明清社会文化史。曾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海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二级教授，海南省B类人才（即杰出人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历史学）建设点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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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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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史学大师的学术自白
——谈谈严耕望的《治史三书》 周文玖 /1
第二讲 吕思勉与《中国宗族制度小史》 钱杭 /31
第三讲 殷周制度比较研究的发轫与回顾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导读 武刚 /63
第四讲 考史与释史：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黄永年《唐代史事考释》导读 辛德勇 /93
第五讲 史法与史意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导读 马晓林 /113
第六讲 郑天挺的明史研究与明史教学
——《郑天挺明史讲义》导读 孙卫国 /141
第七讲 黄仁宇对“洪武型财政”的病理分析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导读 高寿仙 /181
第八讲 新材料、新问题与新阐释成就学术经典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导读 黄国信 /215
第九讲 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
——陈旭麓和他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周 武 /251
第十讲 后现代史学思潮下的调适与因应
——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导读 史晓东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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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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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史学大师的学术自白
——谈谈严耕望的《治史三书》
周文玖
作者是卓有成就的大史学家，书中谈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从自己治学的得与失中提炼、概括史学方法，而不是空谈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里面有大量的典型的事例，虽是言方法，却不令人感到枯燥。
周文玖，1964 年出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教研室主任。在《史学理论研究》《民族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学术评论 160 余篇，出版《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史导论》等著作 8 部。
严耕望是享誉世界的史学大家，在中古政治制度史和中古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1957—1959 年，严耕望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1979 年春季在耶鲁大学担任访问教授，西方汉学界对他的学术成果非常赞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严耕望是安徽人，1949 年随“中研院”史语所到了台湾，后来又受聘至香港。作为台湾和香港的学者，他的学术成果在 30 年前的大陆还很难看到。20 世纪 80 年代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访问美国，在美国买了许多书。回国的时候，一般书籍都交给邮局托运，但有两本书他认为最有价值，为避免丢失，他随身携带，其中一本就是严耕望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严耕望著作量大，著作质量高。他的著作大都是多卷本大部头的书，而且构成系列。代表作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代交通图考》等，均为多年精心研究之结晶。这些书的专业性很强，在中国的中古史研究方面价值很大。然而严耕望在史学界影响更大的却是他晚年所写的谈治学经验、治学方法以及自己学术经历的书，虽然篇幅不大，却风靡学界，多年畅销不衰，成为习史、治史者的案头的书，这就是《治史三书》。
今天我讲的内容包括三部分：严耕望生平、《治史三书》的内容及特点、由《治史三书》看严耕望的学术风格及史学批评。读其书，要知其人。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严耕望的生平。
严耕望生平
严耕望（1916—1996），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严耕望的家人世代务农，他本名严德厚，小名“耕旺”，大概是家人期望他勤于稼穑，兴家旺宅。读书后用小名作学名，并改为严耕望。严耕望的八十载人生，可分为几个阶段。
21 岁以前（1916—1936）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读初小、高小、初中、高中。高小时期，他的数学很好，老师冯溶生数学课上得精彩，使他对数学非常感兴趣，成绩优异。直到高中，他的数学成绩都很优秀。高中时期，严耕望受历史老师李则纲影响大。他听李则纲的学术讲演“历史演变的因素”，主要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历史的变化和发展，感到非常有兴趣，萌生从事历史研究的志向。
21 岁到 29 岁（1937—1945）是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他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读书，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做助理员，在华西大学、北碚修志委员会短暂工作。受教于吴其昌、钱穆、顾颉刚等。29 岁到 48 岁（1945—1964）是第三个阶段。1945 年 9 月，严耕望通过毛遂自荐，得到傅斯年的赏识，进入史语所工作（当时史语所在四川宜宾李庄，后迁南京）。1949 年 1 月，随史语所迁往台湾。1957 年 9 月至美国，1959 年 6 月返回台湾。其间与胡适、杨联陞等交往密切。近二十年里，严耕望的职称从助理员（1945 年 9 月）晋升为研究员（1959 年 8 月）。1964 年 7 月离开史语所。
48 岁至 65 岁（1964 年 8 月—1981 年 7 月）是第四个阶段。严耕望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并常往返于港台之间。1970 年 7 月，当选“中研院”院士。1979 年春季他到耶鲁大学历史系为中国史博士班讲授“唐史”。1981 年 4 月，《治史经验谈》出版，这就是后来的《治史三书》之第一书。
65 岁至 80 岁（1981 年 8 月—1996 年 10 月）是第五个阶段。严耕望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主要居住于香港，仍在新亚研究所担任导师，在港台两地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或兼课。学术研究笔耕不辍，学术成果不断问世。其间，史语所一度聘他为特约研究员、专任研究员。1985 年从史语所退休。《治史答问》于 1985 年出版，《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于 1992 年出版，自此，《治史三书》齐备。
严耕望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一生不与政治沾边。他的座右铭就是：“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有书可读，万事足；任何荣辱享受都其次又其次。”
1944 年春，离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严耕望拟回家乡任教，因为战事受阻，滞留重庆。为了生计，当时，顾颉刚、钱穆拟介绍他到中央政治学校，他以政治学校不免要沾上政治色彩未去，而宁愿“暂居史地图表社，为史学会标点《后汉书》”。
对严耕望一生学术生活影响最大的学者是钱穆和傅斯年。钱穆的影响主要是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傅斯年的影响主要是为严耕望提供了读书、研究的优越环境。二者缺一，严耕望都难以达到他作为大史学家的学术水平。对此，严耕望多次在回忆文章中对钱穆、傅斯年表示感恩之情。严耕望与钱、傅不同的是，他既不卷入学派纷争，也不参与政治活动。他一直把自己限定在一个学术人的范畴内，不逾越雷池一步。
他心无旁骛，一心向学。严耕望把学术看得高于一切，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他本人淡泊名利，多次谢绝名利双收的职位。如钱穆几次邀请他到收入更加丰厚的香港担任教职，“中研院”院长王世杰期望他领衔主编《中国通史》，他都认为有悖于自己的学术理想而拒绝。尽管钱穆、王世杰都是他尊敬的师长前辈，并且他们那样做也是为了改善他的经济状况，提高他的学术地位，然而，他却不为所动。他说：“学术工作只为兴趣与求真的责任感。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而权位两者，不但不能争取，而且要绝对避而远之，就是无意中为形势所迫落到头上，也要设法避开，决不可贪图暂时虚荣，阻妨大计。”1 1973 年，香港中文大学恳请他担任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一个学系只设一位讲座教授。讲座教授，位高、权重、薪厚，是学者求之不得的荣誉职衔。但严耕望却再三推辞，终于不就，因为讲座教授需兼行政。他说：“就一个纯学人而言，任何高级名位头衔都是暂时的装饰，不足重视。只有学术成就才是恒久的贡献，必须坚持。”
他坚持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待人的立身处世原则。严耕望说：“我这个人，一向以道家自处，以儒家待人。”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在物质生活上要求很低，在学术追求上则刚毅进取。这种立身处世原则，有其坚强的一面，也有其纯净的一面。正是坚持这样的原则，他才在史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为学问而学问”“献身学术”，这是严耕望纯净学术人的写照。
《治史三书》的内容及特点
《治史三书》是把三本书合为一书，给它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治史三书”。这三本书是《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它们最先都是作为“岫庐文库”的一种在台湾单行出版的。《治史经验谈》出版于 1981 年，《治史答问》出版于 1985 年，《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出版于 1992 年。
1998 年 3 月，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将《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在一起，书名为《治史三书》，纳入该文库第二辑的“近世文化书系”出版。
2006 年 1 月，辽宁教育出版社将《治史三书》更名为《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纳入“花生文库·大师谈学习系列”出版。
2008 年 1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
《治史经验谈》谈了 9 个方面的问题，依次为：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几条具体规律，论题选择，论著标准，论文体式，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论文撰写与改订，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治史答问》是对《治史经验谈》的补充，是以答问的形式谈治史经验和史学评论，包括 21 个题目，涉及严耕望的读书经历，学术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作者对 20 世纪著名史家的评论，等等。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由上、下两篇，外加两个附录组成。上篇《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下篇《从师问学六十年》。两篇附录分别是《我与两位王校长》《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上述三本书出版后，不仅在台湾、香港大受欢迎，在大陆也是热销书。
之所以如此，与书中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有关：1. 文字质朴，通俗易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2. 作者是卓有成就的大史学家，书中谈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从自己治学的得与失中提炼、概括史学方法，而不是空谈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里面有大量的典型的事例，虽是言方法，却不令人感到枯燥。3. 所谈的史学方法既有普遍性，又有一定的针对性，是历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
这从书中的小标目，就能反映出来。如讲治史的几条具体规律时，他的标目是：1. 尽量少说否定话；2.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3. 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4.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5. 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6.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7. 不要轻易改字。
“尽量少说否定话”，道理不难理解。寻找历史真相，下断语时，肯定的断语比较容易有把握，只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纵然只有一条，有时也可以下肯定的断语。如说某人的生年，某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只要提出可靠的证据，就可做出判断。但否定的判断就不容易，甚至说极其困难。因为过去发生的事，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即使传世，也未必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你也未必都看得到。个人所知道的、所掌握的史料都是有限的，不能因为自己没有看到可以肯定某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某件事的存在。严耕望列举了古人以及现代人的书中不少人都犯了这个毛病。所以他说“尽量少说否定话”。“尽量少说否定话”就是陈寅恪说的“说有容易，说无难”。
要之，经验之谈，文字朴实，有事例，有故事情节，所谈又是治史者应该掌握的史学方法，这些特点是这部书长期受到史学工作者、文史爱好者青睐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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