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字笑忘，号芝台、吟月庵主，荷兰外交官，著名汉学家，同时也是收藏家、翻译家、民俗学家、动物学家、推理小说作家。先后在荷兰驻日本、中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国的使馆工作，精通英、法、德、汉、日、藏、梵等15种语言，出版论著、小说、译作及史料凡16种，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人物。
译者：
吴岳添，江苏常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2016年担任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2023年获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称号。出版专著《法国小说发展史》《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萨特传》，文集《远眺巴黎》《塞纳河畔的文学景观》，译著《论无边的现实主义》《文学社会学批评》《苔依丝》《悠悠岁月》等近百种。
序??
高罗佩：一个“精神中国人”
在国内近年的媒体话语中，“精神某国人”基本上已成为一个贬义词，没想到我在荷兰人中发现了一个“精神中国人”——高罗佩虽然并非完人，但对他而言，“精神中国人”已经不是修辞手段，而是实录了。
高罗佩之奇人奇书
荷兰职业外交官、汉学家高罗佩（R. H. van Gulik，1910—1967），因撰写《秘戏图考》（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eriod，With An Essay on Chinese Sex Life from the Han to the Ch’ing Dynasty，B.C. 206-A.D. 1644．私人印刷，1951；杨权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和《中国古代房内考》（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from ca.1500 B.C. till 1644 A. D.，Brill，1961；李零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商务印书馆，2007）两书，以及系列侦探小说《狄公案》而驰名欧美与东方。
高罗佩出生于荷兰，3—12岁跟随任军医的父亲生活于印度尼西亚，种下了热爱东方文明的根芽。中学时即开始学习汉语，1930年入莱顿大学攻读法律，但醉心于东方学，修习汉语、日语及其他一些亚洲语言文字。1935年获博士学位，此后奉派至多国任外交官。高罗佩四处搜求中国图书字画、古玩乐器，并成为珠宝鉴赏家；又通中国书法及古乐，能奏中国古琴，做格律诗。1943—1946年间在华任外交官，此外还曾任外交官于东京、开罗、新德里、贝鲁特、吉隆坡等处。1967年因癌症病逝于荷兰。
高罗佩一生著述颇丰，有传世著作16种如下：
1. 《广延天女：迦梨陀娑之梦》（Urvasi， A Dream of Kalidasa，梵文英译），1932。
2. 《马头明王诸说源流考》（Hayagriva，the Mantrayanic Aspect of Horse-cult in China and Japan， with an Introduction on Horse-cult in India and Tibet），博士论文，1935。
3. 《米芾论砚》（米芾《砚史》之英译及注释），1938。
4. 《中国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1940。
5. 《嵇康及其〈琴赋〉》（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1941。
6. 《首魁编》（中文日译），1941。
7. 《东皋禅师集刊》，高罗佩在日本收集的东皋禅师文献，1944。
8. 《狄公案》（Dee Goong An），系列小说，共中篇15部、短篇8部，1949—1967。
9. 《春梦琐言》（Trifling Tale of a Spring Dream），明代色情小说，高氏据其在日本所搜集之抄本印行，1950。
10. 《明代春宫彩印》（自题中文书名《秘戏图考》），1951。
11. 《中日梵文研究史论》（Siddham， 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Sanskrit studies in China and Japan），1956。
12. 《棠阴比事》（英译及注释），1956。
13. 《书画说铃》（英译及注释），1958。
14. 《中国绘画鉴赏》（Chinese Pictorial Art as Viewed by the Connoisseur），1958。
15. 《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自题中文书名《中国古代房内考》），1961。
16. 《长臂猿考》（The Gibbon in China: An Essay in Chinese Animal Lore），1967。
另有两种作品，有些文献也归入高罗佩名下：《英语/黑脚人语词典》（1930）和《黑脚人语/英语词典》（1934），这是高罗佩中学时代帮助老师整理的语言工具书，出版时老师将高罗佩的名字也列上了，但高罗佩并不将这两种作品列入自己的著作目录。
高罗佩有两个中文老师，第一个就是高罗佩在中学时代协助他编词典的乌伦贝克（C. C. Uhlenbeck），第二个是在莱顿大学时的戴闻达（J. J. L. Duyvendak）。戴闻达是汉学界的名流，名头远在乌伦贝克之上，但高罗佩却认为他的中文水平不如乌伦贝克。高罗佩甚至在笔记中说戴闻达“不能算汉学界的伟人”，连高罗佩的传记作者也不得不表示“很多汉学家不会同意高罗佩这个观点”。不过我倒是倾向于同意高罗佩的判断——在国际汉学刊物《通报》所载戴闻达文章的中国古代文献引用段落中，我确实发现过断句标点错误的情形（按《通报》惯例会附上中文原文）。
高罗佩从年轻时行事就出人意表，20岁那年他一入莱顿大学就和一个考古学家的遗孀同居。遗孀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比高罗佩年长18岁，还有一个7岁的儿子。高罗佩将自己的助学金和遗孀在图书馆等处工作的收入合并使用，遗孀还利用自己的人脉为高罗佩介绍了撰写稿件挣稿费的机会，一家三口居然像模像样地过起日子来。这段姐弟恋既满足了高罗佩的青春激情，也帮助了他在艺术鉴赏方面的成长。五年后高罗佩毕业被任命为初级外交官，他想带遗孀母子同行，但明智善良的遗孀谢绝了他的好意。后来遗孀在二战的颠沛流离中死于心脏病，高罗佩知道后伤悼久之，他在自传中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开始充分意识到，她是多么善良的女人。”而此时高罗佩“职业外交官 兼职间谍 汉学家”三重身份的多彩人生已经徐徐展开。
从1935年起，高罗佩的正式身份是荷兰外交官——在这个身份上，他逐渐升迁一直做到荷兰驻日大使（1965—1967）。二战中荷兰沦陷，设流亡政府于伦敦，高罗佩作为荷兰外交官仍听命于荷兰流亡政府，但荷兰流亡政府有一段时间又将高罗佩“出借”给英国充当兼职间谍，高罗佩也听命行事。例如，他曾奉命在尼罗河上的豪华游轮中去接近一位“美丽的埃及公主”，目的是探明她会不会投向轴心国阵营。高罗佩向上司报告该公主胆小怕事，没有勇气介入轴心国的阴谋事务。但他确实成功获得了公主的好感——后来他去开罗任职，公主还邀请他去府邸做客。根据高罗佩传记作者（他在外交部门的前下属）的看法，高罗佩于1943—1946年间在中国重庆担任外交官，也是负有间谍使命的。
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理解
高罗佩的第三重身份是汉学家，在这方面他达到了非常高的段位。
高罗佩作为职业外交官，先后任职于多国，他所到之处必寻访当地博物馆、书店、古玩文物市场，收集当地古籍、文玩等物，还想方设法与当地文化名流取得联系，并进而展开个人交往。这些活动明显超出了一般外交官的职责，有时甚至搞到“旷工”的地步——工作时间在他办公室里找不到人。为此他和上司的关系经常不甚和谐，有时发展到各自给荷兰外交部打报告指责对方，上司甚至当众指斥他“游手好闲”。但一来高罗佩还有“兼职间谍”的身份，二来他对当地的丰富文化知识的了解有时也确实对外交工作很有帮助（这一点连他上司也不得不承认），所以外交部对他倒颇为宽容。
广义而言，高罗佩迷恋东方文化，中国、日本、印度、中东、东南亚等地的文化，都曾让他发生浓厚兴趣，但在这些文化中，最让他迷恋的，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他渴慕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生活方式，自起汉名高罗佩，字忘笑，号芝台，名其书斋曰“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等，并于1943年娶中国大家闺秀水世芳为妻。
高罗佩之倾慕中国文化，还有一些相当奇特的表现和例证。
1935年高罗佩初次任职日本，还只是25岁的青年低级外交官，当时日本为他这样的单身外交官安排了年轻的女管家——实际上兼有同居女友身份，高罗佩对这样的安排也欣然接受了。他的第一个女管家是静子，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了他和静子共处和游玩的踪迹，有风流韵事的日子高罗佩还会做一个“×”的记号。
一段时间以后，和高罗佩同岁的文子替代了静子。起先高罗佩似乎对文子颇有好感，在笔记本中说她“是一个可爱的快乐女孩子”，但三个月后文子就被他辞退了，高罗佩在笔记本中记下的原因竟是：“凡是中国的东西她都蔑视”，这让高罗佩无法容忍。
高罗佩在日本的第三个女管家是冈谷胜代，她和高罗佩同居了七年，两人“没有发生过一次吵嘴，甚至没有相互责备过”。冈谷胜代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高罗佩喜欢的：她“尊重中国事务和思想，这是日本人具有的一种传统”。二战之后，高罗佩又去日本任职数年，这时他已有妻子儿女，而冈谷胜代处在穷蹙中，她来看望高罗佩，高罗佩顾念旧情，还数次用现金接济过她。
高罗佩作为汉学家的造诣，不仅有上列16种传世作品背书（其中至少13种和中国直接有关），还有另一个比较罕见的例证——中国古琴。高罗佩很早就迷恋中国古琴，不仅购藏古琴，还学会了弹奏。到重庆担任外交官时，他加入了“天风琴社”，成为这个琴社唯一的外国成员。琴社中颇有中国当时的社会名流，高罗佩得以借此机会和他们建立起个人交往，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号称“基督将军”的军阀冯玉祥等。高罗佩在中国利用各种机会结识的社会名流，还有沈伊默、徐悲鸿等人，1951年底，他甚至在香港结识了早年叛降国民党的张国焘。
高罗佩弹奏中国古琴，不仅成为对他汉学家地位的高雅背书，而且非常有助于他在中国上层社会展开社交，甚至还可能对他所属的外交使团的工作提供意想不到的帮助。当时各国外交官在中国旅行时屡遭土匪劫掠，国民党当局束手无策，但唯独荷兰使团不遭劫掠，据说是因为高罗佩在“天风琴社”结识了冯玉祥，而冯玉祥居然又是“哥老会”帮会中的大人物，冯向帮会打了招呼，荷兰使团就安然无恙了。
而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还表现在他对时事政治的正确判断上。例如，他曾在1945年初的信件中表示，他坚信蒋介石政府和日本人之间有着秘密勾当。他对蒋介石政府假装抗日、保存实力的政策也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他在信件中指出：“蒋介石不让自己的军队与日本人打仗……必须使自己的军队几乎完好无损”，目的是维持自己的权力。高罗佩的这些见解，恐怕和他“兼职间谍”的工作不无关系。
一个真正的“精神中国人”
认为高罗佩是一个“精神中国人”，其实并非我的发明，因为高罗佩自己，高罗佩的上司、同行、下属、传记作者、临终照顾他的医生……全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只是没有使用“精神中国人”这一表达方式而已。
先看高罗佩自己的表达。他在自传中这样说：“我相信，与我自己的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信仰基石的这种对立，对于我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意识到了，虽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我既不是新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我喜欢把自己视为尼西亚宗教大会之前的基督教徒。”高罗佩虽然仍知道自己本质上是西方人，但“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至少表明他认为自己已是部分的“精神中国人”。
再看高罗佩曾经的上司驻华大使娄翁克，虽然曾指责过高罗佩，但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这位下属：“如果连他都不知道的关于中国人的语言、历史、文化、生活、思维和活动的事情，那么当然也不值得我们知道……他过着三种人的生活，即他自己荷兰人的、中国人的和日本人的。他能够如实地对待甚至体验这三种生活。对我来说，他自己的‘自我’多半是一个谜。我有时觉得在他旁边生活着某个第二个人物。”
而另一位荷兰驻华大使杨乐兰在为高罗佩传记写的序中这样说：“可以肯定，世界还会长期爱护和珍惜高罗佩留下的多种遗产和足迹。这是因为，那表面上的多样化，其实非常集中地反映了世界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文化之一，即中国文化。人们千秋万代还会继续重视该遗产。……这只引人注目的荷兰鸿雁，一腔热血倾注的就是中国。”
高罗佩之子回忆说，高罗佩作为外交官到世界各地任职，所到之处，必布置一间中国式书斋，还要自己题写书斋的中文名字，他用过的书斋名有“犹存斋”“吟月盦”“尊明阁”。他书斋中的中国元素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当他出任驻日大使时，不得不将书斋“尊明阁”设置在大使馆楼上的房间——“为了避免人们会以为他们进入了中国大使馆”。
高罗佩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之后，自知为日无多，在病房中拼命工作，在他的临终岁月照顾他的医生这样描述高罗佩：“我常常觉得，他本质上是个中国人，他有时更多地是个中国人，不是个欧洲人……他是一个我常常思念的人。”这位荷兰医生的描述，几乎就是“精神中国人”的同义表达了。
《狄公案》《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
高罗佩生前先后在世界各地出版论著、小说、译作及史料凡16种，已见前述。其中在欧美最为风靡者为高氏以英文创作的系列探案小说《狄公案》，自1949年开始出版，至今在西方各国再版不绝。书中假托唐武周时名臣狄仁杰，敷演探案故事，致使“狄公”（Judge Dee）在西方读者心目中成为“古代中国的福尔摩斯”。高氏对古代中国社会生活、风俗民情及传统士大夫生活方式的深入理解，在《狄公案》中得到充分反映。
《狄公案》系列共中篇15部，短篇8部，已有中译本，译者为陈来元、胡明等。译文仿明清小说笔调，流畅可读。这个译本在大陆又有多种版本，较好的如北岳文艺出版社、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等版本。《狄公案》既借用西方探案小说技巧，符合西方法律和价值观念，但同时又有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深入体察，颇有中西合璧之妙。
《秘戏图考》发端于高罗佩在日本购得一套晚明春宫图册《花营锦阵》的翻刻木版，高罗佩热衷于搜藏及研究晚明色情文艺，认为这套印版价值甚高，遂着手将其印刷出版。《花营锦阵》原为套色木刻印本（蓝、黑、绿、红、黄五色），高罗佩得到的是翻刻的单色木版。高罗佩此书英文书名为《明代春宫彩印》，其实全书中仅十幅为彩印，其余三十多幅，包括作为该书最初主体的《花营锦阵》全册二十四幅在内，皆为单色。
高罗佩最初只打算附一篇关于中国春宫艺术的概论，及至动笔撰写，始觉洵非易事，还须了解更多关于中国古代性生活、性习俗等方面的知识。此前与此有关的西文著作当然也有，但高罗佩认为这些著作充斥着偏见与谬说，“在这方面我未发现任何值得认真看待的西方专著，却不期然发现一大堆彻头彻尾的垃圾”，遂决定自己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于是有《秘戏图考》之作，1951年在东京私人印行。
《秘戏图考》全书共三卷。卷一包括“汉至清代中国人性生活之专论”，又分为三篇：上篇是关于中国古代与性有关文献的历史概述，中篇为中国春宫图简史，下篇为《花营锦阵》中与图对应的二十四阙艳词的英译及注释。
卷二“秘书十种”也分三卷，皆为高罗佩自己抄录的中文文献。卷上有录自性学古籍《洞玄子》、日本古籍《医心方》（丹波康赖编撰，公元984年）的“房内记”、中医古籍《千金要方》（孙思邈著，初唐）中的“房中补益”，以及敦煌卷子伯二五三九上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白行简撰，约公元800年，对《大乐赋》的专题研究见拙文：《〈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发微》，《汉学研究》9卷1期，1991）。卷中为高罗佩搜集的明代房中书《纯阳演正孚佑帝君既济真经》《紫金光耀大仙修真演义》《素女妙论》及一种残页《某氏家训》。卷下为两种春宫图册《风流绝畅图》和《花营锦阵》的题辞抄录。又有“附录”，抄录若干零星相关史料，最重要者为四种色情小说《绣榻野史》《株林野史》《昭阳趣史》及《*蒲团》中的淫秽选段。
卷三即全书最初方案中的主体——《花营锦阵》二十四幅春宫图及各图所题艳词。此外还有选自其他春宫图册的春宫图二十幅。其中十幅系按照晚明春宫图木刻套色彩印工艺在日本仿制而成。
高罗佩认为《秘戏图考》后两卷内容不宜传播于一般公众之中，故仅在东京私人印刷五十部。全书所有英、汉、梵、日等文，皆由他亲笔手书影印。高罗佩将此五十册《秘戏图考》分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及博物馆。他认为“此一特殊专题之书，只宜供有资格之研究人员阅读”，后来他公布了此书收藏单位的名录，但只包括欧美及澳洲的三十七部，而“远东除外”。根据现有证据，中国大陆地区未曾获赠。
高罗佩在《秘戏图考》至少八处提到一位“上海某氏”，此人是春宫图和色情小说的大收藏家。书中谈到的《风流绝畅》《鸳鸯秘谱》《江南销夏》等春宫图册都是参照他所提供的摹本复制；他还向高罗佩提供了明代房中书《既济真经》、小说《株林野史》等方面的版本情况。由于此人要求为其姓名保密，所以高罗佩始终只称之为“上海某氏”“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藏家”等。至今尚未能确考此神秘人物究竟为谁，一个可能的候选人是周越然，他在20世纪40年代以收藏淫秽色情书籍闻名于上海，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例如《西洋的性书与淫书》（载于《古今》半月刊第47期）等。
数年后，《秘戏图考》在学术界引起一些反响和争论，高罗佩自己也发现了一些新的相关资料，正想有所修订，适逢荷兰出版商建议他撰写一部“论述古代中国的性与社会”并且面向更多读者的著作，于是有了《中国古代房内考》（以下简称《房内考》）之作。
《房内考》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秘戏图考》卷一那篇专论的拓展和扩充。他打算“采用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透视，力求使论述更接近一般社会学的方法”，意欲使两书能相互补充。《房内考》分为四编，自两周依次至明末，讨论古代中国人的性生活及有关事物。为使西方读者易于理解，还随处插叙一些王朝沿革、军政大事之类的背景知识。因面向大众公开出版，书中没有淫荡的春宫图和色情小说选段，若干事涉秽亵的引文还特意译为拉丁文。
高罗佩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的成就
高罗佩《秘戏图考》《房内考》之作虽难尽美，但开创之功实不可没，直至今日“两考”仍是西方性学及性学史著作家了解中国这方面情况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其中确有不少高明见解，最值得特别指出者有如下数端：
例如，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是实行一夫多妻家庭制度的，至少上层社会是如此，在此基础上他对房中术的社会功能给出了较为圆通的解释。中国古代房中术理论的基本原则是要求男子能“多交不泄”，即连续多次性交而不射精，这一原则垂两千年而不变，而这是由于多妻家庭中，男性家主必须让众多妻妾都得到适度的性满足，方能保证家庭和乐。
又如，高罗佩曾寓目中国春宫画册十余种，凡三百余幅，他对其中所描绘的性行为姿势做了统计表，得到的结论认为该表“是健康性习惯的良好记录”。尽管高罗佩对古代中国人性行为的了解主要限于春宫图，未能注意到在浩瀚的中国古籍中其实可以找到相当多的相关记载，但他的论证仍不失为合理——春宫图本有煽情之旨，晚明又值一部分士大夫放荡成风，画家自然尽力想象以作艺术夸张，所以从春宫图推论古代中国人性行为主流是健康的，这一结论总体而言不失为正确。
再如，高罗佩对于古代中国士大夫与妓女（通常是艺妓之类）的交往，所考察史料虽不甚多，却有较为正确的理解。他认在这种交往中，肉欲的满足“是第二位的”，许多士大夫与艺妓交往甚至是为了“逃避性爱”。他的理由是：能够交往高等妓女的士大夫，家中多半也妻妾成群，不仅不存在肉欲不得满足的问题，相反还必须维持“出于义务的性关系”，有时殆近苦役。此说考之史实，实近于理。古代中国社会中，受过最良好文学艺术教养的女性群体，通常既不在良家妇女，也不在深宫后妃（个别例外当然会有），故士大夫寻求能够诗酒唱和、性灵交通的异性，舍此殆无他途。在这种交往中，存在着某种类似“自由恋爱”的氛围，性交既不是必须的，尤其是不可强迫的。（参见施康强：《众看官不弃〈海上花〉》，《读书》1988年11期）
高罗佩在“两考”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成果，是指出了中国道教房中双修之术与密宗金刚乘、印度教性力派（二者常被统称为Tantrism）双修之术有相同之处。他在《秘戏图考》中已经注意到，孙思邈《千金要方》“房中补益”所述“与印度密教文献和一些似以梵文史料为基础的文献中所说明显相似”，在《房内考》中，他的观点发展为一篇专题附录“印度和中国的房中术”，其中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早在公元初就已存在的中国房中秘术曾传入印度，至公元7世纪在印度站住了脚，被吸收和采纳。关于双方的承传，高罗佩认为：“中国古代道教的房中秘术，曾刺激了金刚乘在印度的出现，而后来又在至少两个不同时期，以印度化形式回传中国。”这两次返传，一次是印度密教在唐代的传入，一次则以喇嘛教形式在元代传布于中土。不过，高罗佩推断印度房中双修秘术来自中国，这一点尚难定论，毕竟印度秘术的渊源也很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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