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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极权治下，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一个人类暴行记录者的悲鸣
2.安妮·阿普尔鲍姆导读 拉杜·爱奥尼德序言 约翰·班维尔书评
3.菲利普·罗斯、阿瑟·米勒、安德烈·科德雷斯库、克劳德·朗兹曼、彼得·盖伊、爱丽丝·卡普兰 推荐
4.与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维克托·克伦佩勒的日记——《我将见证》，并称见证纳粹残暴统治的三大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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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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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非凡的个人日记，日复一日的描述了 20世纪30 年代末期到40 年代初期作为“巨大的反犹太工厂”的罗马尼亚的状况，值得与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并列在同一书架上，并拥有同样庞大的读者群。所不同的是，塞巴斯蒂安并非孩童——他用其复杂的文学头脑思考，以惊恐的眼光观察，然后以流畅的语言、清晰辛辣的语调描绘了布加勒斯特城市文化精英中他的世俗非犹太人朋友的残酷、怯懦和愚蠢，他们自愿将自己转变为知识分子罪人，并与纳粹结盟，怀着狂热的信念参与到“无人能阻止的反犹太主义的歇斯底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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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1907—1945）
出生于多瑙河布勒伊拉港的一个中产犹太家庭。1945年，在一次车祸中去世。
塞巴斯蒂安兼有多种身份。他既是一位戏剧作家，又是一位小说家，也是一位翻译家，还担任过报社编辑，同时又是一名律师，还是中学和大学教师，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犹太人。他酷爱音乐，热爱滑雪运动。由于拥有如此多的身份和爱好，在这本日记中，多条主线并驾齐驱，交错发展，不仅描写了战争，而且记叙了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在战争的阴影之中，在种族歧视和迫害下，如何写作，如何授课，如何帮他人打官司，如何为了生活艰苦劳作，以及如何享受爱情，在音乐和大自然中自我解脱等点点滴滴。
其中所描写的人与事活灵活现，涉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他对自我和朋友的剖析淋漓尽致，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对自己生活的描绘，情感的吐露，个人私生活的揭露从不遮掩。
从时间上讲，日记跨越了十年，即从1935年到1944年。可以说，它不仅是一部二战的编年史，也是当时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和平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邹继东
生于1953年。四川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硕士、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学硕士。曾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汕头大学、外交学院、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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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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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Ⅰ
译者序 Ⅶ
序言 Ⅸ
1935年 1
1936年 39
1937年 127
1938年 177
1939年 247
1940年 329
1941年 375
1942年 569
1943年 655
1944年 723
附 录 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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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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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拉杜·爱奥尼德
“请原谅，我不相信你，”沃兰德说。“那不可能。手稿不会燃烧。”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
1945年5月29日，三十八岁的罗马尼亚外交部新闻官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在急匆匆地走过布加勒斯特市中心的一条街道时，被一辆卡车撞倒身亡。由于该事件的发生，塞巴斯蒂安没能到达达勒斯大厅。他原定在那里教授关于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的课程。
死者原名约瑟夫·赫克特，1907年出生于多瑙河畔的布勒伊拉。在他去世时，他作为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以及几部成功戏剧的作者在布加勒斯特文坛和政界享有盛誉。他的突然去世使他的母亲和兄弟陷入了震惊，而布加勒斯特上流社会的成员则难以置信地摇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个前女友不时对他追思怀念，时不时有文学评论家提及他的名字，剧院的导演偶尔会上演一部他的戏剧。
最终，人们提到塞巴斯蒂安的名字主要是联想到他的戏剧，而较少地联想到他的小说。然而，塞巴斯蒂安遗产的一个鲜为人知的贡献是他在1935年至1944年期间写的日记，这些日记在他去世时仍然属于他的私人财产。1961年，塞巴斯蒂安的弟弟贝努从罗马尼亚移民到了以色列。他通过以色列大使馆的外交邮袋将日记运出该国。贝努的谨慎是应该的。在此之前（和之后），有不少手稿被罗马尼亚国家安全局秘密警察没收，即使不是永远消失，也会消失多年。
塞巴斯蒂安非凡的日记于1996年首次以罗马尼亚语全文出版，随后于1998年出版了法文版。这本日记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它的出版引发了一场关于罗马尼亚反犹太主义总体性质的爆炸性辩论，尤其是关于罗马尼亚在犹太大屠杀中的作用的辩论。文学评论家瓦西里·波波维奇在阅读日记后写道：“……你不可能再保持原样。犹太人的问题成为你的问题。巨大的耻辱感笼罩着整个民族文化和历史，它的阴影也笼罩着你。”
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跨越了罗马尼亚连续三个反犹太主义独裁政权崛起的时期，每一个都比其前任对该国七十五万九千名犹太人造成更具毁灭性的伤害。这三个前后更迭的政权始于卡罗尔二世国王的统治（1938年2月至1940年9月），接着是扬·安东尼斯库与法西斯铁卫军结盟的统治（1940年9月至1941年1月），最后是扬·安东尼斯库在暴力镇压他以前的铁卫军盟友后担任首脑，开始了独自统治（1941—1944年）。
塞巴斯蒂安的日记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第一个关于战后欧洲社会纳粹化的文学记录。维克多·克伦佩勒的日记以《我将见证：纳粹时代的日记，1933—1945年》为题出版。该日记也记述了他仅仅因为生为犹太人就被当地社会以残酷无情的方式排斥的记事。与塞巴斯蒂安一样，克伦佩勒记录并注意到，由于纳粹主义的结果，允许他身体和智力的自由系统性地缩减。但是，尽管克伦佩勒在纳粹帝国的心脏地区柏林作为犹太人写作，但他受到了妻子“雅利安”身份和他自己宗教皈依的保护，而塞巴斯蒂安在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这与德国纳粹主义的特点不同）下写作，没有受到免于对犹太人攻击的保护，也没有“雅利安”亲戚的身份庇护，并拒绝宗教皈依。值得注意的是，这似乎是塞巴斯蒂安的原则问题。尽管他觉得自己与犹太教没有多少宗教联系，但他对那些认为洗礼是避免被驱逐出境的唯一可能解决方案的犹太同胞的反应嗤之以鼻：“改信天主教吧！尽快皈依吧！教皇会保护你！他是唯一还能救你的人。……即使这样做不那么荒唐，即使这样做不那么愚蠢和毫无意义，我仍然不需要争辩。在一个有阳光和阴影的岛屿上的某个地方，在和平、安全和幸福之中，我最终会对我是不是犹太人并不在乎。但此时此地，我不能成为任何其他人。我认为我也不想这样做。”在1941年9月反犹太人迫害的高峰期，塞巴斯蒂安去了犹太教堂，因为他想和他的犹太同胞在一起：“犹太新年。我在寺庙度过了一个上午。我听到沙夫兰（罗马尼亚首席拉比）的讲话，但听到时他快结束了。愚蠢，自命不凡，非常随意，新闻式的，肤浅和不认真。但是人们在哭——而我自己眼里也含着泪水。”
克伦佩勒和塞巴斯蒂安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因此他们在日记中的观点也是如此），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环境不同以及他们所忍受的法西斯运动的本质不同。如果说克伦佩勒幸存下来是因为纳粹对“犹太人”定义的法律上的技术细节，那么塞巴斯蒂安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罗马尼亚法西斯政权特别投机取巧的性质。如同几乎占国内人口一半数量的罗马尼亚犹太人，塞巴斯蒂安一直活到1944年，只是因为罗马尼亚当局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他们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上的策略，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立场。当安东尼斯库元帅和其他当时有影响力的人意识到与纳粹德国结盟的罗马尼亚可能不会在战争中获胜时，他和他的爪牙停止驱逐和杀害罗马尼亚犹太人。因此，曾在1941年至1942年间成为灭绝目标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突然之间成了讨价还价的筹码。罗马尼亚当局希望借此收买同盟国的善意并缓和战败的战后影响。塞巴斯蒂安的日记，除了它的许多其他属性之外，还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编年史，记录了罗马尼亚犹太人集体命运命悬一线的岁月。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塞巴斯蒂安生活和死亡的布加勒斯特被亲切地称为“小巴黎”。充满魅力和个性的布加勒斯特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1899年，该市引进了电气照明。那是在法国建筑师阿尔伯特·加勒隆建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罗马雅典娜神庙音乐厅一年之后。美丽的林荫大道，如胜利之路，两旁林立着私人宫殿和豪华酒店，其中包括著名的雅典娜宫。在同一条街上，ITT拥有的一座纽约风格的摩天大楼正对着颇受欢迎的卡普萨餐厅。有轨电车提供了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优雅的汽车载着车主去参加商务会议或休闲约会。布加勒斯特也是一座国际化的城市。上流社会穿着西方的时装，穿梭于巴黎和维也纳。没落的贵族和崛起的资产阶级相互争夺财富和声望，他们财富和地位的象征一览无余。现代别墅散布在城市的北部，靠近美丽的赫拉斯特劳公园。布加勒斯特还有许多其他美妙的绿地，其中包括模仿纽约中央公园的奇斯米久公园和由法国建筑师爱德华·雷东设计的自由公园。布加勒斯特的冬天非常寒冷，夏天又格外炎热，但是临近的喀尔巴阡山脉和黑海的度假胜地乘坐火车或汽车只需几个小时即可抵达。与其他任何首都城市一样，布加勒斯特拥有自己的博物馆、美术馆、大学、报馆、公立和私立学校，当然还有知识分子。
然而，作为一个对比鲜明的城市，布加勒斯特的上流社会在街上与他们没有那么幸运的中产阶级邻居、来自奥尔特尼亚的运送牛奶和奶酪的赤脚农民，以及销售新鲜蔬菜的保加利亚园丁混合在一起。与布满优雅别墅和酒店的市区不同，布加勒斯特的郊区有丑陋的工业企业和社区，中下阶层和穷人住在廉价的房子里，这些房子通常位于未铺砌的街道之旁。到处出现的东方市场和某种交易方式提醒着外国游客，“小巴黎”实际上更接近于东地中海地区的黎凡特，而这一点是许多罗马尼亚人不太愿意承认的。
在塞巴斯蒂安的日记中，这个色彩缤纷但现已消失的世界的形象一览无遗。它不仅是一部大屠杀回忆录，而且是一部关于时过境迁的生活日记——他在布加勒斯特的日常生活、他的爱情、他的假期，以及他喜爱的音乐表演，尤其是交响乐。塞巴斯蒂安非常热爱音乐，尤其是贝多芬和巴赫的作品，以至于有时音乐对他来说无疑比他坦承的活跃浪漫生活更为重要。他开始写日记时年仅二十八岁。在那时，由于他的书《两千年之久》的出版以及他的导师纳埃·约内斯库为该书写的恶毒的反犹太主义序言，他就已经出名了。塞巴斯蒂安是一位被同化的罗马尼亚犹太知识分子。他努力认真地写作并为自己的生活寻找存在感。他对自己与母亲和两个兄弟的关系的描述是亲密的，很有人情味的，就像他对自己激烈但并不总是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描述一样。作为一个嗜书如命的读者，他特别喜欢普鲁斯特、纪德、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
除了个人方面的内容，塞巴斯蒂安的日记还记录了1935年至1944年间罗马尼亚首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塞巴斯蒂安社交圈很广，包括富有且著名的自由派贵族、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和丑恶的机会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犹太人以及演员、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他在布加勒斯特以及不远的布切吉山脉中创作小说和戏剧。他在黑海度假，有时出国旅行，尤其是去法国。
塞巴斯蒂安有着很奇怪的命运。他属于一群与《库凡突尔日报》关系密切的有天赋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这一伙人最初都是不墨守成规且相对自由的青年。当《库凡突尔日报》转变为铁卫军的官方报纸时，塞巴斯蒂安的许多朋友与他们共同的导师纳埃·约内斯库一起转向了罗马尼亚法西斯主义。塞巴斯蒂安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这一群人，包括他的朋友和同事。起初他们似乎是善良的，但当日记最终捕捉到了罗马尼亚的民主时，许多以前的朋友却纷纷倒向了法西斯主义。正如塞巴斯蒂安在战争初期指出的那样，他的生活圈变得越来越狭窄。他的许多“朋友”抛弃了他，不断升级的反犹太立法使他沦为了“贱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在政治上比保加利亚、匈牙利或波兰稍微民主一些。与法西斯专政和紧随其后的极权主义专政相比，当时的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主典范。尽管如此，两次大战之间的政策通常是由君主的意志决定的。当国王对他的首相越来越不满意时，王室就从反对派中提名了一位继任者。这位更具可塑性的被提名人，如今对国王负责，被赋予组织选举的任务。这一选举的安排毫不奇怪地几乎总导致被提名人所在的政党轻松地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罗马尼亚是一个羽翼未丰的民主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被欧洲日益抬头的极权主义诱惑的风险。
反犹太主义一直是现代罗马尼亚的主要特征，它进一步影响了这个摇摇欲坠的民主制度。整个19世纪，罗马尼亚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都强烈地反犹。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重大宪法和政治变革（即采用现代宪法和名义上的选举权）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特征。尽管西方列强施加了数十年的压力，罗马尼亚在1923年之前一直拒绝给予犹太人法律上的平等权，而在1923年之后也只是勉强地承认。1929年以后，在经济危机频发的背景下，反犹太主义活动不仅仅是激进组织的政策，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变得越来越具有群众性了。主流政党和法西斯政党都利用了反犹太主义的情绪。知识分子也投入了辩论。那些倾向于法西斯铁卫军的人自然而然地处于针对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反犹太运动的最前沿。除了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之外，他们还主张用具有明显罗马尼亚特色的类纳粹政权来取代民主。在罗马尼亚整个现代进程中发生的所有变化里，反犹太主义始终如一是主导因素，并且至今仍在知识界普遍存在。
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试图改善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而是选择将其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将自己与极权主义的个性和制度联系起来。政治学家乔治·沃伊库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罗马尼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西方政治模式的放弃情况：“随后的独裁统治（皇家、铁卫军、军人）并没有受到（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因为社会的基础已经准备就绪：在某种程度上，即使与这些解决方案不能同步，也会在政治文化上采取对这些解决方案的宽容态度。”塞巴斯蒂安亲眼目睹并记录的正是对这种模式的放弃和罗马尼亚社会的“纳粹化”。他把这些记录在这本日记中，构成了日记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铁卫军知识分子一代的精神大师是纳埃·约内斯库（与剧作家尤金·约内斯库无关）。作为“灰色领袖”和铁卫军的主要思想家之一，纳埃·约内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哲学，后来因其亲纳粹活动而获得德国法本公司的报酬。他被同时代的人描述为反复无常、肆无忌惮、投机取巧和愤世嫉俗。2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还不是铁卫军思想家的纳埃·约内斯库“发现”并出版了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的作品。塞巴斯蒂安从未忘记这种支持，并为此反复寻找理由为他早期的导师辩解和解释。
塞巴斯蒂安的基本选择之一就是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而不是犹太人。对于一个精神和智力成果属于罗马尼亚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决定。但他很快就惊讶和痛苦地发现这是一种幻觉：他的知识恩人和他的朋友最终都拒绝了他，只因为他是犹太人。
第一次巨大的失望就是来自于纳埃·约内斯库。1934年，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邀请纳埃·约内斯库为他的书《两千年之久》写序，纳埃·约内斯库就写了一篇野蛮的反犹太主义文章。他向塞巴斯蒂安和他的读者解释说，犹太人不能属于任何民族社区。正如他所说的，“……属于某个特定社区不是个人的选择。……有人可以为社区服务，可以以杰出的方式为社区服务，甚至可以为这个集体献出生命，但这并没有使他向它靠近。由于两名犹太人，哈伯和拉特瑙的活动，德国发动了战争。然而，哈伯和拉特瑙并没有因此成为德国人。他们在外面，在德国精神社区的墙外为德国服务。这不公平吗？这个问题毫无意义：这是事实。”纳埃·约内斯库警告塞巴斯蒂安甚至不要认为自己是罗马尼亚人：“这是同化主义的幻觉，这是许多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罗马尼亚人的犹太人的幻觉。……要记住，你是犹太人！……你是在多瑙河畔布勒伊拉出生的约瑟夫·赫克特吗？不对，你是在多瑙河畔布勒伊拉出生的犹太人。”尽管如此，塞巴斯蒂安还是选择出版了约内斯库的反犹序言，但他在后来的一本书中以愤怒和悲伤进行了回应。
塞巴斯蒂安认为纳埃·约内斯库是个机会主义者，甚至谈到他的铁卫军信仰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这位犹太作家仍然对这位法西斯哲学家怀有复杂的感情——“喜爱、恼怒、怀疑、厌恶”。1938年5月，纳埃·约内斯库恰恰因为他作为铁卫军领导人的活动而被捕关押在集中营，塞巴斯蒂安对此感到痛苦和担忧。他继续试图将约内斯库的政治行动解释为“误判”，“一半是闹剧，一半是野心”。1940年3月，纳埃·约内斯库去世时，塞巴斯蒂安无法控制地抽泣起来，将他的死视为失败和不公正。
纳埃·约内斯库和他的追随者希望铁卫军的意识形态及其与反资本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奇怪混合体能够解决罗马尼亚的问题。正如政治学家玛尔塔·彼得鲁所说，纳埃·约内斯库“……安排并影响了部分青年知识分子朝向基督教-东正教铁卫军的意识形态。可以肯定的是，纳埃·约内斯库的影响力……对年轻的亲铁卫军的知识分子中最有教养的部分产生了影响。……在年轻的铁卫军知识分子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学说的所有成分：对民主国家和自由主义的攻击、强烈的民族主义主张、对西方世界的拒绝、铁卫军独裁的思想、（遵循正在进行的法西斯革命的模式）正在进行的民族革命，抬高东正教的地位，等等。铁卫军学说的想法越晦涩越神秘，它在支持铁卫军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就越能成功。”塞巴斯蒂安的日记如同一种X射线，清晰透视了独裁统治期间这些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这种野蛮化。到了1937年，塞巴斯蒂安不再对已成为铁卫军成员的朋友抱有幻想。尽管如此，他仍继续与他们交往，并在日记中承认，这种情况变得多么痛苦。
反犹太主义是这些年轻知识分子作品中的一个普遍主题。他们将罗马尼亚社会中他们认为错误的一切（自由主义、贫困、梅毒、酗酒、共产主义、卖淫、拉皮条、堕胎、同性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归咎于犹太人。在罗马尼亚第一个反犹太政府出现之前，塞巴斯蒂安目睹了不仅在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反犹太主义的高涨。1936年6月，他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现象，并提倡犹太人以自卫作为回应。1937年底，反犹太主义的戈加-库扎政府成立时，塞巴斯蒂安立即看到了这个国家将被带向何方，并指出媒体报道的官方讲话首次使用了“犹太鬼”和“犹大的统治”等术语。他正确地预见了当局将对犹太人的公民身份进行审查，并正确地预测到，他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丢掉工作。
塞巴斯蒂安最亲密的朋友之一米尔恰·伊利亚德在铁卫军的影响下变得狂热地反犹。伊利亚德是一战和二战之间罗马尼亚著名的记者和小说家，二战后他在芝加哥大学作为宗教历史学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与他那一代人的其他著名代表不同，伊利亚德从未承认自己作为铁卫军思想家的过去，也从未对他参与这个法西斯组织表示遗憾。
在罗马尼亚报刊上，伊利亚德发表了尖锐的反犹太主义的攻击性文章。“有没有可能，”他问道，“罗马尼亚民族会以历史上最悲惨的解体而告终，被贫穷和梅毒吞噬，被犹太人入侵，被外国人撕裂，士气低落，被出卖并以几百万列伊的价格把这个国家卖掉？”1937年12月的这次发泄完全反映了他的思想。大约在两个月之前，伊利亚德投入了一场漫长的仇外劝告运动，责备当局对犹太人的宽容。他写道：“当我们看到特兰西瓦尼亚城镇的犹太人势力加强时，我们没有动一根手指。……自战争以来，犹太人入侵了马拉穆列斯和布科维纳的村庄，并在所有比萨拉比安的城市中获得了绝对多数。……我很清楚，犹太人会大喊我是个反犹分子，而民主党人会大喊我是流氓或法西斯分子。……当我听到犹太人高喊‘反犹太主义’‘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时，我一点也不会生气。”
米尔恰·伊利亚德呼吁对他的运动对手使用典型的铁卫军式暴力。1936年，他在与塞巴斯蒂安的谈话中唾沫星四溅地叫喊，主张处决亲西方的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尼古拉·蒂图列斯库：“他应该……让子弹打得百孔千疮。绑着舌头把他吊死。”
如果说在1936年塞巴斯蒂安还在试图“尽一切可能”与伊利亚德保持朋友关系，那么到1937年3月，他似乎承认这种友谊变得不可能了：“我们有好几天没有见面——而当我们见面时，我们不再有任何话可说。”同年，塞巴斯蒂安形容自己对伊利亚德参加铁卫军竞选活动感到“震惊”。与此同时，在1938年8月伊利亚德因参与铁卫军活动被捕时，塞巴斯蒂安感到担忧，并将伊利亚德的行为解释为“孩子般的胡说八道”。身居高位的朋友很快任命伊利亚德到国外任职，他在那里不再受到任何伤害。
当伊利亚德被任命为外交官时（先是在伦敦，然后是里斯本），塞巴斯蒂安很痛苦地描述了他的这个朋友。在他看来，这个朋友背叛了他，而且在战争期间从未来拜访过他。“……成功，即使在道德上是卑鄙的，仍然是成功。”塞巴斯蒂安写道。伊利亚德的机会主义也许最好地体现在他曾在三个相互冲突的政府中任职，一个接着一个，从国王卡罗尔二世的独裁统治开始——国王后来处决了科内柳·泽列亚·科德里亚努（铁卫军的领袖，伊利亚德的偶像），也最终把伊利亚德关进劳改营——伊利亚德还为安东尼斯库将军的政府服务，无论是否有与铁卫军合作。
在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中，铁卫军的另一位坚定支持者是E.M.乔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和哲学家。在战后流亡巴黎期间，他公开后悔自己“与魔鬼签订的契约”。早些时候，在法西斯主义抬头的时刻，他写道：“即使在德国，也很少有人比我更钦佩希特勒。”尽管如此，塞巴斯蒂安还是在1941年1月称他为“有趣的人，……非常聪明，没有偏见，……把愤世嫉俗和懒惰以一种十分有趣的方式把两者结合在一起。”
迪努·（康斯坦丁）·诺伊卡是一位思想家。他于1938年12月加入了铁卫军。他在战后创立了齐奥塞斯库政权所容忍的非共产主义思想流派。他也是塞巴斯蒂安的朋友。1940年秋天，他发现自己和他的铁卫军成员一起掌握了权力。诺伊卡随后告诫罗马尼亚在为时已晚之前去发现反犹太主义。他传播了一个他声称他永远不会否认的凶残政权的极端民族主义仇恨学说。
和塞巴斯蒂安的其他朋友一样，戏剧导演哈伊格·阿克德里安成为了铁卫军的积极成员，并参加了1941年1月的反安东尼斯库叛乱。这场叛乱在反犹太主义方面可以称得上是罗马尼亚的“水晶之夜”。1936年，塞巴斯蒂安就阿克德里安对铁卫军领袖科内柳·科德里亚努的崇拜感到惊讶。他提醒自己“在1932年，哈伊格还是一名共产党员”。随着塞巴斯蒂安日记的展开，读者感觉到，塞巴斯蒂安总是希望发生在他朋友身上的一切只不过是一次意外，他们还会再次成为“正常”人。但这种希望正在破灭。
如果伊利亚德、乔兰、诺伊卡和阿克德里安还有点最低限度的体面，会避免在塞巴斯蒂安面前公开展示他们的反犹太主义，那么阿克德里安的妻子玛丽埃塔·萨多娃就不是这样了。她在1936年被塞巴斯蒂安描述为未来的泽列亚·科德里亚努控制的国度里的“莱妮·里芬斯塔尔”，“会因为反犹太主义而窒息”。她当着塞巴斯蒂安的面大声喊道，“要怪就得怪罪于犹太鬼，……他们从我们口中夺走面包；他们剥削和扼杀我们。他们应该滚出这里。这里是我们的国家，不是他们的。是罗马尼亚人的罗马尼亚！”
塞巴斯蒂安对朋友们的法西斯狂热感到愤怒和困惑，但他坚持努力为他们的“野蛮错误”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1937年，他仍然相信“他们阵营中的盲目多于骗局，诚意多于欺诈”。1939年，国王卡罗尔二世在其总理阿尔曼德·克林内斯库遇刺后对铁卫军进行了暴力镇压，处决了数百名铁卫军成员作为报复，塞巴斯蒂安对这种镇压感到痛苦，并继续为他以前的朋友感到难过。
著名剧作家尤金·约内斯库是塞巴斯蒂安亲密而坚定的朋友，1945年，他这样描写铁卫军一代：“我们道德败坏，生活悲惨。……就我而言，我不能责备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但是其他人可以为此受到指责。米哈伊尔·塞巴斯蒂安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真实的人性。乔兰在这里流亡。他承认自己年轻时错了。我很难原谅他。米尔恰·伊利亚德这几天来了。在他眼里，自从‘共产主义赢了’之后，一切都失去了。他真的感到很内疚。他和乔兰、武尔卡内斯库，还有那个低能的诺伊卡和许多其他人，都是可恶的死去的纳埃·约内斯库的受害者。……就是因为他，所有人都成了法西斯主义者。……他创造了一个愚蠢而可怕的反动的罗马尼亚。”
塞巴斯蒂安的密友、著名小说家卡米尔·彼得雷斯库并不是铁卫军成员，但他或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反映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纳粹化和机会主义。塞巴斯蒂安喜欢彼得雷斯库，称他为“罗马尼亚最优秀的人才之一”，“罗马尼亚最敏感的生物之一”。和玛丽埃塔·萨多娃一样，彼得雷斯库也并不向塞巴斯蒂安隐瞒他的反犹主义。然而，与萨多娃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充满仇恨。他是一个带着微笑而且很随意的反犹分子。彼得雷斯库告诉塞巴斯蒂安，由于犹太人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彼得雷斯库称之为“犹太帝国主义”），它们才是反犹太主义的真正根源。后来，在战争期间，彼得雷斯库接受了安东尼斯库政权反犹太宣传的陈词滥调，认为犹太人应对罗马尼亚的军事失败负责，因此将自己的悲惨命运归咎于他们。根据彼得雷斯库的说法，犹太人，尤其是美国人，也应对战争的持续进行感到内疚，因为他们使得妥协变得不可能。
当然，并非塞巴斯蒂安的所有朋友都是敏感的或不敏感的反犹分子。安东涅·比贝斯库在塞巴斯蒂安服兵役期间帮助了他，并拒绝让任何人在塞巴斯蒂安在场的情况下说出反犹太主义的暗示。1941年夏天，罗马尼亚正在实施大规模的反犹太主义措施时，塞巴斯蒂安的另一位朋友马德伦·安德罗内斯库告诉他，她对强加给犹太人的屈辱感到多么羞愧。塞巴斯蒂安的另一个好朋友是外交官和政治家康斯坦丁·维绍亚努（二战后罗马尼亚移民美国的领导人之一）。塞巴斯蒂安并不认为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在街上目睹了一群犹太人后说了一些与塞巴斯蒂安相似的话：“每当我看到一个犹太人时，我都有一种冲动，想上前和他打招呼，并说：‘请相信我，先生，我与这一切毫无关系。’”1941年，塞巴斯蒂安的赞助人亚历山德鲁·罗塞蒂在犹太人从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高峰期，建议塞巴斯蒂安，几乎命令他离开罗马尼亚，途经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前往巴勒斯坦。另一位好朋友齐图·德韦基警告他，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对犹太人的屠杀规模很大。1942年1月，在罗塞蒂的家中，塞巴斯蒂安听到另一位著名的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安德烈·奥采泰亚“激动、震惊和偶尔愤怒”地谈论雅西大屠杀。在这场屠杀中，一万二千名犹太人被杀害，奥采泰亚称其为“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一天”。
塞巴斯蒂安非常准确地描述了罗马尼亚大屠杀在他周围展开的情景。在布加勒斯特，他遭受了严重的歧视，但从未被驱逐到集中营。与大量被驱逐和屠杀的比萨拉比亚、布科维纳和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犹太人不同，当局对塞巴斯蒂安的折磨表现为强迫劳动、没收财产、限制他的工作和谋生能力、巨额罚款和极少的食物配给。尽管如此，由于没被隔离，塞巴斯蒂安仍然能够目睹来自罗马尼亚周边的不幸的犹太同胞受到的迫害，并看到罗马尼亚社会对大屠杀的反应。
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1941年夏秋期间犹太人从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被驱逐到德涅斯特河沿岸的情况（后来被档案文件证实）。在驱逐高峰期，塞巴斯蒂安非常清楚犹太人是如何被送过德涅斯特河的：“比萨拉比亚和布科维纳的道路上到处都是被赶出家园前往乌克兰的犹太人的尸体。老人、病人、儿童、妇女——全都毫无区别地被赶到马路上，向莫吉廖夫驱赶。……自6月以来，被谋杀的犹太人人数已经超过十万。”日记同样详细地描述了古拉胡莫鲁卢伊和多罗霍伊的犹太人如何在短短几个小时内被驱逐出境的。
塞巴斯蒂安在“一片茫然”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事件，“无感情，无表达，无语”。像摄影师一样，他记录了“已经成为犹太人的一种问候的”“紧张的动感”“苍白的面孔”和“无声的绝望”，以及“一小群面色苍白、饥饿、衣衫褴褛、提着可怜的包裹或麻袋的犹太人”。塞巴斯蒂安通过他在高层的罗马尼亚朋友了解情况，甚至知道美国当局如何看待罗马尼亚在反苏战争中的作用和罗马尼亚在大屠杀中的责任。
塞巴斯蒂安很快抓住了安东尼斯库政权国家反犹太主义的本质。1941年8月，他观察到，“每个人都是巨大的反犹太主义工厂中的一个齿轮。”同年的10月，他写道：“有组织的反犹太主义正在经历一个最黑暗的阶段。为了达到目的，一切都算得太精明了，背后操纵得太明显了，不可能没有政治意义。”早些时候，他曾描述了这些“有组织的”罗马尼亚反犹太主义法案执行时的混乱情况。
1944年8月23日，安东尼斯库的政权被迈克尔国王和几个政党的联盟推翻。塞巴斯蒂安这时感到如释重负。他知道自己不再有生命危险。但是，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当他看到解放他们的红军时感到喜悦，也在看到同一支军队进行掠夺时感到不知所措。解放一个星期后，塞巴斯蒂安写下了他的欣喜，也写下了他对强奸、抢劫和掠夺的解放者的“困惑、恐惧和怀疑”。与此同时，他已经对反轴心国联盟的“新盟友”（罗马尼亚）的机会主义感到厌恶。“最终，”他写道，“俄罗斯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当地人很恶心，犹太人和罗马尼亚人都一样”。此外，塞巴斯蒂安拒绝为《罗马尼亚自由报》及其“因顺从而恐慌的编辑委员会”工作。
1996年，由莱昂·沃洛维奇出色编辑的塞巴斯蒂安日记的罗马尼亚语版出版后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这再次表明反犹太主义仍然是罗马尼亚文化的基本要素，而这一文化被乔治·沃伊库称为“偶像和禁忌的文化”。这些偶像本质上是与塞巴斯蒂安交往过的极右翼知识分子。这些“禁忌”禁止对这些偶像进行任何严肃的批判性检查。罗马尼亚著名的知识分子佩特鲁·克雷蒂亚在1997年去世前几天写道：“我看到了塞巴斯蒂安日记引起愤怒的无可辩驳的证据，看到了崇高的民族价值观被一个公正的（常常是天使般的）证人那种平静、悲伤、宽恕的启示所玷污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对罗马尼亚作为一个永远的受害者而非加害人的国家的自我形象和自我定义的任何挑战进行认真的讨论。
许多罗马尼亚知识分子保持着一种主流文化的反犹太主义。这种反犹太主义可能较为微妙，但同样危险。自大屠杀以来，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些人变得更加难以坦承自己既亲西方又反犹太主义的立场。他们往往依赖于西方提供的认可和资助。尽管如此，他们的反犹思想仍然很明显。因此，尽管罗马尼亚主流反犹知识分子并不否认大屠杀，但他们也几乎不承认大屠杀——只在将其与极权主义罪行进行比较时才会承认。许多人口口声声说大屠杀给犹太人造成了苦难，却立即指控这些犹太人受害者将极权主义带到东欧并成为新的加害人。一些人还声称，一个强大的犹太游说团体对受难进行了垄断，因此剥夺了古拉格集中营受害者获得纪念碑和纪念活动的权利。在1998年3月尼古拉·马诺莱斯库的一篇文章中，他暗示犹太人试图垄断“揭露危害人类罪”的过程。他还说，“支持我怀疑的间接证据是在法国对加劳迪的审判。加劳迪并没有说没有大屠杀，只是说围绕它组织了一个可怕的游说团体。失去对这个特定问题的垄断似乎让一些人感到紧张”。他写道，“堵上数百万极权主义受害者的嘴，担心没有足够的人留下来哀悼纳粹主义的受害者，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道德的”。
德涅斯特河沿岸的幸存者、小说家诺曼·马内亚于1998年4月在《新共和》发表的文章《不相容性》引发了关于塞巴斯蒂安日记的辩论。分析这场辩论的政治学家迈克尔·沙菲尔在罗马尼亚引发了尖刻的攻击。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持不同政见者杜米特鲁·采佩纳格观察到，此类攻击的发起者要为罗马尼亚继续背负“臭名昭著的反犹太国家罪名”的可能性负责。乔治·沃伊库指出，许多罗马尼亚知识分子拒绝承认“罗马尼亚文化中的反犹太主义实际上是罗马尼亚文化的问题，而不是‘犹太人问题’；拒绝承认这一点绝对不是次要问题，而是最基本的问题。那些负责研究它、评估它、解决它的人主要是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只要罗马尼亚知识分子将这个问题视为一个次要的、无关紧要的、令人尴尬的、具有娱乐价值的话题，或者更令人不安的是，将其视为一个反民族或虚假的问题，一旦解决就相当于一种亵渎，只要罗马尼亚文化仍然处于一个想把它拉回到一个过时的时代的偶像崇拜情结的压力之下，罗马尼亚仍将被贬低为边缘的、异国的地位，只能在最低程度上渗透欧洲和普世文化的价值观”。正如塞巴斯蒂安本人在1944年8月，即安东尼斯库政权被推翻一个星期后和他去世前几个月在日记中所说的那样，“当责任的问题被严肃提出的时候，罗马尼亚将会恢复理智，否则会太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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