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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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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来往信札》共收信三百三十一通，涉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顾颉刚、陈垣、杨树达等七十余位文化名人、各界名流，内容包括生平经历、教育活动、学术 研究、档案文献整理、诗词创作等。所有往来人物均有简介，部分关系密切者还介绍与沈氏的交游情况。书稿对大多数信札作了注释，便于读者理解。所有信札均注明出处，便于研究 者核实引用。书稿为研究沈兼士生平经历、学术研究、档案文献整理等提供了宝贵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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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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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 1887-1947 ），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攻读语言文字学。与胡适、陈垣、钱玄同等交往颇深。历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 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等，是清末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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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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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钱玄同（10通附1通）
沈尹默（3通）
刘半农（5通）
顾颉刚（26通附1通）
蔡元培（12通）
顾孟余（1通）
胡适（14通）
陈聘臣（1通）
陈垣（29通）
陈独秀（1通附2通）
王国维（7通）
马衡（7通附1通）
黎元洪（1通）
余棨昌（1通）
刘承干（1通）
张载阳（1通）
张宗祥（2通）
何炳松（1通）
杨鸿烈（1通附1通）
周子美（1通）
罗庸（1通）
顾维钧、王正廷（1通）
伊凤阁（1通）
章太炎（3通）
孙伏园（1通）
陈万里（5通）
吴承仕（4通）
程树德（2通）
容庚（1通）
易培基（6通附2通）
鲁迅（1通）
斯文赫定（1通）
徐炳昶（1通）
程演生（1通）
柳诒徵（4通）
黄文弼（2通）
魏建功（5通）
傅增湘（1通）
朱家骅（43通）
江瀚（2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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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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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兼士来往信札》（以下简称《信札》）收录沈兼士与亲友及相关组织机构来往信札三百三十一通，包括去信一百八十通，来信一百三十三通，附录十八通。经编者考订和注释，以人物为经，时间为纬，编纂排列而成。
沈兼士（1887—1947），原籍浙江归安（今属湖州市），生于陕西汉阴。早年留学日本，师从章太炎攻读语言文字学。归国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北平辅仁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在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一方面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培养了魏建功、顾颉刚、容庚、周祖谟、丁山、陆宗达、丁声树等数以千计的优秀学子；一方面潜心学术研究，创立了汉语“文字画”“初期意符字”等学说，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在训诂、文字、音韵等领域均有独特的贡献。他还是近代档案整理的开拓者。前期组织北大师生整理清代内阁档案，使之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后期主持系统整理故宫所存明清档案，制订规章和方法，为后世树立了典范。
名贤信札以其独有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和利用。沈兼士来往信札不仅是沈氏研究的重要学术延伸，也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缩影，其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尤为突出。爰举数例，借以佐证。
1932年，沈兼士撰成《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后，曾寄送部分国内专家学者征求意见。《信札》收录著名语言学家、历史学家陈寅恪的回函一通，时间是1934年3月6日。在信中，陈寅恪首先十分赞同作者对右文说理论及其应用的阐释，称“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同时提出自己的意见，认为“读大著所列举诸方法外，必须再详考与中国语同系诸语言，如西藏、缅甸语之类，则其推测之途径及证据，更为完备”。又举德国学者西门根据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古汉语字典》考察西藏语有所发明为例，说明此类探索目前尚不易实行。此信篇幅不长，信息量却比较大，既反映陈寅恪在学术问题上的严谨和坦诚，也从侧面说明沈文对训诂理论和词源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如此中肯的意见在公开的评论文字中难得一见，从中可以分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语言学界以科学实证的方法为贵的时风，这是近现代学术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1924年初，章太炎因撰写《清建国别记》，急需参阅清代档案资料，命弟子吴承仕（检斋）代为查找。吴写信向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钱玄同求助，钱玄同又转求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因为是老师交待的事，沈兼士自然尽力办理，并于6月25日以研究所国学门的名义回复钱玄同：惠书及吴君检斋函均收到。吴君函称章太炎先生因撰《清建国别记》，欲在敝处移录清代内阁档案以资考证。敝处自前年赴历史博物馆搬运档案到校，当即积极着手分类编目，其用意原在供校内外著述者之参考。今太炎先生既托吴君函商选抄档案，谨照吴君所询答复如下：
（一） 敝处所存档案约十万件左右，除清代题本、报销、贺表外，实录、起居注等重要文件，档案保存室已编有目录，载在研究所国学门临时特刊中（按临时特刊已由档案会赠送吴君）。明季兵科题行稿，档案整理室亦编有详细目录，逐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
（二） 档案保存室目录完全载于临时特刊中，勿须另行钞录；明季兵科题行稿细目，卷帙繁多，实难抄录，最好请吴君往本校日刊课定购十一年九月至十三年六月底之《日刊》，则细目全在其中。如日刊课有残缺之页，不能检齐，可以函商敝处补钞。
（三） 实录、起居注等重要文件，按照特刊中目录选钞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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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浙江吴兴人，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学家、启蒙思想家。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师从章太炎攻读语言文字学。1910年回国，在嘉兴、湖州等地任中学国文教员。1912年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视学。1913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国文教员。1916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门教授，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音韵学、国音沿革等课程，倡导白话文，主张言文一致。1918年1月，《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担任该杂志轮值编辑。1928年任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兼课，讲授音韵学、《说文》研究、经学史略等课程。抗战爆发后，因病居北平。
沈兼士与钱玄同留学日本时曾随章太炎学习语言文字学，为同门师兄弟。辛亥革命前后，他们先后回国，在杭州、嘉兴等地教书和任职，交往密切。民国成立以后，两人先后到北京任教，友谊日深。
去信（约1918年）
玄同吾友：
文学改良，已习闻兄及胡、陈二君之论矣。弟现于新文学之基础建设上，稍稍有所主张，其说如下：
应用之文，必须用俗语；文学之文亦可用俗语，固为吾人之所公认；惟其为文之性质不同，故其用字之范围广狭，亦宜因之而有区别。
应用之文，说理叙事，期于易知易能，故用字宜采狭义的标准字。今拟标准字典之编法大纲如左：
（一） 采方言中之流行较广者，每一义只载一字；其余“转注”之字，一切不录。
（二） 字形须合于六书之义。凡方言有本字而俗不知者，考出之，例如负举为“竭”，揉屈为“”；有本字而俗借他字为之者，考正之，例如“一”作“一会”，“瘼病”作“毛病”；有本字而别造俗字者，附俗字于本字之下，例如“”作“抛”，“迦”作“卡”。皆须注明古今音变。
（三） 不合六书之俗字，其本字不可考见而必需用者，别附录之。
文学中如“诗”“词”“曲”等，多有格律音叶之限制，若专用一种标准字，恐有拘滞牵强之弊；故其范围宜稍加广，以资通融调剂。今拟文学字典之编法大纲如左：
（一） 凡合于今之方言者，悉载之，不限于一义一字。
（二） 同标准字典。
（三） 同标准字典。
（四） 不合于今之方言，而《说文》所载，古籍常见之字，别附一篇，以资考古。
弟对于国语之主张，大致如上所说，意在“求是”“致用”二者兼顾。惟病中属思欠周密，又不能动笔，不能多言，特请人粗写其大要如此；故引证说明，多不详晰，兄当能谅其意也。如有不妥处，尚祈赐教；并望于“国语研究会”中代弟发表之，以供同人讨论。
此外尚有“文字上之中国古代社会进化观”“象形及指事字之解剖研究”“新《尔雅》”三个拟题，兹不复详其体例，病愈再当就正也。
沈兼士
（《新文学与新字典》，《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
按：《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立。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搬到北京续办。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先后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主张用白话文，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钱玄同也向该杂志投稿，并写信给陈独秀，赞同“文学革命”。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沈兼士同样赞同这一口号，当时他因病在北京西山疗养，故信中有“惟病中属思欠周密”句。国语研究会成立于1917年，是由jiaoyubu的一些人发起组织的，正会长是蔡元培，副会长是张一麏，沈兼士、钱玄同都是该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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