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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基辛格博士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迄今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影响人物。《重建的世界》奠定了基辛格外交战略思维的基础，基辛格此后的研究和外交生涯致力于将其在本书中所阐发的基本思想付诸实施。无论是冷战后出版的《大外交》，还是2014年**出版的《世界秩序》，其基本思路都是在呼应《重建的世界》，通过不同年代的案例，阐述均势理论：各方妥协，以现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以大体的均势彼此制衡，从而达到和平共处。
2、 《重建的世界》一书部分为政治传记，部分为外交史，既有基于历史文献的严谨历史叙事，也有基于其理论模型的客观分析和评论。基辛格从来不会将志向限于七尺书斋之内，他在历史经验中为世界格局寻找解决之道，本书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对于和平谈判背后的策略和哲学的分析，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此外，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对外交政策一直有着激烈的辩论，要理解其辩论的实质和走向，这本书大有帮助。
3、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重建的世界》是了解近代世界格局和历史发展的绝佳读物；对于有志于政治道路的人士来说，本书对于政治家智慧本质的讨论，是**的方向指引；对于专业研究者来说，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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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亨利基辛格为20世纪著名的美国外交家、世界历史的重要人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重建的世界》为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就读期间的博士论文，集中研究了1812年俄国击败拿破仑后世界各国为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所做的努力，尤其关注外交的局限性和国际稳定的要素；聚焦于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及其对手奥地利外长梅特涅，阐述了他们在乱中求稳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卡斯尔雷平衡各方势力，协商出有助于维持稳定的条款，梅特涅则使终决定合法化。基辛格在《重建的世界》中分析了两人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各自国家不同的关注点以及因此造成的外交局面，实际上也是对欧洲古典均势学说的评述。
基辛格创作《重建的世界》时，正值二战后欧洲分崩离析之际，他希望通过对十九世纪欧洲秩序重建的分析，引导读者从历史中为现在寻找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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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亨利基辛格（1923- ），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生于德国，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1943年至1946年在美国陆军服役。195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54年至1969年在哈佛大学政府学系及国际关系中心任教。
1969年起在白宫工作，曾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国务卿、总统情报委员会委员、国防政策顾问等职位。1971年7月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先遣代表秘密访华，为中美建交作出卓越贡献。
著有多部作品，如外交和国际关系论著《重建的世界》《美国外交政策》《大外交》《论中国》《世界秩序》和回忆录《白宫岁月》《动乱年代》《复兴岁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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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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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概述1
外交活动的有限性——稳定国际秩序的要素——政治家的挑战
第二章 欧洲大陆政治家9
梅特涅的性格——国际关系观——早期外交生涯——就任外交大臣——与敌合作的性质——拿破仑在俄国战败的涵义
第三章 不列颠岛国政治家35
卡斯尔雷的性格——国际关系观——卡斯尔雷与英国国内体制——卡斯尔雷对梅特涅提议调停的反应——皮特计划
第四章梅特涅与政治均势的定义51
梅特涅的调停政策——对奥地利策略的定义——克尼塞伯克备忘录——对赴伦敦和反法同盟总部使节的指示——与亚历山大一世谈判——梅特涅的政治均势观——对施瓦岑贝格的指示——战争的原因与和平的性质
第五章 同盟的形成77
梅特涅与奥地利的国内体制——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之间的关系——申明维护现状国家的政策——奥地利开始调停——合法秩序与革命秩序中协商的功能——德累斯顿会谈——布拉格会议——梅特涅外交的性质
第六章 同盟的考验105
英国的同盟观——卡斯尔雷对梅特涅不信任——波兰问题——卡斯尔雷规划普遍同盟条约——同盟战争的问题——法兰克福提议——卡斯尔雷在欧陆的使命
第七章 同盟的危机131
卡斯尔雷的同盟观——战争目标的功能——同盟的“合法性”——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相互理解——朗格勒会议——沙蒂永会议——阶段——特鲁瓦会议——定义战争目标
第八章 《肖蒙条约》与和平的性质155
沙蒂永会议——第二阶段——对魅力型统治的记忆——《肖蒙条约》——波旁复辟——回顾与前瞻的和平协议——《巴黎条约》
第九章 维也纳会议175
稳定的解决方案的要素——安全与合法性——维也纳会议的外交阵容——会议程序问题——波兰问题磋商——萨克森问题磋商——卡斯尔雷的国内困境——塔列朗加入四国同盟——一月三日的秘密联盟——后协议——建立合法秩序
第十章 神圣同盟与安全的性质211
拿破仑的逃离与欧洲的团结——战争的合法化——集体安全的问题——第二次巴黎条约——四国同盟与神圣同盟——政治家与先知——阶段
第十一章 梅特涅与保守的困境231
保守主义与革命——职责与忠诚的观念——理性主义的与历史保守主义——梅特涅对宪法性质的看法——梅特涅对革命性质的看法——保守主义的困境——奥地利的国内体制——从政之道与行政
第十二章 亚琛会议与组建和平259
合法秩序中的外交——新国际秩序的构成——奥英合作的基础——社会的与政治的斗争——有关亚琛会议的指示——亚琛会议讨论的问题——结束会议
第十三章 《卡尔斯巴德决议》与在中欧的主导地位279
奥地利与中欧的关系——组建德意志——团结的希望破灭——暗杀柯策布——特普利采与卡尔斯巴德会议——大国的反应——奥英合作关系的边缘化
第十四章 特罗保会议与欧洲的组织297
“梅特涅体系”的结构——英国的革命观——那不勒斯的革命——梅特涅的困境——对神圣同盟的解释——特罗保会议——卡斯尔雷的反应——梅特涅的成就
第十五章 莱巴赫会议与欧洲的治理325
梅特涅的外交策略——莱巴赫会议——阶段——卡斯尔雷与同盟——皮埃蒙特革命——重申梅特涅的政策——外交僵局——欧洲的团结
第十六章 希腊的叛乱345
希腊的叛乱——阶段——政治家与先知——第二阶段——重新诠释神圣同盟——卡斯尔雷重返同盟——汉诺威会面——梅特涅对亚历山大的请求——塔蒂斯切夫-梅特涅的谈判——邀请函与备忘录——意识到岛国政策与大陆政策不符
第十七章 从政之道375
会议制度的终结——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从政经验——从政之道
参考文献399
索引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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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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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政治家发挥的作用是什么？有种社会决定论研究将政治家贬损为被称为“历史”的机器上的控制杆，是命运的代理人，他或许能够对此命运有所察觉，但是却不顾自己的意愿继续成就此命运。这种相信环境的普遍存在和个人的无能为力后扩展为相信决策的观念。人们总是听说计划的偶然性，因为无法了解事实，听说行动的难处，因为知识有限。当然，不能否认政策可能会产生于虚空，也不能否认政治家会遭遇他必须作为既定的存在来对待的材料。不但资源的地理位置和可获取性能够显示政治家才能的有限性，而且人民的性格及其历史经验的性质也能同样显示出这一点。但是我们说政策不能创造出自己的实质，这并不等于说实质可以自我实现。意识到拿破仑帝国摇摇欲坠，这是1813年政策的条件，但是它本身并非政策。是否必须以均势秩序来取代革命的时期，是否行使意志将让位于坚持合法性，这可能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事情。但是只需研究一下大部分国家采取的摇摆不定的措施，就能理解，无论是这种均势的性质还是实现均势的措施都还不是一目了然。无论国家利益现在看来如何貌似“不言自明”，当时的人们却被迫面临政策的多种选择，要考虑互相矛盾的行动方针：大部分不提倡无条件中立的奥地利政治家或者认为必须继续与法国结盟，巩固奥地利与无往不胜的征服者的关系，或者认为必须立刻改变立场，考虑到横扫整个欧洲的民族主义热忱。梅特涅几乎是独自一人坚定不移，因为他坚信拿破仑的帝国与均势体系不相容，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多语言的帝国要与民族主义的时代相容。与此同时，当英国内阁催促推翻拿破仑，后来又要求条件苛刻的和平时，那只是反映了内阁的意见。是卡斯尔雷造就了均势的和平，而非报复的和平，造就了一个和解的法国，而非完全丧失能力的法国。对这些政策的选择并不在于“事实”，而在于如何诠释事实。它涉及的事情就根本而言是一种道义行为：是一种判断，其有效性既有赖于目标的构想，也有赖于了解可用之材，后者基于知识，但并不等同于知识。
因此，衡量一个政治家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有能力识别力量之间真正的关系，并且使这种知识为他的目的服务。奥地利必须寻求稳定，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所决定的，但是它能够成功地将其国内合法化原则与国际秩序的合法化原则等同起来，即使是短暂的，而且无论如何不明智，那也是它的外交大臣的功劳。英国也尝试在实力平衡中寻求安全，这是二十三来间歇性战争的结果，但是它居然能成为欧洲协同的一部分，那要归因于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没有什么政策比它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更好。卡斯尔雷作为政治家的衡量标准是，他意识到在建设合法秩序时，保持欧洲团结比实施报复更重要，而梅特涅的衡量标准是他从来没有混淆他所取得成就的形式与实质，他理解奥地利帝国能够生存下去，不在于取得胜利，而只能在于和解。这两人的失败之处在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任务超出了手中可用之材的能力：卡斯尔雷的设想超过了他本国社会的构想，而梅特涅努力的目标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是无法企及的。
但是仅仅根据政治家的观念来判断他/一位政治家是不够的，与哲学家不同，政治家必须实现自己的构想。政治家终总是要遭遇他手中可用之材的惯性力量，会遭遇这样的事实：其他的国家不是可以操纵的因素，而是必须与之和解的力量；安全的需求因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国内体制不同而有差异。他的工具是外交，是一门艺术，通过达成一致意见而非动用武力，通过展示一种将特定企望与普遍共识协调起来的行动的理由，来将国家联系在一起。外交活动有赖于说服而非强迫，因此 前提是有明确的框架，或者通过对合法性原则达成一致意见；或者，理论上说，通过拥有对国家之间关系的相同诠释，尽管后者在实践中难做到。卡斯尔雷与梅特涅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他们非凡的外交才能，两人都能主导自己参加的每一次谈判：卡斯尔雷是因为有能力调解相冲突的观点，以及具有得之于实证政策的一心一意；梅特涅则是因为具有掌控对手的异乎寻常的个人禀赋， 他有能力定义一种道义框架，使得当对手作出让步时，看上去不像是屈服，而像是自愿为共同事业作出牺牲。
然而，对一种政策的严峻考验在于是否能获得国内的支持。这有两个方面：在政权机构之内使一种政策合法化，这是一个涉及官僚理性的问题；是使其与民族经验相和谐的问题，而后者又是一个涉及历史发展的问题。并非偶然地，尽管自相矛盾的是，1821年，相比与俄国大臣打交道，梅特涅在与奥地利大臣打交道时遭遇了更大的困难；在每一次谈判期间，卡斯尔雷都要与他的内阁有一番较量，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与外国同行的较量。政策的精神与官僚的精神是根本对立的。政策的本质是它的偶然性；它的成功取决于判断的正确，而这种判断部分是出自推测。官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安全，其成功在于可靠性。深刻的政策得以成功，在于持久的创造性，在于对目标的不断重新定义。良好的执政管理有赖于常规，也即对可以应付平庸的关系的定义。政策涉及风险的调整；而行政则涉及避免偏差。政策的合理性在于其措施与平衡感之间的关系；而行政的合理性则在于根据既定目标所采取的行动。试图以官僚方式来实行政策，将导致追求可靠性，结果往往为事件所困。努力在政治上进行管理则导致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官僚机构的设计本意在执行，而非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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