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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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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勇敢的新世界》后，富恩特斯研究专家张蕊教授再译富恩特斯经典文论，富恩特斯巨著《我们的土地》的最佳参考读物，两者有共同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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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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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中，富恩特斯对《堂吉诃德》里的那些或明朗或隐晦的文学呈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从阅读小说到阅读世界，从阅读的批评到创作的批评，富恩特斯沿着塞万提斯这条线索生发出了更多的关联路径：有西班牙特定时期历史、文化、宗教、文学的多维图景，有对西班牙与西语美洲之间既有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有在塞万提斯和乔伊斯之间跨越时空搭建出的某种隐秘的美学关联。富恩特斯通过更加开放的“文本构筑术”，以他的睿智和博识，让文学与历史、哲学、神学、绘画、经济学、语言学交织如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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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1928--2012）
墨西哥国宝级作家，世界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称“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大主将。
富恩特斯生于墨西哥一个外交官家庭，祖籍德国。童年和青少年在美国、智利和阿根廷求学；大学期间，在国内攻读法律，长期供职外交界，曾于1975--1977年任墨西哥驻法国大使。
以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为起点，富恩特斯一生共创作了六十余部作品。其作品视野广阔，涵盖历史、伊比利亚美洲、左派、墨西哥、政治、时间、排外等不同主题。主要作品有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8）、《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换皮》（1967）、《我们的土地》（1975）、《老美国佬》（1985）、《鹰的王座》（2002）、《所有的家庭都幸福》（2006）；文学评论集《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1969）、《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1976）等。
曾获加列戈斯国际文学奖（1977）、塞万提斯文学奖（1987）、阿斯图里亚斯亲王文学奖（1994）、国际西班牙语文学创作奖（2012）。
2012年5月15日，富恩特斯病逝于墨西哥城。
译者简介
张蕊，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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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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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与西班牙的关系恰如我们与自身的关系一般：充满冲突。西班牙与自身的关系亦与此相应：尚未厘清、带着伪装，通常还是摩尼教式的，犹如伊比利亚地界上的阳光与阴影。有多少爱就有多少恨，诉尽一切只需一词：激情。
在墨西哥与西班牙关系的源头存在一种精神创伤：征服的事实。多么可怕的认识：在我们被孕育的瞬间，伴随着所有温柔和与其对立的残忍；多么沉重的意识：我们被创造，成为无名母亲的孩子，也成为无名的却知晓令人生怖的父亲之名的孩子；多么壮丽的痛楚：生来就得知有多少古印第安文明的辉煌须死去方能给予我们存在。西班牙，残忍的父亲：科尔特斯（ortés）；西班牙，慷慨的父亲：拉斯·卡萨斯
（）。
我们耗时三个世纪，在杂糅的独立中，获得名字、血统，并恢复我们母亲的名誉。为了重会西班牙，墨西哥应首先找到自己，通过起先为追求政治独立随即为争取经济自主的斗争，通过对持续不断的领土入侵和掠夺的反抗，通过对我们民族的、混血的、传承自土著文明和西班牙文明的身份的寻找：胡阿雷斯（）的改革、萨帕塔（）的革命和卡德纳斯（）的民族国家。墨西哥，一旦重新找回自己，终将重识其西班牙的遗产，并以将父亲从不解和仇恨中救赎出来的激情捍卫它。
今天，西班牙的历史再次临近一个批判的、易燃的时刻，在其中，所有潜存之物、无处不在的过往、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坚固的幻影再次于混乱中、在斗牛场狭窄的入口处出示其门票。
共和与民主的经验——因法西斯的打击和外国势力的干预突兀地失败——在政治组织中寻求恢复一种选择性。三十五年的压制曾将其引入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未成气候的歧途：我的饥饿，我做主。独裁的塞子挑动对虚无主义的热情，与此同时，无盖之锅会滋生出被新的国外势力干预的危险。美国在越南和柬埔寨的“双敦刻尔克”让其众多的战略家构思出一种新的周边政策，就是所谓的“受保卫的周边”。更有甚之且让人无法容忍的是被我们的私人企业家所称作的“财产天然持有权”，在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中，它被构想成一种对处在其势力范围中所有国家的天然持有权。谈及1949年的中国和1975年的印度支那，就是在谈天然应该隶属美国的国家们的“遗失”。
操纵美国公众舆论并非难事，只要挖掘一两次军事打击带来的异常情感，便可以此获得一种民族许可，助力保卫某个“受保卫的周边”。此外，这也是今天缓和政策、共管领土以及拓展势力范围的必然结果。这一形势最不同凡响的悖论在于孤立主义的退潮能与美国为证明自己既非纸老虎亦非拥有黏土双足的巨人而借助武力干预的决心完美地共存。最近马亚圭斯号事件似乎对此做了验证。
温斯顿·丘吉尔，碑文式名句的制造者，某一天把地中海北部的海岸称为“欧洲柔软的下腹”。换言之，打击欧洲地中海国家是不入流的、轻易的、令人痛苦的，是有悖昆斯伯里侯爵（）规则的出击。受保卫的周边，欧洲柔软的腹部，多米诺理论：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新梅特涅地缘政治与这些视点会一拍即合，只有西班牙所有民主力量的有机聚合才能够保证它们的结合不会结出果实，因为不论是假借虚无的无政府主义，还是假借需要一种没有佛朗哥的佛朗哥主义都会削弱民主力量。
无论如何，在西班牙——我们另一半的生活和遗产——发生的任何事情对我们墨西哥人而言，都绝非无关痛痒。我们来自西班牙的创伤很大程度上已被抚平，这要归功于一些政治事件：拉萨罗·卡德纳斯（）与共和国的团结、对移民的慷慨迎接、我们对西班牙共和党人为墨西哥贡献的丰富的作品与思想心存感激，以及最近路易斯·埃切维里亚（）评价我们的西班牙遗产时表现出的透彻和坚持。
这一政治传统与深入到我们与西班牙的关系实质中的智识工作密不可分。我们一直都过于轻易地无视这一沉默之镜——我们的殖民地历史。幸而，阿方索·雷耶斯（）、卡洛斯·冈萨雷斯·培尼亚（）、艾德蒙多·奥戈尔曼（、西尔维奥·萨瓦拉（）、加夫列尔·门德斯·普兰卡特（）等人的伟大作品对其保持了一种鲜活的关注，而今，这一关系必将以独特的明澈和激情展现于奥克塔维奥·帕斯为我们另一种觉悟下的三个世纪而作的那些随笔中。
我这本《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汇集、修订并统编了我之前作为国家学院成员为开幕式讲座准备的演讲稿、在华盛顿特区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举办的座谈中用过的文章、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举办的哈克特纪念讲座上用过的文稿，以及在《墨西哥的太阳》专栏发表的标题为《西班牙时间》的系列文章。尽管本书的主题是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但我并不因此就放弃对特定时期西班牙生活不同方面的体察。作为对西班牙历史界限中的时刻备忘录，这一特定时期，从历史层面看，起于1499年，止于1598年；而从文学层面论之的话，则书写于拾起过往、弥散当下、宣告未来的两个日期——出版《塞莱斯蒂娜》的1499年和诞生《堂吉诃德》的1605年——之间。
卡洛斯·富恩特斯
后 记
作为小说家的卡洛斯·富恩特斯诞生于1954年，那一年，短篇小说集《戴面具的日子》出版。
在此之后，随着一系列小说作品（《最明净的地区》《好良心》《阿尔特米奥·克鲁兹之死》《奥拉》《换皮》《我们的土地》……）的出版，富恩特斯小说家的地位已无可撼动。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非凡成就为他在墨西哥国内及国外赢得了相当的声誉，他成为墨西哥国宝级作家，成为拉美“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小说还为他赢得了颇多重要的奖项，其中包括1987年荣获的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当然，对于终是未能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件事情让很多人感到惋惜，一直以来也不乏有人暗自揣测富恩特斯的心情，尤其是在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此桂冠之后，私下都认为他应该颇感沮丧。富恩特斯心境几何，只有当事人自知，但作为旁观者，我们看到的是富恩特斯依然保持写作的热情，甚至是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在准备开始一部新小说的写作，他对妻子西尔维亚说：“今天我要开始我的新小说。”他在书房的墙上留下一张纸，上面写着新小说的书名《百年之舞》，落款日期：2012年5月15日。
回顾富恩特斯写作的一生，不难发现，他与小说相互成就。只是于富恩特斯而言，这些还不够，因为“在卡洛斯·富恩特斯身上有很多个富恩特斯，如众多的源泉，集成卡洛斯·富恩特斯文学这条大河，这股巨流”（Jaime Labastida）。需要提醒的是，此处的文学大河绝不是对文学狭义的定义，而是囊括了富恩特斯几十年间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写作。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身侧是随笔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戏剧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报纸和杂志专栏的时政评论家、犀利的文学批评家和政治分析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他们并肩而行，谈笑风生。这所有的他似乎才能是完整的他，但悖论之处又在于，每一个他又都可以代表完整的他，因为每一个他是在与其他的富恩特斯不断地对话中有了身体、思想和灵魂。对此深究，绝不是一篇后记能够厘清的。但或许，我们可以简单聊聊作为文学随笔作家的富恩特斯，借此一窥作为小说家和小说（文学）批评家的富恩特斯之间的关联。
小说不仅仅是富恩特斯文学创作和实践最重要的体裁，也是他始终保持关注、批评和反思的对象。著名的富恩特斯研究学者胡里奥·奥尔特加（Julio Ortega）曾指出：“很少有作家能将我们与小说的本质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显而易见，富恩特斯属于这“很少的作家”之一。在很多时候，大家不得不承认，富恩特斯作为小说家的光环太过夺目，但读过他那些关于小说的随笔之后，也实难否认富恩特斯作为随笔作家的光芒。如果说富恩特斯的小说如白昼阳光炙热耀眼，他的随笔则如夜晚星光温良深邃，铺满想象，点亮思想，让人回味、深思。
1969年，富恩特斯的第一部文学批评随笔集《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出版，距离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其成名作《最明净的地区》已过去十一年，距他的代表作、被很多学者看作是“文学爆炸”开篇之作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过去七年。“文学爆炸”在1969年已经进入尾声，此时，“文学爆炸”其他代表作家也已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奠基之作，《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在此背景之下诞生。富恩特斯作为“局中人”，也作为“旁观者”，对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文学爆炸”作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展开了一种学术的、极具个人思想风格的建设性批评。这本纤薄的册子在1969至1980年间出版了六次，可见它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在这本书中，富恩特斯为阅读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评判标准，启动了“语言小说”的概念，甚至认为：“没有这本书和路易斯·哈斯的《我们的作家》，拉美小说的爆炸很难保持。”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反哺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富恩特斯的文学批评实践肯定是早于1969年的，但这部作品的出版，意味着他建构的文学批评脉络与框架有了某种可见形态，尤其是对西班牙语美洲小说的批评路径有了某种个人化的清晰意识。而所有的这一切最终都以更加成熟的结构展现在1990年出版的《勇敢的新世界——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中的史诗、乌托邦与神话》中，这一次，富恩特斯试图对西语美洲小说，而不仅仅是西语美洲新小说，进行发生学的溯源和梳理。这种对于西语美洲小说发生发展的整体勾勒，并非天马行空式的描述，而是以俄国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为思想视域进行的阐释。借助外域视角对本土文学进行阐释批评在1969年的《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中便有自觉和显示，并非在《勇敢的新世界——西班牙语美洲小说中的史诗、乌托邦与神话》始发和首用。这是否也表明，富恩特斯从一开始就在有意识地通过此种文学批评理念和方式将本土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视野中，与外界关联，积极融入，当然，他也始终坚持以本土的历史、文化、语言为底色，从不迷失。2011年，体量更加庞大的文学批评随笔出版，名为《拉丁美洲伟大的小说》。该著作应该说是前两部作品的增补版，《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中的部分内容、《勇敢的新世界》中几乎全部的内容都被重新收录其中，比例在五分之三左右。三部作品的书名限定语在变化，但中心词“小说”岿然不动。《拉丁美洲伟大的小说》的封底页印着这样一句话——“这本随笔提出了一种拉丁美洲小说从发现美洲大陆直到我们当下的演变路径。”富恩特斯自己在《后记》中坦言：“读者手上的是一本个人的书，它并不是一种伊比利亚美洲小说的‘历史’。因为其中缺失一些人名、一些作品。还会有人说其中另一些人名、另一些作品是多余的。”这两种定位看似充满矛盾，实则不然。或许应该这样说，这是一本建立在富恩特斯个人文化背景、阅读经验、文学审美偏好基础上的拉美小说演变历史。通过有选择性地对不同时期拉美小说家开展文学批评，富恩特斯编织了一幅画卷，其中经纬交错，既有时间的经线，又有主题的纬线；既有历史的穿梭感，也有某种稳定的结构性；既体现出了其对拉美文学（更多的是对西语美洲文学）的某种全景式观照，从编年史作者到爆炸后一代、“炸裂”一代。我暂且将这三本书列为一个系列：拉美小说批评“三件套盒”。
富恩特斯的文学批评随笔不仅限于上面的拉美小说“三件套盒”。在《西班牙语美洲新小说》出版的第二年，也就是1970年，文学随笔集《双门之家》出版。书中收录了作家十二年间在不同的期刊和场合陆续发表的文章。与1969年的随笔集不同，这本书中不仅谈及小说，也涉及戏剧和艺术。关注的对象也不仅是西班牙语世界的作家，而是展示出一幅“世界文学”的图景，换一个更加严谨的说法，作者对欧美文学倾注了关心。或许还应该提及一下，这一年，富恩特斯还出版了两部戏剧作品。这种对他国文学的关注也体现在1993年出版的另一部随笔集《小说地理学》中，这本随笔集也是作家不同阶段发表的随笔文论的集合，是作者对十一位作家和作品的评论，其中五位是西语作家：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西班牙作家胡安·戈伊蒂索洛、乌拉圭作家奥古斯托·罗亚·巴斯托斯、尼加拉瓜作家塞尔希奥·拉米雷斯、墨西哥作家埃克托尔·阿吉亚尔·卡
明，另外六位作家则都是非西语作家，包括大家熟悉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以及匈牙利作家哲尔吉·康拉德、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瑞典作家阿瑟·隆德克维斯特和印裔英国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从时间上看，以上所有的作家均是当代作家；从地域上看，确实也“名副其实”，呈现出如书名所示的“小说地理”。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三件套盒”随笔集是富恩特斯向内的审视，那么《双门之家》和《小说地理学》则是作家在内审之余视野向外的一种延展和探析。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也有着某种联系。这种联系体现在，在前三本随笔集中，富恩特斯是以外部理论的框架和视野对西语美洲（拉美）小说进行阐释和批评，而在这两本随笔集中，富恩特斯将西语作家和其他国家作家并置在一起，构建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框架，以此种方式彰显西语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存在性。这五本随笔实际上也都在回应以下两个问题：拉丁美洲是否真的没有小说家？小说已死亡了吗？在富恩特斯这里，答案显而易见。
所有的文学批评都要建立在阅读基础之上，在成为作家之前，富恩特斯早已是一个贪婪的读者。青少年时期的富恩特斯就开始阅读不同国家的文学经典，也正是在不断的阅读中，他意识到自己想要写作。正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读者，所以他比普通读者更加懂得读者在文学写作中的地位，更加关注写作和阅读的关系、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富恩特斯的文学创作中，他也总是试图为读者保留参与其中的位置。在富恩特斯的阅读经验中，《堂吉诃德》应该是他读过最多遍数的作品，他曾说过自己从1944年开始每年都会读一遍《堂吉诃德》，而且每一次读都好像是第一次阅读。对富恩特斯这样一位读者而言，一部常读常新的作品意义非凡，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他众多的文学随笔作品中，有一部作品是专属于《堂吉诃德》的：1976年出版的《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
《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这部作品的特别之处有很多，比如它身材苗条，再比如它是唯一一本以单个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随笔……但我想，其最特别的一点在于它与197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土地》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阅读链。作者在《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第五章的开头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眼前的随笔是我在过去六年中一直专注的小说——《我们的土地》——的一个分支。”富恩特斯以这样一种文学作品与批评上的关联自觉，让读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去了解并理解他在一部批评作品的写作过程中做出了怎样的基于文学、文化、历史、社会等诸多面向的多维思考，并且又是如何将这些思考渗透到一部虚构作品的写作中，通过想象力让它们在其中发酵、膨胀、爆裂、回落，最终完成某种蜕变。
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尽管本书的主题是塞万提斯及其作品，但我并不因此就放弃对特定时期西班牙生活不同方面的体察。作为对西班牙历史界限中的时刻备忘录，这一特定时期，从历史层面看，起于1499年，止于1598年；而从文学层面论之的话，则书写于拾起过往、弥散当下、宣告未来的两个日期——出版《塞莱斯蒂娜》的1499年和诞生《堂吉诃德》的1605年——之间。”阅读《塞万提斯或阅读的批评》，可以看到，富恩特斯对《堂吉诃德》中那些或明朗或隐晦的文学呈现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从阅读小说到阅读世界，从阅读的批评到创作的批评，在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这条茎蔓上勾勒出了更多的分叉：有西班牙特定时期历史、文化、宗教、文学的多维图景，有对西班牙与西语美洲之间既有冲突又相融合的历史的深刻反思，更有在塞万提斯和乔伊斯之间跨越时空搭建出的某种隐秘的美学关联。最终，富恩特斯通过更加开放的“文本构筑术”，让文学与历史、哲学、神学、绘画、经济学、语言学交织如网。
也许，“富恩特斯与随笔”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话题，之所以想要借这篇后记谈及富恩特斯的文学随笔，是因为那个我最先认识的富恩特斯不是小说家富恩特斯，而是随笔作家富恩特斯，确切地说是以随笔的方式开展文学批评的文学批评家富恩特斯。当然，他的随笔还有很多，除了文学随笔，还有与文化、历史、政治更加紧密关联的随笔，或许下次可以再借某篇后记，梳理一下那些非文学的随笔写作。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我不想借这篇后记作为本书的某种“深入”的导读或是解读，基于富恩特斯自己对于阅读的理解，他更希望的是每一位读者以自己的阅读去无限地丰富作家有限的写作。
2023年10月12日
长春
I
某次，我在西班牙听到一种观点，依此观点，塞万提斯和哥伦布是精神上的孪生兄弟。因为二者到死也未清楚地意识到其发现所具有的重要性。哥伦布以为他向西航行已到达了远东；而塞万提斯则认为自己仅是写了一本讽刺骑士小说的书。他们无一人想象到自己停靠在空间的新大陆——美洲——之上、虚构的新大陆——现代小说——之中。
一个天真的塞万提斯，这一极端的观点也映射出另一种同样偏激的看法：《堂吉诃德》的作者是一个十足虚伪之人，他知道如何将反对教会与既定秩序的不懈攻击伪装在他笔下那奇思异想的乡绅的疯癫斗篷之下，同时又不断对罗马天主教及其制度公开表忠。
天真或是伪装？塞万提斯的意图是否从未超越嘲讽骑士小说那逼仄的界限？或者《堂吉诃德》是使用伊索的语言写就的一部小说？没有一部伟大的小说是基于完美计算的方程式写就的。小说家的预先设定会随着作品获得自主权并展开自身的飞翔而被慢慢擦除。塞万提斯、司汤达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均是此类确证。《堂吉诃德》中开放的嘲讽意图更像是自然流淌的嘲弄，仅仅是作者快速建起的多镜面游戏中的一面。这一切就发生在堂吉诃德第一次出行后，当塞万提斯将书的始作俑者置于可疑中之时。无法想象的是塞万提斯在写完小说的前几章之后，竟发现小说的实质居然是对阅读的批评，对骑士史诗的嘲弄并不包含（抑或排除）在这本书的最大的意图中，但是，允许其作为天真的开篇以引导小说的
发展。
塞万提斯，毋庸置疑，属于他的时代。他是贪婪的读者，自学成才，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当他对那个时代的现实有着完美通透的觉悟之时，写下自己的代表作。他是落魄医生的儿子，幼年起就在自己的祖国西班牙迁徙，是西班牙伊拉斯谟主义者胡安·洛佩斯·德·奥约斯（Juan López de Hoyos）确证的弟子，是萨拉曼卡课堂不能确证的学生；是用悼亡诗引起费利佩二世宫廷注意的年轻作家，并从那里作为卡德纳尔·阿夸比瓦（Cardenal Acquaviva）随从人员出行罗马，这位卡德纳尔的侍从随后变身为勒班陀荣耀时刻的一名士兵，在与土耳其人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残废了一只手。他曾是在阿尔及利亚被摩尔人拘禁五年的囚徒，曾担任无敌舰队的军需官，因对安达卢西亚神职人员要求过高，被逐出教会；他也曾是能力欠佳的收税员，由于算术不好而锒铛入狱两次；他更是一部构思于牢房之中的小说那贫穷、落寞和年老的作者，仅靠那微薄的补贴，他几乎无力偿还累积的债务。但我要说，不容置疑，这个人对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欧洲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对作为反宗教改革力量的西班牙的诸多现实有着清醒的意识。
塞万提斯：嘲弄多于天真；清醒胜于虚伪。但是，远胜于这样的定位（或许以上所有的定位都包含其中），他是《堂吉诃德》的作者：欧洲现代小说的开创者。不仅仅是传记和历史，《堂吉诃德》这部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美学事实，它深刻地改变了与塞万提斯之前的文化、与他所处时代的文化，当然，也与其身后的文化相关联的阅读和写作传统。
这本文集的目的是反思《堂吉诃德》一书中主观地和客观地、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天真地和嘲讽地、虚伪地和批判地提出的诸多直接和迂回的因素，以便最终为我们提供一个崭新的阅读世界的方式：从这本书的文本页面投射到外部世界的阅读之批评。但最重要的是，在小说中，第一次，对叙事创作的批评包裹在了作品自身之中：文学创作中的创作批评。
II
奥克塔维奥·帕斯在《弓与琴》中将小说定义为“一个与自身斗争的社会之史诗”。如果从源头追溯，“小说”一词所意味着的是“新颖性的载体”，那么，其中也不乏这一奇特性：小说是一部充满对立和批判的史诗。正如帕斯所指，在经典史诗中，超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两者能相互斗争，但这场斗争并不意味任何歧见。“无论是阿喀琉斯还是熙德都不会怀疑其世界的观念、信仰和制度……史诗英雄从来都不是反叛者，其英雄行为通常致力于恢复祖先的秩序，因为后者被神话的过错破坏。”
在可信的史诗中，至少汇集三大特征：史诗的写作和阅读是预先的、单义的、明指的。三者可简化为一种含义：史诗与其所依存的现实秩序之间具有统一性。此外，这种统一性是对现实秩序——希腊城邦、罗马帝国或中世纪城市——的认同。史诗的形式和规则完全重合：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以及《罗兰之歌》中，能指与所指之间未留任何可插足之地。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曾言及，史诗的主题一成不变地先在：荷马相信事情发生了，就如其六韵步诗告诉我们的一般，听众对此也深信不疑。更甚者：荷马并不打算讲述任何新鲜事。他告知公众的，后者早已知晓，对此，荷马也已了然于胸。
以此，史诗将根本的突破、未知的起点、独创的期望、重写或是阅读的多样性排除于自身。史诗是一个不可上诉的法庭。
无一物能从佩内洛普身上将她忠贞的特性剥离，并将其变成乔伊斯激进的反史诗写作中放浪形骸的摩莉·布鲁姆。正如奥德修斯不能永远留在喀耳刻的怀抱中，被疯狂的爱（amour fou）挟持：有人等着他，他必须返回伊萨卡，一夫一妻制和父权制必须复原。那些能在史诗规则中冒头的分歧始终是明指——指定、指示、宣告——的分歧；它们是史诗规则中可见的迹象，表征并构成史诗规则传递的信息，一旦规则被违反，它们则予以恢复。特洛伊沦陷了，如同矮胖子（Humpty Dumpty），什么都无法将其立起。但是埃涅阿斯可以建立另一个城市，并确保文明的秩序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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