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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中文版首个加缪访谈录。整理了加缪从成名后到死前的大部分访谈内容。
★ 加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其作品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在世界各国，《局外人》《鼠疫》*既是畅销书也是长销书。
★ 加缪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乃最全世界，却*今仍对我们的文学和思想有着深远影响，依旧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指引。
★ 本书直接、深入地阐释了加缪的文学观和对世界的思考，尤其是他关于人的良知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在绝望的同时又充满希望，既引人深思，又能在这个普遍迷茫的世界中带给人一丝慰藉。
★ 本书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文艺界的交往和繁茂，加缪在其中也直言不讳他与萨特和存在主义的“恩怨情仇”。
★ 该访谈有些是加缪接受别人的采访，比如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采访，有些是他本人“杜撰”的，其实是他的自问自答。
★ 加缪的话语就和他的文学作品一样，简单有力，朴实无华又具备**的文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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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阿尔贝·加缪，20世纪伟大的作家，与记者、与自己谈论文学创作和戏剧改编，谈论存在主义和他与萨特之间的“传说”，谈论人的良知和人类未来的绝望与希望，还有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接受的采访。
这些访谈几乎跨越加缪的整个创作生涯，全面、直接地呈现出加缪对文学和他所关心的问题的思考，以及思想的演化。也让我们直观地看到这个真诚的、深刻的加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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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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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贝·加缪，法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评论家和评论家，堪称文学大师，亦为“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剧本《误会》《卡利古拉》，中篇小说《局外人》，长篇小说《鼠疫》，哲学论文集《西西弗神话》等。加缪曾获法国批评奖、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一直被视为与萨特齐名的存在主义者，而他自己则多次否认。他于1951年发表了哲学论文《反抗者》，引起一场与萨特等人长达一年多的论战，最后与萨特决裂。于是，评论界得出结论：加缪是荒诞哲学及其文学的代表人物。 张博，南京大学文学院学士。旅法求学九年，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钻研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现为法国文学全职译者。译有《愤怒与神秘：勒内·夏尔诗选》，安德烈·纪德《窄门》《田园交响曲》《背德者》《人间食粮》《伪币制造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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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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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露天广场中的对话 / 1
编译者序 / 7
关于《卡利古拉》的几次访谈 / 1
阿尔贝·加缪谈《卡利古拉》 / 1
寻找角色 / 5
加缪谈1958版《卡利古拉》 / 8
访谈阿尔贝·加缪 / 13
“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 / 21
《侍奉》杂志访谈 / 31
西班牙对我们而言依旧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 37
多萝西·诺曼采访阿尔贝·加缪 / 45
三次访谈 / 53
一 与加缪相遇 / 53
二 为了对话的对话 / 63
三 未发表的访谈 / 70
我回答…… / 73
加缪断言：“自由是现代世界最严峻的问题。” / 79
我所了解的最美职业之一…… / 83
仇恨之奴役 / 89
法国的新纳粹报刊 / 95
关于反抗的访谈 / 101
艺术家与他的时代 / 115
与阿尔贝·加缪访谈 / 123
让·莫甘访谈阿尔贝·加缪 / 135
关于《修女安魂曲》的几次访谈 / 145
阿尔贝·加缪与威廉·福克纳的相遇能否为我们带来第一出现代悲剧？ / 145
阿尔贝·加缪：“这个悲剧的世界尚未找到属于它的剧作家。” / 151
与阿尔贝·加缪共度十分钟 / 155
阿尔贝·加缪：“福克纳把古代的宿命带回了剧场。” / 157
阿尔贝·加缪对我们说：“福克纳是最伟大的当代作家。” / 160
《巴黎戏剧》杂志访谈 / 165
我们这代人的赌注 / 177
斯德哥尔摩媒体见面会实录 / 189
卡尔·阿尔贝·维吉亚尼的问卷 / 215
《法兰西晚报》访谈 / 253
关于《群魔》的几次访谈 / 257
阿尔贝·加缪谈《群魔》的改编 / 257
加缪谈《群魔》 / 260
答让·克劳德·布里斯维尔 / 265
阿尔贝·加缪最后的口信 / 277
最后的访谈 /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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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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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为艺术家，您是否选择了见证者的角色？
这需要非常大的抱负或者某种我不具备的使命感。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要求任何角色，我也只有一个真正的使命。作为人类，我感到自己对幸福的渴望；作为艺术家，在我看来自己依然要把许多人物角色生动描绘，不依赖战争和法庭提供支援。不过它们会主动找上门来，就像它们会主动找上每一个人一样。旧时代的艺术家们至少可以在暴政面前一言不发。今天的暴政得到了完善，它不再允许沉默或中立。必须表态拥护或者反对。好吧，既然如此，我表示反对。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选择了见证者的舒适角色。这仅仅是接受时代的本来面目，简而言之去从事他的职业而已。而且，您忘记了，如今法官、被告与证人已经对调了位置，速度之快堪为楷模。如果您认为我应该做出某种选择的话，那么我的选择是，至少，永远不要坐在法官的席位上，也不要像我们太多太多的哲学家那样坐在台下。除此之外，相对而言，行动的机会并不缺乏。在这其中，工团主义如今居于首位，而且最为丰产。
二、有人要把您最近发表的作品指责为堂吉诃德主义，这难道不是一种对艺术家角色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定义吗？
曲解词义是徒劳的，它们暂时还保持着自身的意义。对我而言，很显然，浪漫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选择了历史的永恒运动、宏伟的史诗以及某种时间终点的奇迹征兆。与之相反，如果我试图定义某种东西，它不是别的，恰恰是历史与人的共存，是在尽可能充足的阳光中有待建设的日常生活，是为了抵抗自身与他人的堕落而进行的顽强斗争。
某种历史意义没有被铭刻在各种重大事件之中，却无论如何假定了一个虚构的结局，最终却要把一切行动、一切真理与这种历史意义挂钩，这同样是某种理想主义，而且是最糟糕的理想主义。那么把未来当成历史规律就是现实主义吗？未来恰恰意味着它还尚未成为历史，而且我们对于它之后将会成为什么一无所知。
在我看来，与之相反，我为真正的现实主义辩护，反对某种缺乏逻辑的杀人神话，反对浪漫的虚无主义，无论这种虚无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还是所谓革命的。说到底，我相信规则与秩序的必要性，远非什么浪漫主义者。我只是提出，不能随便制定规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规则是由这个规则错乱的社会，或者相反，是由那些声称自己摆脱了一切规则与一切顾虑的空论家提供给我们的，这将非常令人震惊。
三、 马克思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们认为他们同样是人道主义者。但对他们而言，人的本性将在未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得到创建。
这首先表明，他们现在就在拒绝接受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本质：这些人道主义者都是对人类的控告者。这样一个意图会在诉讼环节发生偏差，谁会为此感到诧异呢？他们以未来之人的名义拒绝当下之人。这种意图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为什么他们比那些预告天国即将降临之辈更有正当性呢？事实上，受限于我们的条件，历史的终点无法拥有任何可堪确定的意义。它只能是某种信仰对象，某种全新骗局的目标。这种今日的骗局，绝不弱于过去建筑在拯救非基督教灵魂的必要性之上的殖民压迫。
四、 事实上难道不正是这一点使您与左派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了吗？
您想说的是，正是这一点使这些知识分子与左派分道扬镳吗？根据传统，左派一直在和非正义、蒙昧主义及压迫斗争。左派始终认为这些现象是相互依存的。认为蒙昧主义可以通向正义，认为所谓的国家利益可以通向自由，这样的想法是最近才出现的。真相是，某些左派知识分子（所幸不是全部）如今已然被力量与效率迷住了，就像我们那些右派知识分子在战前与战争期间那样。他们的态度有差别，但放弃却是一致的。一方曾想成为现实主义的国家主义者；另一方则想成为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最终，他们都以某种现实主义之名背叛了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从此之后失去了具体内容，并作为一种纯粹而虚幻的奏效手段而得到追捧。
这是一种我们毕竟可以理解的诱惑。不过最终，不管以何种方式绕过问题，那些自称或自认为左派的人，他们的全新立场就在于声称：存在一些情有可原的压迫，因为它们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方向，而这种方向根本无法证明。于是就会存在一些享有特权的刽子手，而没有任何东西曾经赋予他们特权。这有点像是约瑟夫·德·迈斯特在另一个语境里说过的话，而他从未被人当作纵火犯。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接受这一论断。请允许我使用直到目前为止仍被我们称为左派立场中的一个传统观点对其加以反驳：所有刽子手都是一丘之貉。
五、 艺术家在当今世界中能够做些什么？
我们既不要求他们描写合作社，也不反过来要求他们自己对其他人在历史中遭受的痛苦感到麻痹。既然您要我谈谈个人看法，那么我就尽量谈得直率一些。作为艺术家，也许我们并不需要干涉这个世纪的各种事务。但是作为人，却需要这么做。那些被剥削或枪决的矿工，那些集中营与殖民地里的奴隶，那些遍布世界、为数众多的受迫害者，他们需要所有能够开口说话的人去取代他们的沉默，并且和他们同舟共济。我日复一日地书写战斗性的文章稿件，参与那些共同的斗争，不是因为我希望希腊雕塑与伟大杰作遍布世界。在我心里，怀有这种愿望的人格同样存在。只不过，相比于尽力让他想象力的创造物栩栩如生，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从我最早期的那些文章直到我最近出版的那本书，我写了许多，甚至写得太多了，因为我无法克制自己被每天发生的事情吸引，被那些受侮辱与受贬低的人吸引，无论他们是谁。正是这些人需要信心，如果所有人都缄口不言，如果只让他们在两种屈辱之间进行选择，那么他们将永远灰心绝望，而我们也将和他们一样。在我看来不能容忍这种想法，而那些无法容忍此事的人，同样无法安睡在他的高塔之中。这不是出于道德情操，而是出于一种近乎生理器官层面的排斥，有人体会到了，有人没体会到。我看到许多人没有体会到这种感觉，但我羡慕不来他们的睡眠。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为了不知何种社会宣传去牺牲我们艺术家的本性。我在别处说过，为什么艺术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不可或缺。不过，如果我们以人的身份参与进去，这种经验将会影响我们的语用方式。而一旦我们不首先在我们的语用层面成为艺术家，那我们还算什么艺术家？我们在人生中积极行动，即便在作品里谈论沙漠或自私的爱情，只要我们的人生是积极的，就足以用某种更隐秘的震荡令这片沙漠和这份爱情中充满人类。在我们开始走出虚无主义的时刻，我不会愚蠢地为了人性的价值而去否认创造的价值，反过来也不会。对我来说，二者从来密不可分，而我衡量一位艺术家（莫里哀、托尔斯泰、梅尔维尔）伟大与否，就看他能否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今天，在各种重大事件的压力之下，我们被迫把这种张力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之中。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艺术家在重压下屈服，躲进了象牙塔内或者避难于社区教堂。而我从中看到了同一种放弃。我们必须同时服务于痛苦与美。长久的忍耐，毅力，隐秘的成功，正是这些美德缔造了我们亟须的新生。
最后一句。这项事业，我知道它开展起来不可能不伴随着危险与悲伤。我们应该甘冒危险：艺术家安坐家中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不过我们必须拒绝悲伤。艺术家的诱惑之一，便是自以为孤独，事实上时常有人带着某种相当卑鄙的乐趣向他们叫嚣这一点。这不值一提。艺术家立身于众人之间，处于一个精确的位置，与所有那些正在劳动与斗争的人们相比，既不高也不低。面对压迫，他的使命就是打开监狱，去把所有人的不幸与幸福拿出来讨论。正是在这里，艺术在它的敌人面前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同时恰恰显示出，艺术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如果单枪匹马，艺术恐怕无法确保那种以正义和自由为前提的新生。但如果缺少艺术，这种新生将无法成形，因此将是镜花水月。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必须包含的相对自由，社会，即便是完美的社会，也只是一片弱肉强食的丛林。这就是为什么，一切真正的创造都是给予未来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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