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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中文版shou部布勒东访谈录。
★ 布勒东，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超现实主义者，其作品《超现实主义宣言》《娜嘉》《疯狂的爱》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影响和启发。
★ 布勒东活跃于20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乃最全世界，却*今仍对我们的文学和艺术有着深远影响。
★ 本书直接、深入地阐释了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思想，回顾超现实主义地燃烧岁月，为当时文化界的风起云涌提供一份不可磨灭的证词。
★ 本书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法国文艺界的交往和繁茂。
★ 该访谈为布勒东本人精心打造，语言条理清晰、逻辑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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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安德烈· 布勒东，法国诗人、作家、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引领强调梦境、潜意识和原始冲动的艺术创作思潮，以颠覆性的诗歌语言直面“人类精神的迷乱”，对后世的文学及艺术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本书是国内出版的shou部布勒东访谈录，收录布勒东1952年应记者之邀，为法国广播电台录制的十六期访谈文稿。在其中，布勒东漫谈个人过往与经历，回溯言与词的游戏、解放无意识的运动、破碎语句拼贴的梦境，谈及对先锋派诗人及艺术家的看法，讲述流动成一场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历险。献出“一份证词，用以重温超现实主义的燃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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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安德烈·布勒东，法国超现实主义创始人、理论家，诗人、小说家，著述甚丰。作为理论家，他于1924年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同年成立“超现实主义研究会”后，主持出版《超现实主义革命》杂志，1928年发表论文《超现实主义与绘画》，1930年发表《超现实主第二宣言》，并创办一份新的杂志《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1934年发表《什么是超现实主义？》，1935年发表《超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一书；作为诗人，他于1919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当铺》，1923年发表诗集《大地之光》，1924年发表诗集《失去的脚印》，1931年发表诗歌《自由的结合》，1932年发表诗集《白头发的手枪》，1937年至1957年发表诗集《疯狂的爱》《诗集》《现行犯罪》《田野的钥匙》《神奇的艺术》等；作为小说家，他于1924年发表小说《可溶解的鱼》，1928年发表小说《娜嘉》，1932年发表小说《连接器》。 南京大学文学院学士。旅法求学九年，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钻研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现为法国文学全职译者。译有《愤怒与神秘：勒内·夏尔诗选》，安德烈·纪德《窄门》《田园交响曲》《背德者》《人间食粮》《伪币制造者》等。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任副研究员，主要研究西方文艺理论与法国思想。译有《无尽的谈话》《内在体验》等，编有《对诗歌的反派：安托南·阿尔托文集》《最后的言者：为了保罗·策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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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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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总序：露天广场中的对话 / 1
中译序 / 7
一 1914年之前——象征主义的余晖——保罗·瓦莱里的声名 / 3
二 1914-1918年大战——从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到雅克·瓦谢——兰波的魔力—直面“人类精神的迷乱” / 21
三 布勒东遇见苏波和阿拉贡（“三个火枪手”）——柯罗街的皮埃尔·勒韦尔迪——与伯爵缔约——瓦谢之死——《文学》杂志 / 41
四 战后——自动写作：《磁场》——查拉在巴黎—达达的演出活动 / 63
五 达达的瓦解——巴雷斯审判——邦雅曼·佩雷——在严格意义的超现实主义的门槛上 / 81
六 实验活动——对“第二状态”的系统勘探——罗贝尔·德斯诺斯的本领 / 97
七 催眠之暗礁：“危险的风景”——咄咄逼人地重新露面——“替罪羊”：阿纳托尔·法朗士 / 113
八 《超现实主义革命》：“必须起草一份新的《人权宣言》”——超现实主义研究所——给阿尔托放权——圣波尔——鲁宴会风波 / 131
九 重大疑问：精神解放难道不需要以人类社会的解放为先决条件吗？——迎接共产党 / 149
十 内心历险和个体创作与社会规范的较量——以“客观偶然性”为特征的新精神——性欲与有选择的爱——城堡街一瞥 / 167
十一 1830百年祭在超现实主义内部的暴力印记——后浪推前浪——《服务于革命的超现实主义》 / 187
十二 萨尔瓦多·达利与妄想狂批判活动——两次莫斯科之旅——从《诗歌的贫困》到《连通器》 / 203
十三 “作家保卫文化大会”——西班牙内战—惊天冤案：莫斯科审判——超现实主义的国际化 / 221
十四 在墨西哥——近看托洛茨基——为了一种独立的革命艺术—1939年的战争与流亡——“美国之音”和《VVV》 / 237
十五 几个奢望——在巴黎超现实主义必须挫败各种阴谋阻碍——活力之保证 / 253
十六 最后的回顾——幸福？关键是不曾“屈服”——荒野之花 /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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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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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过，当您回想起曾经领导过的战斗，回想起源源不断的难关、撕裂，还有牺牲时，您对自己有何感受呢？
好吧，我觉得自己没有失去年轻时的追求，这在我看来已经很不错了。我一生致力于追求那些被我认定为美的东西、公正的东西。总体来说，我按我梦想的方式活到了今天。在我领导的战斗里，从不缺乏和我一样果决的战友；多亏了他们，我从未失去人性的热情。确实，我不得不与他们中某些曾经和我亲近的人分开，其他人也离开了我，但关于他们的记忆长久地萦绕着我，这些记忆还会在某些时刻向我袭来，不可否认，每一次，都像一道伤口裂开。但我觉得，如果我们想要保下最初的赌注，就必须这么做，若不以此为代价，就什么也赢不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赢下了赌局。我无意吹嘘什么，但如今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对现代感性的塑造有过不凡的贡献。而且，它成功地让其价值尺度，即便不是全盘接收，至少也被认真地加以考虑。回想“超现实主义革命”这样一个刊物的名字，当时被认为非常夸张，但毫不过分地说，那样一场革命已在人们的头脑中完成。例如，让我们想想所有那些来自过去的人物形象吧：超现实主义让他们走出了阴影，如今他们被视为光之使者；至于那些虚假的光之使者，超现实主义则让他们回到了阴影之中。在这方面，我们当然不能奢求更多。但另一方面，巨大的阻碍等待着我们。哪一方面？我们自认为有义务主动参与的那个方面，也就是借助我们所处的位置，运用我们特殊的手段，去促成世界的社会改造。历史会告诉我们，今天那些要求独占这一改造权的人，到底是在为人类的解放而努力，还是在让人类遭受一种更糟糕的奴役。不管怎样，超现实主义作为明确的、有组织的运动，目的是回应尽可能广泛的解放意志，却无法从他们的体系中找到任何切入点。即便这标志着无可置疑的失败，在某些方面还意味着浪费了大量时间，但或许并非徒劳无益。首先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然后在1925年至1950年间，逐步进行汇报。而且……超现实主义，它只是自由思想的一小部分，却与一切奴化思想进行着较量，抛开斗争的结果不论，你知道，这像极了大卫和歌利亚……
我们无疑可以信任历史的判断，但您认为超现实主义当前的接受度与其真实的影响力相称吗？
在这方面，我内心没有任何失落的想法。一些重要人物去世了，他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终其一生默默无闻，另一些人经历了死后八十年的遗忘，才有机会让世人听见他们：不用因此把我与他们相提并论，我有理由认为自己比他们更受老天眷顾，星运更佳，谁知道呢？但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已经在问：一个人怎么能够觉得自己具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同时又放不下他在世间的地位。超现实主义当前获得的地位？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不是它应得的，但我对此没有异议：哪怕低了我也不会在意。在“地位”这个词里，总有一种令我不安的官方认可之意。我曾说过，出于性情，基于推理甚至超出了推理，我一直站在反对者那边，无论发生什么，我都愿意团结一个可以无限翻新的少数派（当然，它必须在一个更具解放性的方向上有所表态）。这适用于我所捍卫的一整套命题，与帝国主义的目标格格不入。依我看，人们开始在学校里讲授超现实主义就已经很过分了。我毫不怀疑那是为了简化它。在我年轻时，我能恰如其分地理解波德莱尔或兰波，就是因为他们压根没被写进课程大纲……
请允许我提一个无厘头的问题：如果超现实主义是1951年的一大发现，您还会以同样的热情投身战斗吗？
在这类思考中总包含着某种相当徒劳的意味。为了以稍显中肯的方式作答，有必要同时考虑三十年来我身上发生的变化以及同一时间世界发生的变化。不难理解，我自身的变化是基于世界的变化，以及其他的若干因素。在二十或二十五岁时，斗争意志是根据身边见过的最冒犯、最难忍的东西来定义的。在这一点上，当今世界呈现出的弊端不同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例如，在法国，当时精神遭受的威胁是凝固，而今日则是解体。影响世界格局和人类意识的各种裂痕还未产生（我想到了两大“阵营”的顽固对抗、极权手段还有原子弹）。显然，这种处境在今天的青年们身上激起的反应，不同于我们年轻时另一种处境让我们产生的反应。不过，我觉得，这丝毫没有削弱超现实主义关于诗歌、自由、爱情的主要命题。在全新的背景下，有待人们重新思考的是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不是为了指明我眼中的公正，我想我也不会无所畏惧地追随马克思，也不会在我的《夏尔·傅立叶颂》里，主张重新考虑傅立叶作品中依旧鲜活的内容。而且，我早早就加入了“世界公民”运动，因为在我看来，其目标在规模上是唯一符合形势要求的。无论这样一个行动不可避免地遇到何种困难，我都会一直无保留地信任罗贝尔·萨拉扎克身边那些激励者和组织者。
在您昔日的战友中，有些人抛弃了您，甚至背叛了您，您对他们有什么感觉呢？
我已经拉开了足够的距离，为了在这类评判中投入尽可能少的偏见。关于这个话题，我的朋友费迪南·阿尔吉耶在《哲学院手册》杂志中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超现实主义的人本主义与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其中表达了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观点。超现实主义，和曾经的浪漫主义一样，被分成两派：一派选择“不带梦想的社会行动”，另一派选择“一种态度，尽量守住最初的理想，但也减少介入”。对此，他认为可以确认，两派人具有同样的真诚和忠心，如果“道德维度和历史维度”无法协调，总之那也不是任何一方的错。鉴于我不断地主动参与论战，我显然无法赞同这一评价，但客观地讲，我觉得这不失为一种高见。我承认扰动是双重的，在超现实主义内部，就像近来的分裂再次表明的那样，断离的动机存在过，而且至今依然存在。除去曾经能把我们分开的一切，抛开我们持有的、尚未被完全打消的偏见，我渴望抵达这平静的时刻：毫不苦涩地注视由多人共同铺设的道路，毫无私心地感激某个东西，以至高的热忱将一些人聚集在同一项事业周围，即便那些人并非始终是同一批人……
我想，任何超现实主义调查都不会把幸福作为对象。您能否透露一下，在您的生命中，您赋予了幸福什么样的地位呢？
有必要明确一下“幸福”一词的含义。从思想的游戏，以及这些思想所能引发的回响中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并不等同于持久的惬意。但我觉得，某些人，包括我自己，尤其向往这种满足，哪怕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我说过，像我曾经投身的这类活动，其最惨痛的失利就是，在那些为之献身的人之间，它创造的情感联系往往经不住一定规模的意识形态分歧。所以这是充满变数的幸福。但我想，还是有某种真正幸福的东西值得确信：青春风暴没有搁浅于成年的泥潭，昔日激昂情感的伟大源泉—诗人们以及其他几个人，每一次狂风带回他们的嗓音，眼前就露出同一片永不失效的广袤区域。
说到幸福，我还能听见纪德对我们朗诵他的一篇文章，当时有阿拉贡、苏波和我，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人就是为幸福而生的，自然万物无不这样指点……”我心里思量，这话很有争议。在爱情中，我寻求的也不是幸福，而是爱情本身。
虽然您有可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请您具体说说，超现实主义为我们今天的各种技术如电影、广播等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景呢？
从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言》开始，我就颇为留心地指出，我对未来的超现实主义技术不感兴趣。至于将超现实主义应用于这样或那样的技术表达手段，当然更是如此。而且，杜尚的某些作品要归入哪一类呢？马克斯·恩斯特、马格利特、布劳纳的那些画作跟诗歌的关系就不如跟绘画的关系紧密吗？电影的标准可以穷尽《黄金时代》这类影片的内容吗？这种形式划分非常可笑。同样可笑的，是寻思我们那些对独自远航情有独钟的朋友，比如米罗或普莱维尔：他们在何种程度上是或不是超现实主义者？为了认识到问题的无效性，只需换成浪漫主义，甚至印象主义或者象征主义就行了……
这一系列访谈突显了您三十多年来的活动以及超现实主义运动，为此我们自然想要问您，您现在的精神和行动以什么样的视野为导向呢？
如果就像我所承认的，长久以来，超现实主义，始终是开阔的天空下一条相当喧哗的奔涌河流，近些年才转入延伸得足够长的地下航道，那么我会重申，这完全是一种外部印象，原因不过是这段时期缺乏定期的集体出版物而已。对于那些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每年都要给超现实主义送葬两三次的家伙，我无意冒犯，但我坚持认为，超现实主义的能量之源完好无损。对此我需要的证据，不过是1951年5月的这份最新声明，我越是将其归功于我的七位最年轻的朋友1，它就越是对我显得弥足珍贵：“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超现实主义挑战了那个不放过任何体系也不放过任何人的石化进程。不断警告那些还未患上失语症的人，持续摧毁那些压抑了人类数百年的经济和道德教条……最终去寻找疾病的烈度和毒性所需的新型解药：这些命令在我们看来源自超现实主义一直以来秉持的原则……在精神生活的意识和无意识之间，在革命行动和狂热欲望之间，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你们对这条轨迹不断做出定义，这条轨迹就是超现实主义的轨迹本身，而从你们有幸与之相交的原点出发，我们只能一口气跑完全程，并将其全部变成属于我们的东西。”谁也不能否认，我的人生正是借着一场运动拥有了血肉，而在一份囊括了这条格外漫长的运动轨迹的陈述结尾，可想而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份证词来得更有价值。
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用这个提问结束谈话吧：在您涉足的这场非凡的人类历险中，是什么维系了您的信念呢？
1942年，我在美国对耶鲁大学的学生们发表演说时，就曾强调过：“超现实主义诞生于对青春天赋中无限信念的肯定。”就我而言，我不曾有一刻背弃过这个信念。夏多布里昂说得好：“身为布列塔尼的孩子，我喜欢荒野。唯有其贫困之花不曾在我的领口凋谢。”我也来自这些荒野，它们常把我撕裂，但我爱它们在我心头维系的磷火之光。既然这道光抵达了我，我就尽我所能地把它传递出去：我自豪地想着，它还没有熄灭。在我眼中，关键在于把握我的机会，不辜负人类的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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