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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数学巨匠乌拉姆在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及核武器设计方面的贡献，使得我们如今的世界变得与之前大不相同了。早在四岁时，乌拉姆便对地毯上的复杂图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生为数学之美深深吸引，并在多样的领域取得傲人的成就。他以集合论、遍历论、数论等成名；他参与提出的蒙特卡罗法影响重大，至今已遍及计算机等众多领域；他提出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对氢弹的成功制造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乌拉姆☆引人注目之处，还是他对战后热核炸弹或者说氢弹的研制所做的贡献。
在本书中，乌拉姆回顾了他的学习经历、从很小时候就开始的对数学的痴迷、早期与波兰同仁研究探讨数学问题的恬静时光；也回顾了对物理学的兴趣如何扩展了他对科学的好奇心，就是这份好奇心又☆终促使他受邀加入了著名的“曼哈顿工程”，从而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本书还涉及了那些在科学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并且开启了核时代和太空时代的人们，包括爱因斯坦、冯·诺依曼、费米、奥本海默、泰勒等许多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并见证了“奥本海默事件”的经过，以及原子弹、氢弹爆炸等重大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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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为近代十大数学家之一，以集合论、遍历论、数论等成名。他参与提出的蒙特卡罗法影响重大，至今已遍及计算机等众多领域；他提出的泰勒-乌拉姆构型对氢弹的成功制造发挥了关键作用。乌拉姆兴趣广泛，为人低调，善于合作，是德才兼备的科学家楷模。
本书中，乌拉姆记述了自己与大数学家希尔伯特、冯·诺伊曼，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费米等人的交往及不为人知的逸闻趣事，回顾了自1944年起在洛斯阿拉莫斯加入“曼哈顿工程”，参与原子弹、氢弹、核能推动航天飞机研发工作的独特经历。乌拉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对战争、科学、人道的明确态度与深沉思索在当今仍富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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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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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1909—1984），著名波兰裔数学家、核物理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以集合论、遍历论、数论等成名，是遍及众多领域的蒙特卡罗法的发明者之一，曾参与“曼哈顿工程”， 对氢弹的成功制造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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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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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版前言
致 谢
序 言
第一部分 在波兰成长的数学家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大学时代
第三章 出国
第二部分 在美国工作的数学家
第四章 在普林斯顿的日子
第五章 哈佛岁月
第六章 过渡与危机
第七章 威斯康星大学
第三部分 生活在物理学家中间
第八章 洛斯阿拉莫斯
第九章 南加利福尼亚
第十章 重返洛斯阿拉莫斯
第十一章 “超弹”
第十二章 两位先驱离世
第四部分 最近十五年
第十三章 政府科学
第十四章 再任教授
第十五章 关于数学与科学的随想
后 记
参考文献
乌拉姆数学成就简介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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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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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版前言（节选）
威廉·G.马修斯、丹尼尔·O.赫希
当我看到在黑板或纸上写下的几笔潦草的字迹是如何改变了人类事务的进程时，我至今依然会感到无尽的惊奇。
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的这句话特别适合形容他自己的职业生涯。由于乌拉姆在数学、物理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核武器设计等方面的贡献，我们如今的世界变得与之前大不相同了。
当他还是那时尚属于波兰的利沃夫城的一名学童时，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过这样的签名：“S.乌拉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早年就有这样一些兴趣，年轻的天才乌拉姆最终被数学吸引或许是很自然的；波兰正是在这门学科上做出了其20世纪最杰出的才智贡献。乌拉姆很幸运地生在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家人多是律师、商人和银行家，他们为他提供了必要的资源，让他能够发展他的智力本能和早早显现出的数学天赋。乌拉姆最终在1933年以纯数学博士学位毕业于利沃夫理工学院。正如乌拉姆自己说的，纯数学在美学上的吸引力，不仅在于证明和定理中的严密逻辑，还在于数学表述中清楚说明每一步时的那种诗一般的优雅和简洁。这种非常基本的、贵族式的数学形式，正是乌拉姆年轻时利沃夫的波兰数学学派所关注的东西。
理工学院的纯数学家们并不是独来独往的学术隐士，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利沃夫的咖啡馆和茶室里讨论和捍卫他们的定理。这是一个倾情投入的数学家群体，通过公开的集体讨论来推进他们的工作，这让像乌拉姆这样有才华的年轻学者得以观察到纯数学能给智力带来的兴奋以及它的创造力。最终，年轻的乌拉姆可以与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数学家并肩参与其中。与斯特凡·巴拿赫、卡齐米日·库拉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马祖尔、雨果·斯坦豪斯等人在咖啡馆的长时间交流，为乌拉姆高度言语化的和酷爱与人协作的工作风格奠定了基调。乌拉姆这一早年的数学工作涉及集合论、拓扑学、群论和测度论。乌拉姆在利沃夫这个活跃的数学学派中的经历，使他终生都乐于对新的数学和科学问题进行高度创造性的探索。
随着战前波兰局势的恶化，乌拉姆欣然接受了访问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机会，并最终接受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教职。随着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程度的加深，乌拉姆的一些学生和专业同事开始从他身边消失，加入政府的秘密实验室。在尝试通过参加美国军队来为同盟国的战争努力做出贡献失败之后，乌拉姆应他的朋友、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数学家之一约翰·冯·诺伊曼的邀请，前往洛斯阿拉莫斯。正是在洛斯阿拉莫斯，乌拉姆的科学兴趣发生了转变，他在那里做出了一些他一生中影响最深远的贡献。
在他来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第一天，他就应邀与爱德华·泰勒的小组一起做“超级炸弹”工程的工作，该工程是设计热核炸弹或者说氢弹的早期尝试。除了泰勒的小组外，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科学家正在设计和制造一种基于铀或钚原子裂变或者说分裂所释放的能量的原子弹。尽管在洛斯阿拉莫斯，裂变炸弹必须在“超弹”之前制造出来，以作为“超弹”的点火装置，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泰勒已经全神贯注于“超弹”的研究，并拒绝就裂变炸弹的计算开展工作。作为将泰勒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一种手段，身为实验室负责人的奥本海默允许泰勒与几名科学家及助手一起研究“超弹”。泰勒在乌拉姆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后给他布置的任务，是研究自由电子之间的能量交换以及热核炸弹中预期将存在的、温度极高的气体中的辐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3年乌拉姆来洛斯阿拉莫斯第一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后来成为1950年乌拉姆与科尼利厄斯·埃弗里特合作开展的工作的关键部分，而正是该工作证明了泰勒为“超弹”所做的设计是不切实际的。
以他着手探究的第一个理论物理学问题为开端，乌拉姆开始了从深奥抽象的纯数学世界向一种截然不同的、对于物理学问题的可视化与解决来说十分必要的应用数学方向的转变。与洛斯阿拉莫斯那些物理学问题相关的数学涉及描述气体、辐射和粒子运动的微分和积分方程。很少有人尝试从纯数学到物理学的转变，能做到乌拉姆这个程度就更为罕见。他通过创造性的过程，以猜测为起点，带来了物理学中重要的新思想，它涉及超越了数学的严格逻辑本身的一个额外的尝试与判断的维度。“似乎很少的数学家能在较大程度上拥有”的物理直觉要受限于从实验中确定的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乌拉姆声称，他从未体验到“在纯数学的思维模式与物理的思维模式之间有什么鸿沟”。的确，在回忆录中，乌拉姆讨论了他从纯数学到数学物理学的转变，并希望他“对科学思维的分析能够成为本书中可能比较有趣的地方之一”。
对于乌拉姆学习物理学来说，很难有比洛斯阿拉莫斯更好的氛围了。战争期间聚集在这里的科学家堪称现代物理科学的名人录。一大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如汉斯·贝特、恩利克·费米、理查德·费曼、欧内斯特·劳伦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等，组成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强大智者集团。
在战争期间，乌拉姆通过对铀和钚的链式反应及其能量释放所依赖的、中子的分支和倍增过程进行统计研究，为裂变炸弹的研制做出了贡献。乌拉姆与冯·诺伊曼合作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受外部化学爆炸影响后一团球状的铀的内爆或压缩情况进行详细计算。当铀被压缩时，通过随机的铀核裂变而自然产生的少量中子更容易与其他铀核发生碰撞。其中的一些碰撞会导致进一步的裂变发生，使中子的数量进一步增加，直到引发快速的链式反应，最终在一场强烈的爆炸中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为了预测释放出的能量多少，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需要估计铀在被压缩时的具体行为。虽然这个问题在概念上很直白，但使用标准的数学分析方法是不可能得到准确答案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洛斯阿拉莫斯原子弹研究的核心机密，甚至连“内爆”一词在战争期间都属机密范畴。
不过乌拉姆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还是他对战后热核炸弹或者说氢弹的研制所做的贡献。在这种炸弹中，当两个氢核或氘核融合在一起时，就会释放出核能。1946年4月，洛斯阿拉莫斯举办了一次会议，对战时在“超弹”上所做的努力进行讨论和评估。乌拉姆也参加了会议。“经典超弹”的概念性思路是使用原子弹加热并点燃一定量的液态氘的某一部分。在这部分氘里积累的热能将引发氘核反应，进而依次加热邻近区域，引发进一步的热核反应，直到爆炸传播到全部的氘燃料。氘作为氢的质量较大的同位素，其原子核中有一个中子。人们更倾向于使用氘来反应，是因为它比普通的氢的反应温度要低很多。还有第三种同位素氚，它是一种质量更大的氢同位素，有两个中子，会在更低的温度下发生核反应。但与氘不同，氚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且要在核反应堆中制造它成本极高。
在1946年的会议上，对泰勒的“超弹”工程的评价是谨慎乐观的，与会者意识到了技术方面主要的不确定性和“超弹”设计上存在的潜在困难。在就会议上的讨论得出结论时，J.卡森·马克这样写道：“对大家考虑到的装置运行的各个步骤及其衔接过程中的行为，可以做出的估计是相当定性的，并在细节上存在疑问。是否有一种特定的设计可以很好地工作，这一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1946年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超弹”的能量获得与损失之间的净差额是很小的，如果没有灵活的设计来提供足够的能量差额，就无法保证成功实现引爆。
据马克·卡克讲：
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仅仅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基于现有的机制，在系统中产生的能量与无意义地损失的能量几乎是相当的。由于这一重要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进行有史以来最困难和最广泛的数学分析，而即使做了这样的尝试，也不确定是否能成功得出结论。
泰勒的团队在战争期间发展出的“超弹”的设计，其在聚变反应的点燃和维持方面的不确定性，在1949年底和1950年初仍然存在。不过，泰勒正是基于这样的氢弹设计前往华盛顿游说，并使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初决定加快聚变炸弹研究的。
关于“超弹”设计的两个主要问题是：（1）是否有可能将部分氘点燃，从而使热核反应得以启动；（2）液态氘中的热核反应一旦启动，是否能够自我维持下去，还是相反地，由于能量从反应区域损失的速率超过反应产生能量的速率，反应会减速并最终归于失败。“超弹”的点火需要一个起到扳机作用的原子弹，其中两团亚临界质量的铀能迅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超临界爆炸体，就像广岛的原子弹那样。点火问题很棘手。成功点火所需的非同寻常的高温，使得所需要的起扳机作用的原子弹的约当产量、其须达到的温度和要使用的可裂变材料的数量，都远远超过1950年时武器库中已有的炸弹。即使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氘也无法被直接点燃。人们认为，可以用少量的氚来帮助在最初被裂变炸弹加热的区域中启动氘燃烧。
“超弹”的第一个主要问题，即点火问题，乌拉姆是自己主动发起对它的挑战的，但开展工作时则是与科尼利厄斯·埃弗里特合作的。埃弗里特是乌拉姆在威斯康星大学的数学家同事，战后应乌拉姆之邀来到洛斯阿拉莫斯。这些研究详细地遵循了氚和氘的核反应的最初演变过程，包含了对热反应区加热尚未燃烧的核燃料的情况的估算，并考虑了膨胀和辐射造成的能量损失。乌拉姆和埃弗里特所做的计算既烦琐又精确。虽然计算的每一步都已被人们理解，但涉及的许多组件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使整个计算极为困难，其中就包括电子与辐射之间的能量交换。之前乌拉姆在洛斯阿拉莫斯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只是这一重大计算的一部分。为此，乌拉姆和埃弗里特每天要聚精会神地工作四到六个小时，这样持续了好几个月。由于计算的每一步都依赖前面的工作，每个阶段都必须几乎无误差地完成；幸运的是，不犯错误正是埃弗里特的专长之一。我们今天很难想象，这些计算是使用计算尺和老式的、手工操作的台式机械计算器来进行的。乌拉姆和埃弗里特必须做出许多近似和有根据的猜测，才能找到解决方案。此时乌拉姆显然已经具备了做出合理估计所需的物理学直觉和判断力。然而当计算完成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否定性的。如果没有很大量的氚，氘就无法被点燃，而所需的量足以使整个“超弹”工程变得不现实和不经济。几个月后，冯·诺伊曼在普林斯顿使用一台早期的电子计算机，证实了乌拉姆和埃弗里特的计算的正确性。
……
第八章（节选）
洛斯阿拉莫斯
1943—1945
1943年暮春，我写信给冯·诺伊曼，谈到了投身战时工作的可能性。我知道他已经参与其中了，因为他的信经常是从华盛顿而非普林斯顿寄来的。我做教学并不是很快乐，尽管我做了很多数学研究，也撰写论文、组织研讨会，并教授和战争有关的课程。我仍感觉时间浪费掉了，我觉得我能为战争做更多事情。
一天，约翰尼在回信中暗示说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正在进行，他不能告诉我是在哪里。他说他要从普林斯顿途经芝加哥到西部去，并提议说我可以到联合车站去和他面谈，因为火车换乘有两小时的间隙。这是1943年初秋时的事。
我如约前往，而约翰尼当然也按约定出现了。护送他的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就像大猩猩一样强壮。他们显然是警卫员，这让我印象深刻，我想约翰尼一定成了重要人物，才会有这样的待遇。其中一名警卫员去办理车票手续了，我和约翰尼谈了起来。
约翰尼说现在有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工作，而我很可能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他依然不能告诉我是在什么地方，但他很频繁地在普林斯顿和那地方之间往返。
不知为什么，也许纯属偶然或是不可思议的巧合，又或是有先见之明，我开玩笑似的回答：“嗯，你知道，我对工程学或者实验物理学了解不多，我甚至不清楚厕所冲洗装置是如何工作的，只知道它涉及某种自催化效应。”听到这里，我看见他的脸抽搐了一下，表情变得古怪起来。后来，我才了解到“自催化”这个词的确会在原子弹制造工程中用到。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个巧合。我说：“最近我一直在研究分支过程。”比如有一篇瑞典数学家发表的论文，是关于类似细菌繁殖一样的粒子倍增过程的。这个工作是战前完成的，是一个关于概率过程的巧妙理论。它同样与中子倍增的数学理论有关系。约翰尼又一次用近似怀疑和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惨笑了一下。
我偶然遇见了威斯康星的天文学家乔尔·斯特宾斯，他告诉我有一些和铀有关的工作正在进行，还谈到了从重元素中释放能量的情形。我怀疑是这个消息促使我下意识地发表了上述言论。
在这次于车站的会面中，约翰尼和我还谈到科学界在规划对战争有用的工作时，似乎普遍缺乏想象力，特别是在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计算方面。我指出，我对部分主要参与者的年龄有疑虑（那时，超过四十五岁的人在我看来就算老了）。约翰尼也认同其中明显有高龄因素。像往常一样，我们试图用诙谐的评论来冲淡忧伤，说应该有人出面组织一个“老年”协会，成员是那些对为战争出力感兴趣，但深受早衰或速衰之苦的人。
由于约翰尼除了说去西南部外，不能或不愿透露他具体要去哪里，我便想起了一则古老的犹太故事，讲的是两个犹太人在俄国搭乘一列火车。其中一个人问另一个：“你要去哪儿？”另一个人回答：“去基辅。”第一个人随之说道：“你这个骗子，你告诉我你要去基辅，好让我以为你要去敖德萨，但我知道你要去基辅，所以你为什么要撒谎？”于是我对约翰尼说：“我知道你不能告诉我，但你说你要去西南部，好让我觉得你要去东北部，但我知道你要去西南部，所以你为什么要撒谎？”他大笑起来。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战争形势、政治和世界局势；然后他的两个同伴都回来了，他就走了。
我和他又见过一次面，我想是在芝加哥，那是在我受到官方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名称不详的工程之前，这个工程很重要，研究与恒星内部有关的物理学。邀请信由著名物理学家汉斯·贝特签署。一起寄来的还有人事部门的一封信，详细说明了职位、薪水、审批程序，以及到达目的地的方式等。我怀着激动和热切的心情立即接受了邀请。
薪酬略高于我在大学里的收入，而且是以十二个月为基准支付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有五千美元。在那里，像贝特这样的专业物理学家的工资已经比大学的高不少了。我后来得知，来自哈佛的化学家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拿到了据称天文数字般的九千或者一万美元。
我把有机会参加这样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战争工程的情况告知了我的学校，并获得了在此期间休假的许可。
我的学生琼·辛顿在几周前已经到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地方去了。琼上过我开的经典力学课，有一天她来到我位于北大楼的办公室，询问我能否在学期结束前三四周给她举办一次考试，以便她能参加某些与战争相关的工作。她出示了一封系主任英格拉哈姆教授的信，信里授权我可以这样做。她是一个好学生，一个相当古怪的女孩，金发、健壮、漂亮。她舅舅是英国物理学家G.I.泰勒，她还是19世纪著名的逻辑学家乔治·布尔的曾外孙女。我就在信封背后写了几个问题；琼拿了几张纸，带着笔记本席地而坐，写完了她的答卷，通过了考试，随后从麦迪逊消失了。
很快，我熟识的其他一些人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没有说去哪里就消失了。这些人中有在咖啡馆认识的人、年轻的物理学教授以及研究生，包括戴维·弗里施及其妻子罗丝——她是我微积分课上的一名研究生、约瑟夫·麦吉本、迪克·塔舍克等人。
最终，我得知我们要去新墨西哥州，去一个离圣达菲不远的地方。由于从未听说过新墨西哥州，我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联邦作家项目的《新墨西哥州导游指南》。书封底的借阅卡上有借阅者们的签名，我看到了琼·辛顿、戴维·弗里施、约瑟夫·麦吉本和所有其他因机密的战争工作、没说去哪儿就神秘消失者的名字。我就以这样一种简单而出人意料的方式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在战争时期要保证绝对机密和安全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也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和斯特宾斯很熟，在到达洛斯阿拉莫斯大约一个月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我没有说我在哪儿，但提到了时值一二月份，我在地平线附近看到了老人星。事后我想到，作为一位天文学家，他能够很容易地推断出我所处的纬度，因为老人星是南天的恒星，在北纬38度以北是看不到的。
我们订车票时遇到的问题这里就略去不谈了。即使我拥有优先权，我们还是被拖延了将近一个月才出发。在火车上，为了给已经怀有两个月身孕的弗朗索瓦丝弄到一个卧铺位，我不得不给售票员一笔小费。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我想也是最后一次“贿赂”别人。
我们到达了一个遥远的、人迹罕至的、毫不引人注目的小站，新墨西哥州的拉米镇。令我无比惊讶的是，在那儿迎接我们的是杰克·卡尔金，一位我很熟识的数学家。几年前我在芝加哥大学遇见了他，之后又见过很多次面。卡尔金曾是约翰尼的助手，并和他一起去伦敦讨论空中投弹模式与方法中的概率问题。就在几周前，他加入了“曼哈顿工程”。他是个高个子、外表帅气的男子，比多数数学家更会为人处世。听说我要来，他从军队的车辆调配场借了一辆汽车，开车到火车站来接我们。
阳光很明媚，空气清爽而令人陶醉，虽然地上有很多积雪，但仍然挺暖和，与麦迪逊的严冬形成了可喜的对比。卡尔金开车带我们进入圣达菲，我们在拉方达酒店停下来，坐在酒吧间低矮的西班牙式桌子边吃午饭。吃完一顿有趣的新墨西哥州风味的午餐后，我们走到了中央广场附近一条小街上一栋一层建筑的门口。在一套简朴的房间里，一位笑容可掬的中年妇女请我填写了一些表格，然后在一台老式台式机器上转动曲柄，制作出了我们进入“洛斯阿拉莫斯工程”的通行文件。这间不起眼的小办公室就是通向庞大的洛斯阿拉莫斯复合体的入口。此情此景很像英国那种“斗篷与匕首”式的涉及秘密行动的悬疑故事，勾起了我小时候为这类故事着迷的回忆。
开展工程的地点在圣达菲西北大约四十英里处。旅途有些让人提心吊胆，杰克特意想让我们领略一下乡村景色，于是带我们抄了一条近路，这是一条泥泞的小道，周围稀稀拉拉地分布着一些墨西哥人和印第安人的村落，走完这条路，我们通过了格兰德河上一座狭窄的木桥。
周围的环境富有浪漫色彩。我们向上走啊走，进入了一片由平顶山、峭壁、矮松和灌木丛组成的奇特而神秘的景观。随着海拔的升高，眼前出现了一片松树林。在铁丝网围住的一道军队大门前，我们出示了通行文件，而后车开进了一片坐落在泥泞而未铺砌的狭窄街道边的杂乱的一层或二层木质建筑之中。
我们分到的是池塘边的一间小木屋（他们承诺等更大的宿舍盖好后就给我们更换）。之后我就跟着杰克初次参观了技术区域。
我们进了一间办公室，在那里我惊讶地发现约翰尼正在全心地和一个中等身材、浓眉、表情严肃的人谈话。他在一张黑板前面踱来踱去，稍微有点儿跛脚。这人就是爱德华·泰勒，约翰尼把我介绍给他。
他们交谈的内容我只能懂个大概。黑板上有一些极长的公式，把我给吓住了。看到这些复杂的分析，我目瞪口呆，担心自己永远无法为之做出任何贡献。但日复一日，那些方程式一直留在上面，而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几个小时就会变化一次，这让我重拾了信心，有了能为这些理论工作添砖加瓦的希望。
我能听懂他们对话的一些片段，一个小时后，约翰尼把我拉到一边，正式而清楚地向我解释了这项工程的本质与现阶段的状况。洛斯阿拉莫斯的工作是两三个月前才认真开展起来的。冯·诺伊曼似乎非常确信工程的重要性，而且流露出了对这项事业最终能获得成功的信心，它的目标是制造出一颗原子弹。他给我讲了考虑过的关于提炼可裂变材料的问题，关于钚的问题（虽然当时洛斯阿拉莫斯还连一丁点儿真实存在的钚都没有）的各种可能性。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几个月之后我看见罗伯特·奥本海默兴奋地从一条走廊上冲下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瓶子，维克托·魏斯科普夫紧跟在他后面。他把瓶子底部几滴神秘的物质展示给大家看。一扇扇房门打开了，人们聚拢过来，进而窃窃私语，大家兴奋异常。这是实验室第一次拿到了钚。
不用说，我很快就遇到了大部分先于我从麦迪逊神秘消失的威斯康星的熟人。我第一天就碰见了汉斯·贝特，我对他的了解要比对泰勒的多些。我逐渐认识了整个理论和实验物理学家团队。我之前已经认识了许多欧洲和美国的数学家，但还不认识那么多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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