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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鸿隽的治校思想149 第三节 “现代化”与“国立化”的具体措施与表现159 第四节 《川行琐记》事件与任鸿隽去职188 第五节 小结210 第四章 成为“名副其实之国立大学”：“拒程运动”的前前后后220 第一节 “国立化”进程的迅速推进221 第二节 “拒程”运动236 第三节 余波：从“国立化”到“党化”272 第四节 小结279 第五章 大学中的“国家”：总结与思考283 附录 学术“中心”与“边缘”互动中的典范融合：四川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309 征引文献351 主题索引372 原版后记402 內容試閱： 绪 论 在西方历史上，大学曾一度颇具“世界精神”（主要是欧洲的小“世界”）。大学的师生来自欧洲各地，使用着同样的学术语言（拉丁语），分享着共同的文化预设，可以在欧洲的各大文化中心受到学者应有的待遇金耀基：《大学的世界精神》，收在《大学之理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72~73页；王挺之：《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但是，近代以来，随着民族主义思潮和实践的出现，大学的目光也随之更多地转向国内，并自觉承担起塑造民族认同的使命具体情况参看Sheldon Rothblatt，Universitie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Identity Formation，收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505~535页；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著，张弘译：《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1~125、128~129页。需要指出的是，Sheldon Rothblatt在这篇文章中提醒学者，不宜夸大中世纪大学的所谓“世界精神”，它们在国家与地方事务中仍然扮演着相当活跃的角色。。 在现代中国，大学和国族之间，尤其具有一种密不可分的关联。虽然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相应的制度与机构，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各“大学”，的确是在中西文化竞争过程中，对西方制度加以模仿的产物。作为一种外来的学术建制，大学如何在中国土地上生存？进一步，又如何使其成为“中国的”大学？不少读书人认为，只有中国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学，才能有效地应付与西方的“学战”还在留学期间的胡适（1891—1962）对此就有所体会。在《非留学篇》中，他把兴办大学，尤其是国立大学视为教育救国最重要的方针。详论参见罗志田：《胡适传——再造文明之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3~125页。。这就把“国家化”或“国立化”（nationalization）问题摆上了台面。在同样的关怀的驱使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界曾经热烈讨论过在西方知识霸权的笼罩下，如何实现中国的“学术独立”的问题。同时，在二十世纪的诸多民族主义抗议运动中，大学生也无疑充当了主力角色参考John Israel，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桑兵：《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 　　就目前的研究看，中国大学的国立化（或国家化）运动，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它们分别和民族主义的两个向度相关：一是对外的，一是对内的。对外的类型，主要通过教会大学和具有“外交”根源的清华学校（大学）体现出来。对它们来说，国家化的目标和表现即是争取学术独立、收回教育权。简言之，要使大学真正“属于”中国，而不只是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方面，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成为中国大学史研究中成果较为丰富的一个领域王维江、廖梅编：《基督教文化研究中文论著索引》，收在朱维铮主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72~481页；章开沅《教会大学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吴梓明《岭南大学与中国现代化》、顾学稼《华西协和大学的收回教育权运动》，均收在顾学稼、林霨（Arthur NWaldron）、伍宗华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4、268~285、327~342页；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1~226页；刘家峰：《调适与冲突：1950年前后的教会大学——以齐鲁大学为个案》，收在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1~335页；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13~142页；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金以林：《南京国民政府发展大学教育述论》，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2~308页；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84~197页。此外，珠海出版社在1999年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教会大学的研究著作，包括《华中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福建协和大学》《齐鲁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关于清华大学的“国立化”，参看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转下页）。 　　但是，正如罗志田教授指出的，民族主义在“抗议”一面外，还有着“建设”的一面，而后者是我们过往的研究不甚注意的①。 这一面在大学“国立化”问题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如何使一所大学成为“国家的”，而这也同时带来了中央与地方或私人之间的竞争②。本书考察的四川大学（以下简称“川大”）“国立化”进程就是这样一个事例。川大远处内陆城市，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相对较少（“相对”二字重要。事实上，和它同城的，还有一所教会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其生存与发展，主要与国内政治、社会格局的变化息息相关，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对其影响甚深。我希望通过对此一进程的考察，为学术界研究中国现代大学的“国立化”及与之相关的民族主义、“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等议题提供一个可供进一步分析的事例，以增进我们对中国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多层面上展开的了解。 　　毋庸讳言，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特别是在抗战以前，四川大学并不占有若何重要地位。虽然是国立大学中成立较早的一所，但不论是地域所在还是学术名声，抑或在中央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它都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这样的题目似乎仅对川大校友才有意义，对“校史”以外的历史研究来说，则显得微不足道。 第一章 大学格局与地方政治：从“三大”鼎立到国立四川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是1931年由国立成都大学（以下或简称“成大”）、国立成都师范大学（以下或简称“师大”）和公立四川大学（以下或简称“公立川大”）合并而成的。这三所学校，除了国立成都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其他两所的历史都可追溯到清末。成都师大的前身是1905年组建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入民国后，先后改名四川优级师范学校、四川高等师范学校，1916年改为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以下或简称“高师”“成高”），成为当时六所国立高师之一。公立川大则由1906—1910年分别设立的四川通省法政学堂、四川通省农政学堂、四川藏文学堂、四川通省工业学堂、四川存古学堂，经过各种演变后，在1928年合并组建有关学校在1924年以前的沿革情况，参考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川大史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34页。。 　　在国立川大成立之前，尤其是在20年代中后期，各校虽在人事上有所重合，在校际关系上却矛盾重重。合并的计划虽早在1928年就已出台，但因当事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几经争议后，又一度搁浅。直到1931年，因地方军政力量的强势介入，才算是尘埃落定。这一过程颇为曲折，各方的互动也极为复杂，涉及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同教育观和文化观的碰撞等多种面相。从教育行政的角度看，更直接牵涉大学管理权的归属。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延续到1931年后。可以说，川大国立化的序幕，是在20年代开启的。因此，有必要对此过程做一回溯。 第一节 “成、高纠纷” 国立成都大学的酝酿 　　成都大学是四川最早组建的大学，其立校过程也最为曲折，和地方军政格局的变化，特别是川军不同派系间实力的消长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后，四川沦为各大政治派系争权的对象，以致***林立，派系众多，彼此之间混战不休。1924年春，自1918年以来长期掌权的国民党系熊克武（字锦帆，1885—1970）部，在北洋政府支持下的杨森（1884—1977）部队的不断进攻下，战败出川。杨森攻入成都，独揽军政大权。3月，他派人接收国立成都高师（以下简称“高师”），原高师校长、国民党人吴玉章（1878—1966）交卸职务，旋即出川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20页。。杨森派来代替吴玉章的，是北大毕业生、曾一度担任高师英语学科主任的傅振烈（1893—1972），其时乃是杨森秘书团的秘书之一。 　　这一决定立刻受到高师学生拒绝，先后两次发表宣言反对。其第一次宣言云： 　　西南教育被蹂躏久矣，堂堂校长，屡出兵间。敝校国立于斯，亦数苦其荼毒。今何幸蔡州城下，喜见官军，百废待兴，黉序尤重。乃有无廉耻之傅振烈（字子东）竟敢于统一政府之下，弁髦国宪，夤缘私门，欲攫取敝校校长一席，以作群丑之根据地。当局者军事旁午，堕厥彀中，委令行之，受而不怍（本校校长中央得用委令，省政府礼聘，亦属例外）。查该傅振烈识浅体卑，风操蚩拙，精神萎靡，就木行将。前此奔竞敝校，滥竽教员，讲义不通（讲义具在），驱除以去。不得已拜军阀走狗熊（字晓岩，即摧残教育者）［按，晓岩，或作小岩，？—1937。引者注］之门，谬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新学制会，不解学分，攻击频遭，□不知耻。至其私德卑卑，尤污楮墨……同人等慎重师资，不甘屈辱，良心自动，意图革新。对于傅振烈，矢志反对。至旧校长之去留，毫不过问。而新校长已电请政府简任有学问，有人格，有名望，并富于教育经验者，莅此接充，俾资起废。所望大雅名流，硕□耆旧，主张公道，抑此夸毗。敝校幸甚，中国幸甚。《高师反对傅振烈校长》，《商务日报》1924年2月23日，第2张第6版。括号中的话系原文。按，熊为国民党人，曾任四川省议会会长。据经济学家彭迪先（1908—1991）回忆：“1922年成都各校学生为争取教育经费独立举行游行，到省议会请愿。省议长熊晓岩将请愿代表拘押，引起大家义愤，组织游行的同学鼓励大家去熊晓岩家，找他质问，我也跟着大队同学打着小旗一起去闹。熊家事先早有准备，调来警察数百人镇压，结果同学与警察发生冲突，秩序大乱，喊声四起，学生闹了半天，不仅有的人受伤，而且毫无结果而回。”此处所谓“军阀走狗”“摧残教育”，盖与此事有关。参看彭迪先：《我的回忆与思考》，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从中可见，高师学生反傅，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其学问不佳，人品有亏，声名狼藉；二是，高师是国立学校，校长应由中央委任，不应由省政府任命。第一条是对傅振烈个人学行的品评，第二条则关系高师的学校性质及权力归属问题。成都高师虽自1916年以来即改“国立”，但20年代四川政治自成格局，事实上中央政府早已无力控制。“现官不如现管”，高师学生对杨森不能无所忌惮，因此，宣言集矢所向，主要还是傅振烈个人品行上。宣言并明确表示，无意过问“旧校长之去留”，强调反对傅振烈和吴玉章无关，亦出自这方面的考虑。 　　第一次宣言发布后，并无效果，傅振烈在杨森支持下，依然到任视事，聘任教员。学生遂发布第二次反傅宣言，内称：“顷闻所聘先生，悉皆退聘。即有一二走狗，为之沿街收匿传单者，亦为我辈发觉，加以申斥。至当局方面，已一再陈情，恳求义断。”在撤傅命令未下之前，傅氏“所有一切行为，则认为私人交涉，不能于敝校发生效用”。宣言“为国家计，为学业计”，提出两条建设意见。一是“聘选新校长之标准”： 　　（一）海内名宿，确有学术，不涉政潮者；（二）于专门教育，富有研究及经验者；（三）对于西南各省教育，确有计划者；（四）川籍学者，如张真［应为张真如，即张颐。此条引文中凡方括号内文字皆系引者注，圆括号内文字系原文所有］，如任叔永［即任鸿隽］（同人等于二人素昧平生，特其著述足以快人心脾，故略奉［原文如此，疑当为“举”］之，以作理想人格云）之流，或省外与张、任相者［原文如此，疑有脱文］，均表欢迎。 其次，“在新校长未到校以前，援京沪各校例，由同学公请前教务长何叔宜先生，及前斋务主任秦丕基先生维持学校一切进行。至于傅振烈个人，倘不退避，则与流氓擅入学校一例对付”《高师反对傅振烈第二次宣言》，《商务日报》1924年2月27日，第2张第6版。。 　　除了这两个在宣言中公开表述的理由外，米庆云先生后来通过对高师、成大师生的采访发现，时人拒傅，还有一层更为微妙的人事派系方面的原因：“傅是留美学生，而四川高等教育，自清末民初起都是留日学生在主办。”不但高师校长，其他几个专门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以及四川军政界的上层人物也多是留日学生。其时“欧美留学生在四川教育界和政界，人数很少，也还没有形成力量。傅以一个留美学生获得四川教育界第一把交椅的高师校长位置，这是打破旧有秩序的突出事例，当然会引起同行人的震惊”关于国立成都大学成立和发展的基本情况，参看四川大学校史编写组：《川大史稿》，第90~94、102~109页；米庆云：《国立成都大学兴废记略——从成大、成高的纠纷到成大、师大、川大的合并》（以下简称《成大兴废》），收在四川省政协、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3~92页。《川大史稿》叙述较略，米文较详。米庆云曾在成大读过书，在写作过程中又采访了成大、高师（师大）的不少师生，他的文章中提供了不少公开发表的文字中不易见到的内幕，颇具参考价值。。只是这条理由不如前两条那么“正大光明”，不便在宣言一类文字中公开表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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