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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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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自然生态系统、产业生态系统和人居生态系统三方面剖析上海的绿色“生长”路径，分析了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城市的绿色“家底”，以及迈向生态之城的实践探索，认为绿色产业协同和韧性治理是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公园城市建设和城市生态空间拓展阐释生态空间优化和品质提升对于绿色人居生态系统建设的重要性，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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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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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琴，女，江西庐山人。生态学博士，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兼任中国生态学学会区域生态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林学会自然保护地与生物多样性分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副研究员等。入选2022年中国科协科技智库青年人才计划，研究方向为人类活动干扰下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相关政策、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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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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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何为生态城市.001
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001
城市生态化：生态城市的演化和内涵 006
超大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之需 011
第一篇.超大城市的绿色本底——自然生态系统
第一章优越——超大城市的自然禀赋 021
一、上海、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的关系 022二、长江河口三角洲自然地理区位优势 026三、生物多样性让城市更美好 032四、得天独厚的河口海岸滩涂湿地 037
第二章超大城市的生态保护与实践 043
一、“全球城市”生态城市发展的共性 044二、未来上海城市生态环境内外部压力 049三、向生态之城迈进的探索与行动 054四、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生态共赢 068
第二篇.超大城市的绿色发展——产业生态系统
第三章协同——生态之城发展的准则 073
一、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及其应对 074二、工业化后期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 090三、绿色城市与绿色产业协同 093
第四章产业绿色转型与城市韧性治理 099
一、上海如何成为引领城市韧性可持续发展的标杆 100二、能源转型与“三碳”创新 105三、绿色金融促进绿色转型 110四、超大城市的乡村产业功能 114
第三篇.超大城市的绿色家园——人居生态系统
第五章和谐——人与自然相处之道 119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现代化 120二、从城市公园到公园城市：城市发展的新高度 124三、公园城市如何体现人民至上？ 130四、美丽乡村的生态服务价值 134
第六章拓展优质城市生态空间 139
一、城市生态空间体系功能、特性与构成 140二、扩绿：生态空间优化和品质提升 143三、生态空间体系与城市空间形态联动 147
参考资料.151
后记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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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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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何为生态城市
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城市与文明同源，城市化过程就是人类文明的演化过程。全球范围内，城市贡献了全球 GDP的 80%，城市人口已从 1950年的 7亿，增长到 2020年的 44亿，预期到 2050年将增长至 66亿。伴随现代化进程，城市形态和功能也发生了深刻变革。
我们可以从不同维度理解城市。经济学的城市是指在有限空间地域内，生产生活要素、经济活动和人口居住集中，以致在企业和公共部门产生规模经济效应的连片地理区域。社会学的城市是指具有某些特征的、在地理上有界的社会组织形式，人口密集，社会分工严格，具有市场功能，制定规章约束。城市显示了一种相互作用方式。生态学的城市则被认为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具有一般生态系统的基本特性，由人、动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与各种环境条件等非生物要素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成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城市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大事、谋长远，召开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战略。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 7个超大城市、 14个特大城市的人口占全国的 20.7%，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三成以上，超大特大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动力源和增长极的作用。 2020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指出：
“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同时，城市发展不能只考虑规模经济效益，必须把生态和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城市布局的经济需要、生活需要、生态需要、安全需要。”因此，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就需要我们从社会、经济、自然三方面去深刻认识一座城市。
城市首先是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系统具有人类影响主导、结构复杂、空间异质性高、生物种类和群落种类多样、社会经济驱动强烈等特点。本质上看，城市是地球表层一种具有高强度社会、经济、自然集聚效应和大尺度人口、资源、环境影响的微缩生态景观。人类发展离不开自然，但城市化发展却使自然环境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被人工环境所替代。从驱动力上，城市生态系统不但受到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控制，更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人类对城市结构和布局的规划决定了城市生态系统的基本空间格局。从动态变化上，在人类高强度的能流物流驱动下，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变化速度很快。动态特征体现了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及其驱动力，因而城市建设要有动态观的前瞻性，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也是动态演进的复合生态系统。其本质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子系统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受到自然和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物质和能量在其中循环、流动，被反复地充分利用，各种生物又通过食物链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作为子系统之一，产业生态系统是指按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知识经济规律组织起来的基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具有高效的经济过程及和谐的生态功能的生态经济系统。人居生态系统则是指一个居住环境系统，即充分贯彻了生态理念、宜人居住、人与环境和谐统一的综合性环境系统。城市生态系统内部各部分联系紧密，很难分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为城市的人们生存和发展提供必要的生活环境、生产条件和发展空间。城市的发展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中群落的演替过程，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初级至顶级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城市这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如果说“社会”是城市发展的主导，“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命脉，那么“自然”就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然而，如果城市环境越来越单一，动植物的栖息生境越来越退化，生物多样性急剧下降，其结果是自然生态系统被破坏，后果是城市中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经济活动由于失去了自然生态支持而陷入危机。城市要成为高效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其内部的物质代谢、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关系，就应该是一张环环相扣的网，而不是一条简单的链或是单个的环。
城市生态系统有其复杂性。城市所需求的大部分能量和物质，都需要从其他生态系统人为地输入。同时，城市在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大量废弃物必须输送到其他生态系统中去，因此城市是寄生的、不完全的生态系统。近年来，一系列生态环境危机和极端气候事件正在重构人类社会，城市首当其冲。城市安全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对当前城市安全发展和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城市化中后期的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成为城市治理的重中之重。虽然世界城市仍然是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主战场，但是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首要的议程是确保城市更加安全和健康，必须保持生态平衡，促进城乡和谐，提升城市对传染病、气候和各种生态危机的抵御能力。上海市常住人口有 2400多万，这样规模的人口和城市非常依赖于长江流域和海岸带强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换言之，大城市需要完整的生态系统服务支撑。
城市生态系统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城市生态系统风险暴露程度高且演化速度快。城市化在空间上表现为要素的集聚过程，大量人口和产业高度集中，一旦面临冲击则遭受的影响较大。高强度经济社会活动下，城市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演化速度更快、过程更复杂。另一方面，城市生态系统突出人的治理因素。城市建设的过程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开发、调适过程，最终达到平衡协调发展状态。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技术工程互为补充、嵌套融合，共同形成“城市绿色基础设施”，为城市提供公共服务、改善人居环境。
从持续性视角看，城市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在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城市面临的热岛效应、洪涝灾害和疫病风险等“城市病”还在不断加剧。这些问题与传统城市建设中缺乏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全面了解有关。解决出路也许只有一条，那就是要努力使城市建设同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融合，按照生态学的自然规律来改造、规划和建设城市，使城市成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让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生态城市”。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重视生态和绿色发展，拓展绿色空间，也就是把富有生命气息的绿色引入灰色的城市空间。许多国际大都市如伦敦、巴黎、东京、纽约、新加坡等经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已在这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探索经验。
城市生态化：生态城市的演化和内涵
据联合国统计，至 2050年全球将有 6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城市化水平随之带来的能源问题、健康问题、社会安全问题等，对于全世界来说都将是严峻的挑战。上海要确立国际大都市地位，必然会在科技、教育、人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生态环境、城市文明程度等各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国际大都市的形成固然要有经济优势、区位优势、城市规模、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条件，但不能忽视生态条件在国际大都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挪威奥斯陆为例，凭借其在环保措施、绿色交通、绿色经济等方面的成功实践，获 2019年度“欧洲绿色之都”美誉。奥斯陆非常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着力打造“零排放建筑”，建立了完善的碳排放管理机制。为了推动绿色发展，制定了一套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方案。生态环境竞争力逐步成为一座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城市的区域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决定了生态城市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持续建设环境友好型、绿色生产型、绿色生活型、健康宜居型和综合创新型城市，打造特色鲜明的绿色生态城市，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选择。
城市生态化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的“生态化”已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
念。城市生态化强调复合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
即实现人与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
“生态城市”（eco-city）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名词，但这
一概念由来已久。生态城市是在 20世纪 70年代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发起“人与生物圈”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受
到了全球广泛关注，但对这一概念仍没有公认的定义。之
后，美国一些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都强调人与社
会、环境的协调发展，认为经济发展不再是城市评价的唯
一或最重要的指标，建设可持续的、生态健康的、高效和
谐的人居新环境应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
1984年，苏联生态学家扬诺斯基（ O. Yanitsky）首次
对生态城市的概念进行了系统定义和构想，提出：生态城
市是一种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术与自然充分融合，人的
创造力和生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得到最大限度保护，物质、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
态良性循环的一种理想环境。城市生态化发展的一个重要
指标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认识和重视。自然生态系统对缓
解城市污染、改善城市气候、净化有害物质、减少病虫害
发生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其本身卓越的自我调节机理，
也给人类以有益的启示。因此，在城市中应该容留、配置
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并相应地营造多样化的生物栖息
环境。
“生态城市”广义的定义是指在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科
学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发展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形态。在新城区建设和老城区改造中，需要围绕特定功
能定位，按照生态学原则，要高效利用城市所在地域的生
态与环境资源，协调好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新型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生产和新生活方式。“生态城市”狭义
的定义是指将城市作为社会 —经济 —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严格按照生态学原理对城市设计、建设和改造，建立高效、
和谐、健康、美丽和可持续发展人类聚居环境。二者不同
之处在于，广义的定义更强调社会、经济和自然协调发展，
狭义的定义更强调建设生态环境良好的人类聚居环境。尽管如此，关于生态城市的思想和理论一直都在变化与发展中。另一种变化则是内涵不变，但是新名词不断出现，如“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生态之城”等，虽然引起各种争议，却让更多的人探讨人类
与自然、社会的关系。
“生态城市”中涉及两个关键词，即“生态 ”和“城
市”。随着全球城市化加剧，城市已成为人与自然冲突的主要单元。城市建设要缓解人与自然的冲突，城市生态化发展是其必然选择。《经济学人》智库评估的 2018年全球五大生态城市为：加拿大温哥华，巴西库里提巴，丹麦哥本哈根，美国旧金山，南非开普敦。这些城市都不约而同地率先将人居和环保作为其长远规划建设的重要发展目标和理念。
当代生态城市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20世纪 80年代至 90年代初，生态城市的建设实践还非常少。第二阶段以 1992年联合国颁布《地球宣言》为标志，形成了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21世纪议程》。随后，一系列生态城市实践在此议程的影响下启动，如巴西的库里提巴、德国的弗莱堡、新西兰奥克兰地区的怀塔科里。第三阶段是在 2000年以后，随着气候变化问题和城市化问题越来越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生态城市建议也逐渐成为讨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因而在此阶段的生态城市实践也得到极大推进。生态城市是城市发展的最高阶段。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Subbu Narayanswamy表示，生态人居城市相较于之前传统工业化城市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提高人均寿命和幸福指数方面也有显著影响。它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谐、社会公平和经济高效的复合系统，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与人工协调的人居环境。
总之，生态城市思想和实践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尽管国内外对于生态城
市的定义不尽相同，但都将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有机体，
强调了城市发展过程中要协调好“社会—经济—自然”三
者之间的关系，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保护好生态环境，
达到经济高度发达、生态良性循环的高度和谐统一。不可
否认，从最初强调“环境保护”到现在的经济、社会与环
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已日益成为主流的社会政策。如今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日益严峻，以及在发展中国家轰轰烈
烈进行的城市化，人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当代还包括后
代，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保护生态环境与大多数人的更美好
生活应该以何种方式取得平衡。
近年来，全球一系列大事件显示了在气候变化和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的双重作用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全球范围由此加大了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等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全球碳排放约 70%来自城市，可以说，全球“碳中和”之战胜负，关键在城市。全球目前已有 110多个国家相继提出了 21世纪中叶的“碳中和”目标承诺，充分意识到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从城市形成、发展到城市化后期，人与自然冲突的主要区域将逐步向城市这一单元转移，城市风险增加。
我国已进入城镇化中后期，按照城区人口超过 1000万的城市评定为“超大城市”的标准，目前我国有 8个超大城市：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武汉。上海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88.1%。随着人口、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聚集效应逐步放大，以超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权重日益增强。国际经验表明，与高速城市化进程相伴生的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交通拥堵、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生态安全等问题凸显，由此滋生的“城市病”已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十四五”到 2035年，我国处在转向现代化的关键期。从城市观察中国未来，把握新的趋势与格局，应对新的挑战与威胁，迎接新的现代化城市治理，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亦需要新的战略与政策。
超大城市绿色转型发展之需
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提道：“伟大的城市创造伟大的国家，优良的城市治理创造优良的国家治理。”城市是承载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的战略空间，城市发展建设及其治理不仅关乎城市自身，也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8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流城市要有一流治理，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 6340平方公里的面积，集聚了超过 2400万常住人口，如何在高密度人口、高能级经济、高频次交流的情况下保护好生态环境，上海是全球观察中国绿色发展的一个窗口。
（1）绿色理念的驱动
绿色转型已成为我国城市应对气候变化、寻求未来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城市绿色转型，是在绿色理念指导下，实现城市经济、社会、生态领域的全面转型升级。我国城市更新经历从旧城改造、产业转型升级、空间扩张等一系列变迁，内容不断深化。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目的是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绿色理念强调的是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同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城市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目标，还要追求生态目标、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绿色转型发展顺应了这个趋势。绿色城市更新的理念是通过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城市的资源环境效率，将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更新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取向，不断加强城市更新与智慧、绿色和健康技术的融合。
在绿色理念驱动下，城市更新需要统筹绿色产业规划，以及绿色科技创新的支撑。绿色科技创新始终与城市发展更新有着密切联系，是城市智慧的顶层推动力。具体体现在，绿色科技产业对城市管理的提升，贯穿在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加速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基础设施的绿色改造。同时，绿色理念引领和重构人们的传统理念，在衣食住行各个领域向绿色转变，通过绿色消费方式倒逼绿色生产，使得绿色生活方式成为主流。尤其在上海这座城市，面对 2400多万人带来的高人口密度、交通拥堵等环境宜居制约因素，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包括商业模式、体制机制的全面创新，才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发展，从根本上破解生态环境难题。
（2）空间布局的优化
纵观国内城市建设实践，受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驱动，产业发展及交通基础设施等条件成为诸多城市空间快速演进的主要影响因素。然而，针对自然生态要素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利用，而非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原真性，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往往存在一些不足。例如，从整体格局来看，虽然按一定程度上顺应自然格局，但在内外部联系上，除保留自然水系、部分廊道和公园节点外，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考虑并不全面，不同片区绿地数量和布局存在明显差异，绿地周边土地利用性质有待优化，以便更好地发挥综合效益。另外，老城区范围内总体生态效益下降，一般以保留现有格局为主，在城市规模扩张中又未能进一步加强老城区自然生态系统的连通性，易呈现碎片化、孤岛式的绿化分布。除老城区、产业园区之外的其他区域，是人口居住和生活高度密集区，但因重视商业服务、住房等开发功能，在绿地系统布局和分配上均不足，难以提升生态产品服务和人居环境质量。又或者，一些城市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如滨水空间、公园绿地、城市森林、重要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等，周边建设用地因开发强度过高，且缺乏缓冲区，造成围堵现象，不利于生态系统服务和价值外溢效应的发挥。
2023年，上海开始建设“新城绿环”，这是发挥五个新城独特的生态禀赋，探索城市周边乡村生态开放空间建设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机制。“新城绿环”既承担了城市安全、乡村示范和生态保护功能，又兼具游憩功能，是通过优化空间布局，是促进生态价值创造性转化的一大举措。
总体上，粗放式发展模式已经有所转变，如城市生产生活污染排放问题、城市废气排放问题、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参与度得到极大改善，但从空间视角审视重视城市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仍然有诸多不足。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重视城市内部公园绿地建设，但大多对局部地区生态环境和游憩功能改善起到作用，对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角度，持续推进可持续发展三大理念在生态城市建设方面的实践落实，还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3）生态产品的供给
维护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是城镇化绿色发展的关键，是产生和增进居民福祉的一个重要资本。随着我国超大城市城镇化进程推进，经济规模日益增长，生态宜居城市日益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城市生态产品可持续供给及其价值实现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
在这里需要提到一个概念：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它是指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各种产品与惠益。城市生态产品主要来源于生态系统服务。其一，城市中的生态产品不仅包括食物、水资源、生态能源等物质服务，更重要的是城市自然生态系统提供了气候调节、水源涵养、污染物净化、固碳等改善人类生存与生活环境的调节服务，以及景观美学价值、生态旅游、精神健康等文化服务。其二，城市自然生态系统提供的缓解热岛效应、调蓄洪水、消减噪声、休闲游憩等各类生态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近年来，城市生态产品供给和价值实现速度在加快，但仍然存在供需不平衡，与人民群众追求的美好生活还有较大差距。
城市生态系统与森林、湿地等自然单元的生态系统相比，具有独特的功能属性特征。人类活动与城市生态系统的发展二者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城市生态系统的改善与退化直接影响其提供生态产品的能力。要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我国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一次全新的实践探索。生态系统生产总值（ Gross Ecosystem Product， GEP），即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指生态系统为人类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的最终产品与服务价值的总和，包括物质产品价值、调节服务价值和文化服务价值三部分。
城市 GEP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生态文明水平。国内一些超大城市相继开展了较为成熟的探索和实践。 2014年，深圳市就以盐田区为试点，在国内率先开展城市 GEP核算，首次提出并建立了 GDP和 GEP双核算双运行双提升工作机制。深圳市通过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依托自然生态资源，融合文化、旅游、金融等产业发展，探索“两山”转化新路径。探索实施 GDP和 GEP双核算双提升，更能体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新发展理念，可以为促进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新思路。从生态系统提供的最终产品来核算城市 GEP，可以清楚梳理出城市的生态资源现状，有助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使社会公众和企业充分认识到城市的生态产品经济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以 GEP核算促进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能让市民切身感受到好山好水好空气的价值，同时提升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价值，助力城市绿色发展。 2022年，成都也启动了天府新区 GEP核算试点。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探索方面，随着成都市环城生态公园一级绿道全环贯通，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青龙湖湿地公园等特色公园实现串珠成链，多元化、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供给彰显出不断转化的生态价值，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成都人的休闲旅游方式。这些为全面开展公园城市 GEP核算和价值实现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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