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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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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研究》创刊于1979年，到2023年已经出版了100辑。本辑特设纪念专栏，邀请多位学者讲述与《上海鲁迅研究》的故事并提出建议和期盼。在第100辑中，设置了“鲁迅作品研究”“鲁迅生平研究”“鲁迅同时代人研究”等专题，内容包括对《野草》《狂人日记》《采薇》等鲁迅经典作品的校读与再解读，鲁迅与高长虹、浅草—沉钟社的关联以及对鲁迅留日后期交游活动的考述等。此外，本书稿还有“史料·辨证”“我与鲁迅”“读书杂谈”“鲁迅文化与实践”“海外鲁研”“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等专题，并刊载了“鲁迅与文艺理论创新”研讨会相关报告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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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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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鲁迅纪念馆坐落于上海市虹口区，是1949年后第一个人物性纪念馆，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名人纪念馆，同时管理鲁迅墓，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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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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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辑纪念
弘扬鲁迅精神 赓续中华文化——贺《上海鲁迅研究》100辑 方世忠
海纳百川，守正创新——贺《上海鲁迅研究》第100辑出版 陈漱渝
海上风格 孙郁
向《上海鲁迅研究》致敬 吴欢章
为了我们的“鲁学”事业 郑心伶
自己的园地 吴中杰
《上海鲁迅研究》：我的师友 裘士雄
我与《上海鲁迅研究》 黄乐琴
春华秋实，风景独好——写在《上海鲁迅研究》100辑出版之际 姜异新
喜迎《上海鲁迅研究》100辑——兼忆我的编刊生涯 王锡荣
读鲁迅，读馆刊 顾音海
压力·动力·收获——《上海鲁迅研究》对我影响 乐融
来函摘登 林贤治
面向未来的路 李浩
鲁迅作品研究
《野草》“外典”二题 郜元宝
十年居上海，本色是诗人 黄乔生
《起死》《采薇》校读记 赵坤
《呐喊》集装帧臆解 北海
完美的人格与终极的目标——论鲁迅《狂人日记》“真人”形象解构（之二）
周晓平
鲁迅生平研究
《莽原》阅读与思考札记——以鲁迅和高长虹为中心 管冠生
“身外的青春”：1920年代的鲁迅与文学青年（二） 黄乔生
论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王子瑄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章太炎国学讲习班部分成员考述——鲁迅留日后期的交游 乔丽华
从被启蒙到革命——以彭家煌为考察中心 赖宁娜
史料·辨证
鲁迅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演讲再考——以吴渤（白危）的回忆文为中心 崔子晛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略谈鲁迅与啤酒 邢魁
王金发与“咸与维新”——从几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谈起 吴海洋
《自由与爱情》的译介、传播及其经典化 夏陶梅 符晓
我与鲁迅
学习鲁迅 普及鲁迅 研究鲁迅：我一生的事业 王吉鹏
读书杂谈
“从周树人到鲁迅”的阅读史研究：《越境——“鲁迅”之诞生》编辑手记 黄玉洁
附言 宋声泉
谈裘士雄对鲁迅有关人物新考及其他 杨晔城
两种《文艺政策》 王志成
鲁迅文化与实践
鲁迅与沪上影院——兼谈影院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 丁佳园
海外鲁研
鲁迅著作的外文译本（上） 陈漱渝 何巧云
上海鲁迅纪念馆纪事和研究
《上海鲁迅研究》一百辑封面设计解析 包明吉
综述
“鲁迅学”的拓展·深化·跨学科：“鲁迅与文艺理论创新”研讨会暨浙江省鲁迅研究会2023年会综述 赵明惠 杨一鸣 陈洁晨
编后
《上海鲁迅研究》投稿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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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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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
本辑是《上海鲁迅研究》（初名《纪念与研究》）1979年创办以来第100辑，编辑部特设纪念专栏，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上海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方世忠，《上海鲁迅研究》顾问成员（按姓氏笔画序）王锡荣、乐融、陈福康、陈漱渝、吴中杰、吴欢章、林贤治、顾音海、黄乐琴等和中国鲁迅研究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孙郁，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姜异新等热情寄赠佳言，给予勉励、指导和建议，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董炳月代表学会赠予贺辞：“鲁迅研究重镇，现代智识宝库。”编委会全体成员至诚感谢！将以此为契机，充分领会领导和学者们的期望，再接再厉，着力提升《上海鲁迅研究》学术内涵，充分发挥《上海鲁迅研究》的学术交流平台作用，培养青年学术人才，进一步发掘和活化鲁迅文物及文化遗产，以促进弘扬鲁迅精神事业的繁荣发展。
郜元宝的《〈野草〉“外典”二题》分别分析了《死火》和《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两文与《红星佚史》《出了象牙之塔》及《工人绥惠略夫》的互文或外典，对于两篇作品的创作、解读具有很大的帮助，显示了鲁迅作品的深厚文化基础。黄乔生的《十年居上海，本色是诗人》以简洁的文字概述了鲁迅在上海时期的诗歌创作。鲁迅作品的校读是研究鲁迅作品的基础性工作，《〈起死〉〈采薇〉校读记》作者借助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鲁迅手稿全集》对人民文学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等《鲁迅全集》各版本所收的两文进行校读，厘定文本差异以及差异的缘由，颇有进一步探讨价值。《〈呐喊〉集装帧臆解》如题名，是以鲁迅设计的《呐喊》封面为基础展开讨论的。关于《完美的人格与终极的目标——论鲁迅〈狂人日记〉“真人”形象解构（之二）》的立人讨论，鲁迅的立人与“真的人”都是基于欧美关于人的现代思潮接受基础上而提出的，与孔孟乃至佛道基本是无关的。《〈莽原〉阅读与思考札记——以鲁迅和高长虹为中心》从《莽原》这一刊物角度梳理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关系，并对高长虹在《莽原》上的一些文章进行了解析。本辑继续刊发《“身外的青春”：1920 年代的鲁迅与文学青年》的第二章节，即鲁迅与《浅草》和《沉钟》两社社员之间关联。《论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篇尝试性文章：“在鲁迅留存下来的各类文字中，鲁迅都没有使用过‘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但他在论述社会上个人的言行与个体性的事件的过程中，不仅基本的思路——以具体的社会背景为依据，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思路一致，而且其论述的框架也完全一致，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中展开的。鲁迅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与框架中，通过对相关现象与问题的分析，鲜明而又强劲地彰显了自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的个性特征。”
《章太炎国学讲习班部分成员考述——鲁迅留日后期的交游》是篇切实研究之作，关于章太炎东京讲学弟子的以后状况，作者如此说：“鲁迅和许寿裳、钱家治均在教yu部任过职，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周作人都在北大等高校任教。八人后来均成为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朱希祖和钱玄同在学术上成就卓著，后来被称为‘章门五王’的西王和南王；朱宗莱亦继承章太炎衣钵，著有《文字形义说》等，可惜早逝。许寿裳和钱家治长期在教育界任职，对于现代教育卓有贡献。龚宝铨辛亥后从事图书馆事业，也参与政治活动，他和鲁迅称得上是‘有学问的革命家’，继承了章太炎的革命精神。鲁迅和周作人则在文学上卓有成就，且与钱玄同一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从被启蒙到革命——以彭家煌为考察中心》除了考证了彭家煌的“左联”成员身份外，还对他的作品置于启蒙话语之中进行解析，有独特之处。
最近随着旧报刊数字化使用的普及，新的文献史料不断被发掘，《鲁迅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演讲再考——以吴渤（白危）的回忆文为中心》就是其中的一篇，文章以新发现的吴渤《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和其他10篇日文记述为起始，对鲁迅在同文书院的讲演相关史料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较大程度上还原了鲁迅当时讲座的情形。鲁迅与酒的相关文章已有不少，《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略谈鲁迅与啤酒》作者通过对鲁迅日记的仔细梳理，发现鲁迅在日记中，有关啤酒的记载占首位。当然，鲁迅不会把所有喝酒的行为记入日记的，却由此见鲁迅的饮酒偏好：“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王金发与“咸与维新”——从几则南京临时政府公报谈起》同样利用了旧报刊上的新发现，进一步还原了辛亥革命“咸与维新”之状。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诗，因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而广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自由与爱情〉的译介、传播及其经典化》探讨了此诗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及各种中译版本。
王吉鹏的《学习鲁迅 普及鲁迅 研究鲁迅：我一生的事业》以翔实的资料为经纬，回顾了他的鲁迅研究与教学途路，真诚热爱之心溢于文字间，某种程度上反映他那代中国学人治学的社会环境变迁和个人思想的变迁，鲁迅精神弘扬和研究事业正是因为如王吉鹏这样的无数学者的努力、继承和发扬而得到繁盛，后继人才辈出。
李冬木的《越境——“鲁迅”之诞生》是今年出版的鲁迅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此书是他“多年鲁迅研究成果的系统化整理与阶段化总结。全书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和清晰的逻辑架构，展示了作者在‘从周树人到鲁迅’的议题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此，编辑部特请本书责任编辑撰文介绍，并请宋声泉作补记。裘士雄在退休后仍致力于鲁迅研究以及相关绍兴人物乡土方面的资料梳理，为相关研究的推进奠定了基础，《谈裘士雄对鲁迅有关人物新考及其他》是对他其中部分工作的回顾与梳理。
《鲁迅与沪上影院——兼谈影院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是为“海派城市考古”的一个科研成果，文章比较详细地调研了鲁迅所造访过的电影院的历史、沿革与现状，并对现存的电影院的有效利用以及相关鲁迅文化的发掘传播提出了设想和建议。本文是2023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文化实践尝试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鲁迅与电影：鲁迅观影资料简编（1927.10.7-1936.10.10）》和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鲁迅虹口观影之路展”（2023年4月）基础上的进一步成果。鲁迅作品的翻译以及海外传播资料整理与研究是研究鲁迅文化世界传播的重要内容之一，《鲁迅著作的外文译本（上）》比较系统地进行了整理与探讨，拟分两次刊发。由于这方面资料涉及面广而关注度有限，很希望有识者提供新的信息。如《〈上海鲁迅研究〉一百辑封面设计解析》题所示，该文是编辑部请本辑封面设计者写的设计手记。
2023年各地举办了些鲁迅相关的学术会或座谈会，“鲁迅与文艺理论创新”研讨会是其中之一，本辑刊发《“鲁迅学”的拓展·深化·跨学科——“鲁迅与文艺理论创新”研讨会暨浙江省鲁迅研究会2023年会综述》以为记录。
编者
2023年8月
论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王子瑄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被称为20世纪“社会学史上的传奇人物”莱特·米尔斯提出的一个社会学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有多方面的“意指”，既指认识主体的“意识”，又指认识主体的“能力”，其理论更是丰富而具有启发性。所以，本文拟依据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并结合鲁迅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杂文作品，探讨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其主要“意识”及其“能力”在鲁迅杂文创作中的作用，尽力揭示鲁迅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个性特征及其意义与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笔者之所以选择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理论并结合鲁迅的杂文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及其主体能力，主要基于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
（一）学术史的原因
检阅中外学术界，在鲁迅研究领域，研究鲁迅思想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基于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探讨鲁迅文学作品的成果更是丰富多彩，但基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概念与理论研究鲁迅思想及其文学作品的成果却迄今未见。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验证。一方面，既往研究鲁迅的思想与作品的成果有关于鲁迅的哲学、鲁迅的文艺观、鲁迅的历史观、鲁迅的社会观、鲁迅的“立人”的意识等成果。其中，鲁迅的社会观中的一些内容与社会学的想象力关涉的内容一致，但却不是秉持着“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形成的观念，而是基于“理论社会学”或“应用社会学”或社会学的常识或唯物主义认识论等形成的观点，不具有鲜明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理论意识。这些成果的有些研究对象，如鲁迅关于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的论题所关涉的对象——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关涉的对象是一致的，但十分明显的是，这些成果对这一对象的研究，并不是基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逻辑框架与思路展开的。另一方面，既往各种研究鲁迅思想的成果，虽然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鲁迅各类思想的特点、成就、价值、意义等，不断地推动了关于鲁迅思想研究的发展，价值与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却没有一项成果从主体智慧、能力的层面来分析鲁迅这些思想成就对鲁迅本人的意义，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没有将鲁迅的各种思想作为鲁迅的“能力”来研究，而只是作为某种“成果”进行了本体性研究。至于各类研究鲁迅思想的成果，虽然都没有例外地关注了鲁迅的作品，尤其是杂文，并将这些作品中所表达的鲁迅的观念作为证据来使用，但其证据的指向既不是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而是其他意识，更不是鲁迅的“能力”。因此，本文秉持“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并基于其思想方法，结合鲁迅的作品来研究鲁迅的思想，对于当下的鲁迅研究来说，至少具有“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的意义。
（二）理论与方法的原因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基本原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强调社会存在是第一性，人的意识是第二性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学的想象力，首先意指的就是认识主体的意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提出者认为，这种意识并不是人先天存在的，也不是精神自我认识的结果，而是认识主体对客观存在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通过辨析、感悟、判断形成的结果，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一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能动的反映论”，这种反映论，一方面否定了不可知论；另一方面则充分肯定了“人是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的观点；而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提出者也强调，认识主体的社会学想象力是人认识社会，尤其是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认识能力，这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吻合的。更何况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对认识主体的智慧能力，即“想象力”与认识成果价值之间的直线关系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探讨鲁迅思想及其作品，特别是鲁迅的杂文的新视角；而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论所强调的普遍“联系”的研究方法，正是鲁迅分析现象与问题使用得炉火纯青的方法。
（三）作品原因
体现鲁迅“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字，包括论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文字很多，但在我看来，最充分地体现鲁迅“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文字，当首推他的杂文集。这不仅是因为鲁迅的杂文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最多、最直接也最集中，而且从本质特征与取材特征来看，鲁迅的杂文都是最具有“社会学”性的作品。早在20世纪30年代，瞿秋白就从鲁迅杂文的本质特征方面指出了鲁迅杂文的“社会学性”，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瞿秋白不仅使用“社会论文”的概念评价鲁迅杂文的性质，还十分中肯地指出了这种“社会论文”“它的特点是更直接、更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20世纪40年代，李广田在谈鲁迅的杂文时，则进一步从鲁迅杂文的取材方面指出了鲁迅杂文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一致：“鲁迅的杂文都是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而发的。”正因为如此，本文主要以鲁迅的杂文为例来探讨鲁迅“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内容及其特征。
二、作为“意识”的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首先是认识主体的一种“意识”。当代美国社会学家乔恩·威特就曾指出，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意指对作为个体的我们与塑造我们生活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的意识。”这种意识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社会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所形成的“意识”，不仅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反映的产物，也不仅是人理解文化、个人、社会等现象与问题的重要能力，更是认识主体分析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如个人、环境等之间相互关系，评价社会中的各种历史、现实现象和问题的基本价值尺度和观念依据。这种“意识”不仅直接关乎观点本身的正确与否，更关乎对历史与个人经历相互作用理解的深度与广度，所以，在探讨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过程中，先要探讨鲁迅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问题。在鲁迅留存下来的各类文字中，他都没有使用过“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概念。但他在论述社会上个人的言行与个体性的事件的过程中，不仅基本的思路——以具体的社会背景为依据，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思路一致，而且其论述的框架也完全一致，都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框架中展开的。鲁迅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与框架中，通过对相关现象与问题的分析，鲜明而又强劲地彰显了自己“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意识”的个性特征。鲁迅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形成的关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意识”是：“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是鲁迅在杂文《“这也是生活”……》中以“我”（个人）为核心阐发的个体的我与世界（社会）关系的“意识”，是鲁迅在生命的晚期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这种总结所形成的意识，不仅特色鲜明——具有诗的韵味与意蕴，体现了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谈论问题的个性，而且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提出者与理论的完善者莱特·米尔斯所强调的运用这种概念分析任何社会现象与问题，包括个人所面对的现象与问题，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完全一致。这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只有结合起来理解，才能对其有所体会。”这一原则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强调探讨各类社会现象与问题，包括个人性的现象与问题，都应该将现象与问题放入具有特别规定性的时间与空间的社会环境中，放入普遍联系的关系框架中展开。鲁迅在自己的各类作品中，尤其在杂文中分析各类现象与问题，正是基于具体的社会环境，在“关系”框架中展开的。如，鲁迅论“自杀”。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例子，首先，自杀虽然是悲惨的社会现象，也是自有人类以来一直存在的现象和需要人类面对的严峻问题，但却是最具有个人性的极端行为；其次，西方社会学家十分关注这一现象，而且对这一现象的关注及其探讨，还直接地推动了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人们为什么会自杀？一百多年前埃米尔·涂尔干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创立。”再次，鲁迅生活在一个“良心枯萎”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自杀这种人间悲剧也常常上演，他曾指出：“这几年来，报章上常见有因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而自杀的记事。”作为“民族魂”的鲁迅不仅关注了这一现象，并在自己的杂文中探讨了这一现象及相关问题。其中较为集中书写这一现象并探讨相关问题的杂文主要有两篇：《论秦理斋夫人事》和《论“人言可畏”》。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的基本观点是不赞成自杀。因为，在他看来：“暗暗的死，在一个人是极其惨苦的事。”鲁迅基本的情感倾向是同情这些自杀者，因为她们都是社会中的弱者，探讨问题的基本思路则是将自杀这种个人的行为放在整个社会环境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这些人，包括其他一些自杀者，他们之所以会采用这种最为极端、最为悲苦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主要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或想如此，更不是因为他们在生理或心理方面有毛病，而是因为社会环境逼迫的结果。并由此反驳了社会上一些文人对这些自杀者的“呵斥”与“责备”，也由此提出了谈论自杀问题的基本原则：“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也就是说，在鲁迅看来，要谈论或分析个体性的自杀问题，应该要将这样的现象放在导致个人自杀的环境中来探讨，如果只是责备自杀者，或者只是关注自杀者是怎么样自杀的——是吞鸦片、吃安眠药还是上吊等等，不仅是没有意义的，也不仅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可能将自杀这种人间的悲惨之事，化为卑鄙、龌龊的谈资。鲁迅探讨、论析其他个人性现象与问题的时候，也都是如此：既注重现象、问题发生与存在的社会环境，又注意在两者的“关系”框架中展开论述。此类例子众多，恕不赘述。
当然，鲁迅这种我（个人）与世界关系的“意识”，与社会学家米尔斯的“意识”虽然有明显的一致性，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性。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主要强调的是谈论、认识任何个人的现象与问题，都应该结合社会背景与社会力量，即将所有的个人现象与问题放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分析，而鲁迅则不仅认为由“无数的人们”所构成的社会背景“和我有关”，还认为由“进行着的夜”与“无穷的远方”构成的自然环境，也“和我有关”。也就是说，鲁迅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形成的“意识”，比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形成的“意识”更全面，更符合社会学的理论。因为，社会学不仅关注人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关注人生活的自然环境。由此，我们发现，鲁迅在谈论、分析人的行为、思想的时候，不仅关注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注意了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如，在收入《二心集》中的一篇杂文《进化和退化·小引》中，鲁迅就曾指出：“沙漠之逐渐南迁，营养之已难支持，都是中国人极重要，极切身的问题，倘不解决，所得的将是一个灭亡的结局。”如何解决呢？鲁迅以智者之见提出，要解决与人有关的各种问题，包括自然生态问题，必须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时发力。这样的“意识”，在今天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鲁迅关于人（当然包括个人）与环境关系的这种“意识”表明，他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不仅不在任何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下，而且比他们更杰出。这也正是鲁迅能够创造出一系列优秀作品，特别是与社会学密切相关的优秀杂文作品的重要的主体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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