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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乡绅身份的代表性要素可以概括为知识、财富和参与地方事务三点，《呐喊》《彷徨》《白鹿原》等中国现代文学诸多作品则展现了这一阶层身份逐渐失去其完整性，进而被重新定义的过程。作者立足于作品，基于乡绅阶层与地方社会的互动生成关系，在这一阶层命运变迁的背后，可见地方社会面临现代性的不断冲击，从而解体与重构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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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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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乡绅阶层人物的遮蔽与发现，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学术史现象。在反思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社会空间中重新认识乡绅人物形象及其变迁，由此呈现现代文学世界中“地方社会”浮沉的一个侧面，进而追索文学批评中地方意识的消长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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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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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涛，河南南阳人，文学博士。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文学发展报告》执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相关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等刊物。已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史视野下的现代文学‘士绅’阶层人物研究”，结项成绩“优秀”；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间视野下百年乡村教育叙事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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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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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李继凯1
绪论 乡绅的“发现”与地方视野1
第一节一个现象：“乡绅”的遮蔽与发现1
第二节乡绅与地方：中国乡绅研究史的一种梳理5
第三节“国家与社会”：社会史研究的启示9
第四节研究路径：“乡绅”叙事与“地方”浮沉12
第一章“地方”之为“故乡”：士绅阶层近代蜕变的预言
——鲁迅《呐喊》《彷徨》19
第一节《离婚》：绅权与地方社会20
第二节“假洋鬼子”：士绅阶层的新变种29
第三节《故乡》：知识阶层的裂变与“乡愁”32
第二章从改良到革命：世事巨变与地方绅缙
——茅盾《动摇》《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41
第一节《动摇》：革命、地方社会与劣绅42
第二节《霜叶红似二月花》：江南城镇的绅缙变迁46
第三节《子夜》：“老乡绅”进城与末路54
第三章走出地方社会：一个新青年的“前史”
——叶圣陶《倪焕之》58
第一节废科举与新教育：青年何以消沉？61
第二节乡镇与乡绅：一个新青年的前世67
第三节报刊与演说：“五四”来到小镇上70
第四节潮起又潮落：新青年进城与大革命下乡74
第五节“新教育小说”与知识阶层的现代转型80
第四章转型的困境：乡绅分化与江南城乡社会
——洪深《农村三部曲》85
第一节《五奎桥》：“乡绅的传统”与传统乡绅86
第二节《香稻米》：绅商的劣化91
第三节《青龙潭》：“现代”“学绅”的无力93
第四节困境：江南地方社会与现代转型100
第五章叛逆与断裂：乡绅继替与北方乡村社会
——王统照《黄昏》《山雨》103
第一节《黄昏》：觉醒青年的叛逆103
第二节《山雨》：乡村领袖阶层的断裂107
第三节反差与交错：“乡绅”与“知识分子”119
第六章地方的近代史：绅界变迁与四川“社会”的兴起
——李劼人“大河小说三部曲”123
第一节“接受之谜”与“社会”主题123
第二节从“微澜”到“大波”：四川绅界的分化与变迁127
第三节报刊、演说和社团：“绅士公共空间”的兴起139
第四节青羊宫、茶铺与公园：成都“公共地方”的近代化150
第五节大河小说与现代文学史的“社会”意识153第七章新旧乡绅：在宗族、地方与国家之间
——张天翼的“喜剧”世界155
第一节《脊背与奶子》《砥柱》：族绅与“理学”155
第二节《清明时节》：“区董”的内斗158
第三节《华威先生》：“国族主义”下的新乡绅160
第八章转折：从“乡绅”到“地主”
——革命文学之两例165
第一节《咆哮了的土地》：土地革命与绅士父子165
第二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地主”的发现与“诉苦”的动员170
第三节从“乡绅”到“地主”：话语的转换与“新中国”想象179
第九章潜流：“乡绅”与“知识分子”
——十七年文学之侧影189
第一节《风云初记》：在绅士家庭与革命队伍之间190
第二节《红旗谱》：复杂身份与“地方色彩”192
第三节“知识分子”：一种可疑的身份200
第十章发现商州：一个“地方社会空间”
——贾平凹《腊月·正月》203
第一节近乎乡绅的“韩先生”204
第二节地方社会的延续208
第三节“人物”、面子与影响211
第四节商州写作与“地方社会空间”的复现214
第五节“发现商州”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224
第十一章世纪回眸：“最后一个士绅”
——陈忠实《白鹿原》229
第一节“最后一个先生”230
第二节“国家”的进入234
第三节话语的覆盖239
结语 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空间244
第一节从“乡绅”到“地主”：阶级革命对于地方社会的改造245
第二节“乡绅”与“知识分子”：城乡分离与地方视野的消隐246
第三节绅权终结：现代国家与地方关系重构249
第四节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与“发现地方”251
第五节以“乡绅”为方法，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空间254
主要参考文献260
后记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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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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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李继凯
欣闻袁红涛《地方的浮沉：现代乡绅叙事研究》即将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非常高兴。在这里及时地向他表达一下热烈的祝贺！作为他的硕导，总希望他能出版一本现代文学专业方面的优秀学术专著，如今眼看就要实现了，着实可喜可贺！
记得1999年，我一下子就招了5位硕士研究生（此前几年是我刚获得学位教育授权的初期阶段，虽有导师资格却并没有招生），他们是袁红涛、孙强、黄蓉、潘磊和陈黎明。这5位研究生都相当努力且各有个性。我至今想起他们还颇为骄傲，他们后来都顺利毕业并先后考上了博士，都成了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骨干且恰好分布在东西南北中不同区域。袁红涛在硕士阶段就勤于思考，治学认真且问题意识突出，特别关注文学本体的一些问题，如文学语言变革、小说叙事及人物形象塑造等。彼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性格温婉、沉静，耐得住寂寞，是个能够做学问并有后劲的青年”。他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论现代白话文学的确立——以胡适的白话文学主张为中心》，从中便显示了他善于聚焦学术前沿且能深究细研的学术品格。后来，红涛从复旦大学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又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始终踏踏实实从事具有学术创新性质的科研工作，取得了不少坚实的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学术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种学术影响的体现之一，就是他近些年来连续获得了一些层次较高的科研项目，其中有两项是分别立项于2015年和2022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这体现了学术界对其学术能力和水平的认可与信任。而本书的主体即为其2015年立项的国家课题“社会史视野下的现代文学‘士绅’阶层人物研究”的结项成果。该课题于2020年秋季结项，结项成绩为优秀。尽管结项成果已经相当优秀了，但红涛仍在尽力修改完善。如今的定稿本确实可以说是凝结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一本内容丰富、主旨鲜明、思维缜密和论述深刻的学术专著，是能够经得住学术界长期的“价值重估”的。
几位匿名学者在鉴定课题结项成果时就表达了诸多肯定性意见，窃以为颇为精当，本人深为认同，不妨在此借用和归纳一下，仅列四点，供有缘的读者诸君参考。如：
其一，该成果从“社会史”视野来观照现代文学中的“士绅”阶层人物形象很有创意，具有开拓价值。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填补空白的专著，丰富了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系列。该成果选题新颖、视角独特，在交叉学科视野下展开文学研究，具有鲜明的探索性和前瞻性。其涉及作品之多，人物之繁复，地理空间之广阔，地方社会特色之鲜明，显示出作者在研究时下了一番功夫。
其二，该成果有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作者能够借鉴社会史研究中最新的研究观点、思路和方法，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经典作家的作品，新见迭出，新意频现，尤其是对解读难度较大、解读文章众多的鲁迅、茅盾、张天翼等名家的作品，在辨析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见解，有新思考，殊为不易。其突出特色是研究者有较好的学科研究意识和较为强烈的创新精神，跨学科研究的开阔视野和较为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在文史互证、文史互鉴上作出了比较好的探索和实践；主要建树体现在对经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分析上，尤其是对现当代文学文本中乡村士绅阶层的一干人物的发现与揭橥，有助于深入认识文学作品中的全息特征和丰富历史文化的特性。
其三，该成果大量吸收了社会史以及社会学、思想史、政治史、文化人类学等领域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文史互证的方法来诠释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士绅形象，拓展了现当代文学研究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同时选取鲁迅、王统照、茅盾、叶圣陶、洪深、张天翼、李劼人、丁玲等重要作家的一系列作品中的“士绅”人物，结合其活动的社会空间，分析他们所代表的传统旧士绅、洋气的新士绅，以及贤良或恶劣的品性。总体架构较为完备，初步构建了本课题的研究体系。
其四，该成果在学术上构建了士绅阶层人物形象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彰显了士绅人物形象的多元化形态，勾勒了现代文学画廊中士绅人物命运沉浮和阶层演变的线索。通过这一阶层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的描绘展现了现代文学作品所反映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和当时的社会生活风貌，推动了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研究的社会空间转向，其中士绅形象研究的传播学转向也初露端倪。相关研究在理论上突破有关人物形象的单一意识形态研究，突破了线性的研究思路，融入了空间理论和身份文化，有利于认识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在理论研究方面呈现了一个全息的文学世界。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理论探索有利于在文学研究实践中推广，对文本中士绅人物或其他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分析具有应用价值，对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研究是一个丰富和拓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与本成果鉴定的学者确实很用心，其间自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其中不少意见已被心存感激的本书作者认真吸收了，甚至作者对其中若干部分重新进行了论述，增删多次，遂成佳构。
无论是我的回忆、介绍还是鉴定者的评说片段，都只是读者的参考，或者也只是本书的别一种“小引”而已。
2023年5月28日于西安启夏斋
鲁迅小说中有这样一个人物系列：赵太爷、钱太爷、举人老爷（《阿Q正传》），赵七爷（《风波》），丁举人（《孔乙己》），鲁四老爷（《祝福》），慰老爷、七大人（《离婚》）……他们后来被统称为“地主”，具体则又被分为“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两类。但是他们和典型的“地主”形象似乎不大一样。首先，在小说文本中，他们通常被称为“老爷”“太爷”“大人”。其次，研究者也注意到，鲁迅小说中这些“地主”人物的行为特征也与典型的“地主”形象有别。他们统治的暴力性一面并不突出，具体的剥削行为也几乎看不到，研究者由此总结他们主要是在精神上统治和奴役农民阶级。在他们的精神统治下，农民普遍不觉悟，意识不到自己被压迫的阶级地位，因而不能自觉进行反抗。那么，主要进行精神统治的地主人物，是鲁迅的特别发现吗？他们的精神统治以何种方式、如何进行的，从而使得统治阶级的意识也成为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地主阶级是否可以这样划分为“地主阶级统治者”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两类，前者主要活动于政治、经济领域，追求物质的实际利益，而后者则主要在社会思想领域进行统治，维持封建社会思想界的秩序？封建社会历史中是否曾现实地存在这种统治领域的相对分割，从而相应地有这样两种类型的人物，并且统属于一个“地主”阶级？
另一方面，鲁迅小说中实际出现的一种社会角色——“绅”或“绅士”，具体所指何人，却似乎少有人追问。比如，“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狂人日记》）；“兵，匪，官，绅，苦得他跟木头人似的……”（《故乡》）。“绅”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何以能与知县一起对村民掌嘴，何以把千千万万的闰土们压榨得麻木不仁呢？
追索或辨析现代文学中“绅士”向“地主”或“知识分子”的转换及其背后叙事与“社会”的关系，不能不自《呐喊》《彷徨》始，重新进入“鲁镇”“未庄”等地方空间。
第一节《离婚》：绅权与地方社会
《离婚》写于1925年，是小说集《彷徨》的最后一篇。学界关于鲁迅的每一篇小说的研究都相当充分，不过贴近《离婚》这一短篇小说来分析，依然有含混模糊的地方。在既有研究中，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慰老爷、七大人一般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形象”且“体现出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爱姑则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又有局限性的劳动妇女形象，“她对压迫她的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并没有本质的认识，而却又幻想用个人的力量去反抗压迫”。关于小说讲述的故事，林非的阐释具有代表性。他指出爱姑找慰老爷、七大人裁决婚姻矛盾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对于七大人的信任是“多么严重的误解”；而作为封建阶级的代表，七大人“一方面十分腐朽，另一方面又很有权威，这种权威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一种莫名其妙的畏惧心理”。那么，被压迫者何以“不觉悟”而对统治者抱有信任呢？被压迫者对统治者的“误解”与后者权威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人民群众“莫名其妙”的畏惧心理究竟为何？
拓展学科视野，借鉴社会史研究成果，或能对小说人物关系有更加明晰的认识：爱姑与七大人其实处于中国地方社会的绅民关系格局中。围绕爱姑的婚姻纠纷调解事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很重要的权力形态——绅权的基础、特征与运作的过程。在《离婚》这一短篇小说中，亦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对小说意义的阐发应当与小说所展开的社会空间相结合。
一、 何以权威？
小说开篇，通过船上一群人之间的谈话，得知庄木三和爱姑父女两人要到慰老爷家请求七大人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而且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去。这件事情已经拖延两年多了，他们一直在找慰老爷进行调解，但是至今没有平息。这里的问题是：爱姑的婚姻纠纷为什么要找慰老爷、七大人来“说和”？慰老爷、七大人的身份是什么？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七大人虽然很有权威，但是他不是“官”。虽然和知县大老爷换过帖，有点平起平坐的意思，但这也就显示他不属于知县所属的官僚系统，他并不掌握正式的权力。那么他们何以能够裁决爱姑的婚姻纠纷呢？研究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的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人民群众中发生了矛盾纠纷，如果不告到官里去，就要请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出面调解。这同样反映当时人民群众的不觉悟，不论庄家还是施家，都是这样认识的”。然而，爱姑等人找七大人说和，这不仅仅是一种社会风气、社会心理，也不单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觉悟”状况，而是与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相关。慰老爷、七大人之所以成为“地方上有势力、有地位的人物”，乃是因为他们掌握着绅权，以此处理乡村事务，实行着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社会史考察指出，传统村庄社会的特点是双层权力架构，有着“官方”与“非官方”、“体制内”与“体制外”之分，二者在村庄正常社会政治秩序运作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乡村社会秩序正常的运转则由体制外的权力组织——村庄内生的领袖承担并维持。基于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乡里社会倡导“无讼”，一般纠纷都力求在乡村社会内部求得解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爱姑父女才向慰老爷、七大人寻求调解。
那么，慰老爷、七大人何以赢得赫赫权威，从而能掌握调解乡里社会纠纷的权力呢？小说展现了七大人等人的权势的两个基础，首先是他们知书识理；其次是他们凭借其功名地位参与地方事务，并赢得村民们的信任。这体现了“士绅”的典型特征。
知书识理，尤其是要取得功名，这是士绅拥有乡里社会主导地位的基础。知书识理提供了处理地方事务、维护乡里秩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最重要的是，功名需要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才能获取，即需要“国家合法性权威”的认定，通过这样的认可程序，从而保证士绅阶层在意识形态上与皇权体制的一致性。以功名为基础取得士绅地位，这样的制度设计保证了体制内与体制外权力格局的衔接，士绅“遂成为沟通城市和乡村、封建皇权与基层地方社区的重要社会力量，使中国基层社会的行政权和自治权奇妙地融为一体”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然而，功名身份仅仅是获得士绅地位的基础，如果不参与诸如调解乡间纠纷这样的地方事务，其身份优势就无法转换为权威。如果将七大人拥有的财富视为经济资本，与知县大老爷的交情体现了他的社会资本，“知书识理”属于文化资本，那么他还需要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才能将前述优势转化为象征资本，即赢得士绅的权威。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士绅对于乡村社会的责任。在行政能力不能达到的乡村社会，总有社会事务需要有人出面组织。
“士绅”正是凭借功名身份参与地方公共事务，赢得民众认同和个人声望，从而取得的一种社会地位。由此可见，“村庄领袖的权威来自社区民众认同的合法性权威，其统治力与支配权并非通过‘暴力’方式获得的，而是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温和支配力’”。在小说中，爱姑等人相信“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正体现了绅权这一典型特征。从爱姑这一方面来讲，找慰老爷、七大人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最强暴力，而是因为相信他们会讲“公道话”。这也是她面对七大人的威势一再据理力争、不断给自己打气、坚持自己的请求的心理基础，而且慰老爷也多次宣扬七大人是最讲公道话的、最公平的，这也是与爱姑父女同船的村民们的共同看法。比如，汪得贵就认为“他们知书识理的人是专替人家讲公道话的”，相信慰老爷不会因为接受施家的吃喝而偏袒对方。对于爱姑父女、汪得贵等人而言，这并非完全由于自身的不觉悟。社会史考察指出，在具有一定自治性的乡土社会中，村民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士绅阶层的统治，毋宁说这一社会格局是在绅民双方互动关系中形成的。对士绅而言，调解纠纷既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义务；对于村民而言，这既是他们基于实际需要对于士绅阶层的期待，他们也以社会舆论、道德评价等方式对这种权力进行约束。比如，爱姑父女、八三哥、汪得贵等人在船上的议论就构成了这样的舆论空间。
在慰老爷、七大人之外，鲁迅小说还塑造了诸多这样的士绅人物形象。“夫文童者，将来恐怕要变秀才者也；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阿Q正传》），士绅不仅仅指的是获取功名者本人，还包括他的家庭成员。鲁四老爷（《祝福》）是个“监生”，举人老爷则被直接以功名相称——“这老爷本姓白，但因为合城里只有他一个举人，所以不必冠姓，说起举人来就是他。这也不独在未庄是如此，便是方圆一百里以内也都如此，人们几乎多以为他的姓名就是叫举人老爷了。”（《阿Q正传》）其身份光芒所及，连阿Q也因为“在这人的府上帮忙，那当然是可敬的”。士绅的地位高下与功名有直接关系，功名越高，相应的地位越高，由此还带来了士绅影响的地方性差异。举人老爷居住在城里，影响全县；赵太爷、钱太爷的势力范围就限于“未庄”。无论是在“鲁镇”还是“未庄”，官府的身影很少出现，实际活动在这里、掌握着这里的权力和财富、享有权威和地位的主要是如七大人、慰老爷这样的士绅。在七大人、赵太爷等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士绅的身份地位、行为特征；在鲁镇、未庄，无时无刻不可以感受到绅权在主导着社会秩序的运转。社会史研究则确认了“士绅”在传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在社会结构中的枢纽地位。比如费正清认为：“在过去一千年，士绅越来越多地主宰了中国人的生活，以致一些社会学家称中国为士绅之国。”在地方社会中还原这些权势者的“士绅”身份，才能深入地理解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更完整地体会鲁迅小说呈现“老中国”的准确、深刻。
短篇小说《故乡》中最令人难忘的当是“我”与闰土再见的场景：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评论家多关注闰土那麻木的精神状态、自然生命力的消失，并结合下文，“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由此论断这是社会压迫、阶级剥削造成的结果。关于“我”与闰土之间这层可悲的“厚障壁”，也有论者指出，当年是阶级界限，但是“我”现在已经是知识分子，“我”与中年闰土之间的那层“厚障壁”不是阶级隔阂，而是思想麻木的闰土对“我”的不了解所导致的隔膜。其实这一“厚障壁”是存在于“我”和闰土之间的，不仅与闰土有关，而且与“我”亦有内在联系。“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的震惊不仅包含着对于“闰土”命运的感叹，也不只是因为发现自己成为故乡的“陌路人”，更为惊心的波澜来自“我”内心深处对于命运的顿然发现和深长感叹：短短的几十年间，“我”已经远远地脱离了定居家乡、从一个“少爷”成长到“老爷”的士绅生活轨迹，而在陌生的都市里踏上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人那未知的道路。
儿时的迅哥儿虽然和闰土玩得很开心，但是两者其实处于社会等级结构中的不同阶层。“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故乡》带有作者自身很强的投影。鲁迅本人即出身于典型的士绅之家。在绍兴，士大夫家族的居所被称为“台门”。城南覆盆桥周氏共有三个台门，一般称为老台门、新台门和过桥台门，鲁迅出生于东昌坊口的新台门。周作人回忆：“乡下所谓台门意思是说邸第，是士大夫阶级的住宅，与一般里弄的房屋不同，因此这里边的人，无论贫富老少，称为台门货，也与普通人有点不同。”士绅与民众之间的等级是明确的。虽然“我”小时候和“闰土”玩得无拘无束，不拘礼法，但这不过是年龄原因，并不意味着社会等级的消失。
几十年间世事沧桑巨变，“迅哥儿”自从离开故乡，走异路，逃异地，在陌生的都市里，已经渐渐完成了从传统士绅阶层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裂变。士绅是一种社会等级身份，士绅阶层与传承千年的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社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是伴随着近代学堂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创建而产生，并在五四运动前后才初步形成的。两者的世界图景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故乡却基本没有改变，包括这里的社会形态。闰土按照本有的社会等级称呼“老爷”，只是这一声对迅哥儿不啻惊雷，一下子使他意识到不仅是自己和闰土的距离，而且还有自身所发生的裂变。不仅是闰土变木呆了，而且因为迅哥儿变“现代”了。基于旧时社会结构的称谓与迅哥儿此时身份认同反差太大，他强烈地意识到一种断裂，“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在过去面前，惊觉了自己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确认了自己身份的裂变。“我”已经不是当年的“迅哥儿”，已经不可能真正回到曾经的故乡了。
在返乡与告别的这几天里，“我”心头的百般滋味、万千感慨，置于中国士人的文学传统中来对比，将更为显豁。这是曾延续千余年的士绅阶层在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时刻的深长咏叹。因为在士绅传统中，返乡是归宿，是目标，是在外宦游一生终于可以回归故里的时刻，终于可以在家乡享受生活，享受尊重了。回到了《故乡》，“我”却是要卖掉祖屋，卖掉家具，告别同族和邻居，告别儿时的伙伴，继续远在异地（城市）的漂泊。文章开篇已经确立了基调，萧索而悲凉。不同于士绅还乡的快慰，“我”返乡却是为了告别。它清楚地标识出了士绅与知识者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命运轨迹。然而，故乡还是“士绅社会”的延续。比如，杨二嫂对于“我”在外人生的想象：“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学而优则仕，乃是科举制度的设计。新教育改变了这一模式，着力培养的是立足于各个职业岗位的有知识的现代“国民”，已和选官制度脱钩。但这又是“我”无法给杨二嫂解释的，所以“我”只能无语。对故乡的告别，不仅仅意味着与童年记忆、与家族积淀的告别，而且也意味着对在故乡做一名士绅这一人生道路的彻底放弃，对士绅传统的告别。告别故乡之后，前方的路并不明确，还需要一个人孤独地探索。
通过《新青年》杂志或小说集《呐喊》来阅读《故乡》的读者，大多当是新兴的知识阶层的一员，他们可以与文本内外的“乡愁”相共鸣，不过这一群体最初是有限的。而坐在中学课堂上，在中学课本上阅读《故乡》的学生，尚不能称为“知识分子”。但是，经过新教育的课堂，他们在观念和知识体系方面将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知识者，同时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相应地由乡村而县城，由县城而省城而都市进行迁移，蓦然回望故乡，已渐行渐远，其间横隔着城乡两个世界。回味中学课堂上阅读《故乡》的体验，也许当时只有朦朦胧胧的感受，而随着离乡进城的迁移，他们的感受逐渐明晰而强烈。由此，《故乡》就不只是一篇中学时代的课文，由最初的感染到逐渐的唤醒，再到深深的共鸣，回首当初的阅读仿佛是对一个现代知识者一生的预言。——与杂志和单行本不同，教科书不但传播着《故乡》，其依托的新式教育体制同时在生产现代“乡愁”。
《故乡》不仅是因为其本身的“经典性”，才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也不仅是因为进入了教科书，才逐渐成为乡愁“经典”。新文学的语言形式、情感内容与新教育机制本身，另有一种共振效应——以转型视野重读《故乡》，即可触摸这一点。身份转型、制度巨变、空间分立，凝练于一篇《故乡》之内；而通过教科书，新文学与新教育相呼应，新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相共振。文本内外沟通，创造与再生产相叠加，当是短篇小说《故乡》成为现代乡愁“经典”的多重内涵。
与明清科举制度相伴生，士绅阶层身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既身居乡里，又掌握绅权，原本是地方社会的主导者，乡里社会的纠纷通常由其出面来调解。然而，清末以来世事巨变，士绅阶层的新一代在时局推动下，因接受新式教育先离乡后离国，再返乡者或被称为“假洋鬼子”，感受着身份转换中的尴尬；入都市者可能转型为“知识分子”，并由此渐渐告别地方社会和士绅传统，原本存身的“地方”就此成为难以回去的“故乡”。在对身份本身的关注之外，由地方视野中，既可见七大人、慰老爷、举人老爷等与“我”之间看似各不相属，其实有一条社会阶层分化变迁的线索；而百余年来，离乡进城的趋势至今不衰，又可见鲁迅小说以其凝练而具有的现实生命力。《呐喊》《彷徨》作为现代小说开山之作，也包含着对士绅阶层近代蜕变的深刻洞察与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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