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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全面深入地进行汉语断代分域语料字词关系研究的重要论著
? 系统总结楚系简帛文献在字词对应方面所呈现的复杂关系和内在规律
? 在文字学理论探索和疑难字词考释等方面多有创获、发明
? 新增按语对近年新出清华简、安大简等引起的新认识作了阐述说明
? 新编字词和术语索引，方便检索，字形和音义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
? 新附论文涉及甲骨金文和简帛中若干重要字词关系，考辨精当，颇富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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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选取战国楚系简帛这一时代和地域都较为明确的语料为研究对象，首次系统考察了楚系简帛中一字形对应一音义、一音义对应一字形、一字形表多音义、一音义用多字形等字词对应关系，分析了楚系简帛中字形的习用读法和音义的习用字形，以及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中的内部差异、代偿与分工、专造字等现象。研究建立在大量字形、音义个案的穷尽性调查基础之上，尤其注重高频字形的读法和常用词、基本词的用字考察，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楚系简帛字词关系的主要特点。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深入进行汉语断代分域语料字词关系研究的学术专著，在文字学理论探索和疑难字词考释等方面均有不少创获。初版十余年来广受好评，曾入选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先后荣获罗常培语言学奖一等奖（2012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13年）、李方桂语言学论著奖特优奖（2014年）、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2019年）。
此次修订再版，除订正初版中的个别疏误外，以按语形式对一些新材料、新认识等作了补充说明，并编制字词和术语索引，以便读者检索。书后另附作者近年新作论文三篇，对新出清华简中若干重要字词关系进行了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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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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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斯鹏，1977年生，广东澄海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字学会理事。著有《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研究》《简帛文献与文学考论》《新见金文字编》《卓庐古文字学丛稿》《卓庐剩墨：陈斯鹏书法选》等。入选“长江学者青年学者”、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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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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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自序
绪论
一、关于汉语字词关系研究
二、关于楚系简帛及其字词关系研究
三、关于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
第一章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概论
第一节 一字形对应一音义
第二节 一音义对应一字形
第三节 一字形对应多音义和一音义对应多字形
第四节 完全对应和部分对应
第五节 本用对应和他用对应
第六节 习用对应和非习用对应
第二章 楚系简帛中的一字形表多音义现象
第一节 由假借造成的一字形表多音义
第二节 由同源分化和孳乳造成的一字形表多音义
第三节 由同义换读造成的一字形表多音义
第四节 由同形或讹混造成的一字形表多音义
第五节 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字形表多音义
第三章 楚系简帛中的一音义用多字形现象
第一节 由假借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
第二节 由一字异体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
第三节 由文字的分化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
第四节 由同义换读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
第五节 由字形讹混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
第六节 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一音义用多字形
第四章 楚系简帛中字形的习用读法和音义的习用字形
第一节 字形的习用读法
第二节 音义的习用字形
第三节 字形的习用读法和音义的习用字形之间的不对称性
第五章 楚系简帛中有特色的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
第六章 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的内部差异
第一节 与非楚因素有关的差异
第二节 与内部时空差别有关的差异
第三节 与书手习惯或文章底本有关的差异
第七章 楚系简帛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中的代偿与分工
第一节 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中的代偿现象
第二节 字形与音义对应关系中的分工现象
第八章 楚系简帛中的专造字
第一节 楚系简帛中的专造字
第二节 专造字在使用上的相对性
第九章 研究楚系简帛中字形与音义关系的意义
第一节 有利于楚系简帛本身及其他楚文字的释读
第二节 有利于其他古文字资料的释读
第三节 有利于先秦秦汉古籍的校读
第四节 有利于汉语上古音的研究
参考文献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篇名简称表
后记
索引
附录一 清华大学所藏竹书《邦家之政》校证
附录二 旧释“粦”字及相关问题新解
附录三 金文“蔑 ”及相关问题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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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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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的初版于2011年3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到去年刚好十年的版权合同期满。承蒙中西书局青眼，邀约授权该社再版，我想这既是一部学术书的荣幸，也是作者的荣幸。
本书初版以来，得到学术界的许多肯定与鼓励。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基于出土文献、写本文献的汉语字词关系的研究，在这短短十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的成果，蔚为大观，业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如果说本书在其中能够起到一块小小问路石和铺路石的作用，那便是她的莫大荣光。此刻，我自然更加感念裘锡圭师当年极具前瞻性的指导了。
此次修订再版，主要做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订正初版中的排印错误，修正个别正文和引文的疏误；第二，以“【修订本按：……】”的形式增加了一些按语，对一些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尤其是近年新出材料引起的新认识等，作简单的交代；第三，附录近年新作论文三篇，因三文均涉及新出清华简中若干重要字词关系的考辨；第四，编制本书所涉及的字词和术语的索引，以便读者检索。限于时间精力，未能作大的增改，敬请读者谅解，并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指正。
陈哲君协助补字和替换图片，并通读全书，提出若干修订意见；石小力君多年前即据初版做了一份字词索引的初稿，谨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要特别将此书献给已在天国团聚的父亲母亲。
陈斯鹏
2022年9月26日于番禺南村之卓庐
绪 论
一、 关于汉语字词关系研究
在中国传统语文学中，“字”和“词”（印欧语言的word）这两个概念往往是混而不分的。这跟汉字与汉语本身的特点有关。至清儒戴震、段玉裁、王筠、高邮王氏父子、陈澧等人，才逐渐有了语言本于声音，先于文字而生的明确认识，从而将字、词分开的。现代语言学告诉我们，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可是，直至今日，我们的一些汉字、汉语研究中，仍然存在着混淆文字和语言两个层面的偏误现象（日常语言中以字为词则可不论）。我们认为，要切实地厘清文字和语言这两个层面，有一项重要的工作需要去做，那就是对汉字字形和它们所代表的汉语中的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作细致的考辨分析。
汉语字词关系的研究在传统语文学中已见萌芽，如“A读为B”、“A为B之假”之类的表述，实质上就等于说，A字形表示的是通常由B字形表示的那个词。但类似这样的训诂实践，还不能算是自觉的字词关系研究。在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著作中，对字词关系作专门论述的，据我们有限的见识所及，似乎也相当地少。
在这方面，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可以说是一个例外，该书对汉语字词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该书的第十二章题为“字形跟音义的错综关系”，用了不小的篇幅，专门讨论“一形多音义”和“一词多形”的问题，对字形与其所表示的词之间复杂关系的具体表现及其成因，作了十分精辟而充分的论述。该书的其他章节，如第九章“假借”、第十章“异体字、同形字、同义换读”和第十一章“文字的分化和合并”，也都是十分强调从字词关系的角度来探讨文字学上的一些重要命题的。在众多的文字学理论著作中，裘著在这一点上表现出较为鲜明的特色。这样的研究方法，最明显的效果就是使“字”和“词”的界限得以更加明确地区分，从而使我们更加科学准确地把握各种复杂用字现象的实质。
另外一位比较重视汉语字词关系研究的文字学家是李运富先生。他就相关问题先后发表过多篇论文，主要的有《论汉语字词形义关系的表述》（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论汉字职能的变化》（载《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4期）、《论汉字的记录功能（上、下）》（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4期）、《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与表述》（载《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2期），也有不少贡献，如将字词关系概括为“本用”、“兼用”和“借用”等，即颇有参考价值。
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词汇学著作也开始重视字词关系的问题，如张联荣先生的《古汉语词义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三章“古汉语中字和词的关系”，蒋绍愚先生的《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9月）第七章“词汇与文字的关系”，葛本仪先生主编的《汉语词汇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二编第三章“字与词素”等，均设专章讨论，各有所得。具体观点当然无法在这里作评述，但总体上似未能超越上述裘著的有关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学术背景和著述目的的差异，张、蒋、葛诸著比起裘著来，稍侧重于对词汇（主要是词义）的关注，而对于字形尤其是古文字形的使用情况的关注就显得欠缺一些。
应该承认，汉语字词关系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阶段，大量的基础性调查研究尚未开展。我们所说的基础性研究，指的是针对历代语料作专书、断代或分域的研究。汉语字词关系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也是一个立体的系统，在不同的时代和空间都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所以，只有对各时代的代表性语料中的字词关系有较细致的调研之后，我们才可能对有关现象和规律作出更细化、深化的探索，才可能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汉语字词关系的发展史。上述裘著实际上已经很注意以历时眼光来研究字词关系的问题了，但某些具体的历时论述仍稍嫌不够具体，这一方面固然受制于概论性著作的体例，另一方面恐怕也与学界相关基础性研究薄弱不无关系。至于其他著作，这方面的不足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汉语字词关系史的研究，需要先从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入手，奠定若干基点。对于那些有实物文字资料的时代，应该重点考察实物文字资料，因为它们未经后人转写传抄，能反映当时的用字实际。
本书准备以战国楚系简帛文献作为考察对象，对其中的字词关系作一番比较全面的探索，希望能为整个汉语字词关系史的研究贡献几块基石。
二、关于楚系简帛及其字词关系研究
之所以选择楚系简帛，是因为它确实有着较强的代表性。首先是时代明确，都是战国之物，而战国正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其次是地域明确，都是楚地之物，而楚地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有一定的特色；再次是内容丰富，既有文章著述，又有实用性文字记录，性质较为全面；复次是总字数多，为战国他系文字资料所无法比拟。
楚系简帛是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重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包山、郭店、上博等批楚简资料的公布，研讨尤为活跃。诸项研究之中，当然以释字为先，特别是古文字学界的学者们，多致力于文本的释读。文本的释读，不仅要解决文字的隶释问题，而且要论证文字的音义，也就是要弄清楚字形所表示的语言中的词或语素，所以实际上时时会触及字词关系的问题。学术界在具体的文字释读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其中错综复杂的字词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实际上，楚系简帛中字词之间的复杂关系已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例如董琨先生的《楚系简帛文字形用问题》（载《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张连航先生的《郭店楚简古本〈老子〉所反映的语言现象》（载《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就从不同的角度对若干用字现象作了分析和解释。邱德修先生《上博楚简〈容成氏〉注释考证》（台湾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10月）第五章第五节“一字多用与数字一用”，实际上讨论了一字形表多音义和一音义用多字形的情况，唯范围局限于《容成氏》一篇。有的学者则集中讨论某一类用字情况，如李天虹先生《楚简文字形体混同、混讹举例》（载《江汉考古》2005年第3期）；陈伟武先生的《战国秦汉同形字论纲》（载《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所论也包括楚系简帛在内。另外，上述李运富先生的《论出土文本字词关系的考证与表述》也较多涉及楚系简帛的材料，而且表现出较强的理论意识。但是，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考察、描写和分析楚系简帛字词关系的著作则尚未出现。正是因为这个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开展尚不充分，直接影响到有关论述的科学性。另外，上述论著在某些概念和理论认识上也存在着可以讨论的余地。
三、关于本项研究的若干说明
我们在本书中所使用的“楚系简帛”一语，乃是沿用学术界约定俗成的称法，范围包括战国时代楚国的竹简和帛书，以及风格与楚国文字相近的出自曾国的竹简（具体材料清单见后）。对其中占主体部分的楚国竹简，我们也沿用学界的习惯叫法称作“楚简”。近年，冯胜君先生因为注意到这些竹简文字中有不少是带有他系文字特点的，对“楚简”这一叫法提出质疑（冯胜君《有关战国竹简国别问题的一些前提性讨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中华书局，2006年11月）。这一讨论本身是有意义的。但正如冯先生所承认的，那些带有他系文字特点的简文都应是楚人所抄写的，其中包含相当的楚系因素自是不言而喻，而且事实也正如此，况且楚系与他系之间的对立本来就不是绝对的（参李运富《战国文字“地域特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所以我们觉得所有出自楚地楚人之手的这些竹简文字，有其共性存在，仍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从这一角度讲，“楚简”之称仍可适用。至于由他系因素造成的内部差异，我们在一些章节中会加以具体指出。
书名不用“字词关系”的字眼，而是采用“字形与音义关系”这样的表述，这一方面是考虑到传统语文学中“字”往往可以包括多种异体，而且“字”的概念在某些时候不太容易与现代语言学中“词”的概念截然厘清。我们所说的“字形”，指的是具有形体区别意义的书写单位，形构不同（包括结构方式不同、构件及其数量的不同等）的异体字一般视作不同字形，这与传统语文学的“字”略有区别；同时，不考虑那些不影响形构的笔画增减、偏旁移位、笔画形态变化及书写风格等因素，所以，本书所谓“字形”，也不是对每个具体形体的称呼。另一方面，不言“词”而言“音义”，则主要是考虑到汉语自身的特点。汉语缺乏形态变化，不同语法功能既极少在语音形式上体现，更难以在书写形式上反映。由此带来的词类划分问题、词的同一性问题的论争持续多年，颇多分歧。比如，“一人有庆”和“其仪一也”中的“一”，“爱亲尊贤”和“亲执畚耜”中的“亲”，语法功能不同，究竟算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可能就会有争议。像这类情况，我们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为免与现代语言学上的“词”的概念相纠缠，故称“音义”。“音义”这个概念是有较大伸缩性的，既可用以指称比“词”大的单位，也可指称比“词”小的单位，如语素，或者某部分词义，甚至是语境义。本书多数情况下是使用其较大的义涵的，但在某些专题，如第七章的第二节第（二）小节和第八章，也用其较小的义涵。从这一点来看，题目上用“音义”也要比用“词”来得恰当。当然，在行文之中，有时为了照顾表达习惯，也仍会沿用“字词关系”等叫法，则非别有深意。
为了明确字形和音义的区别，本书参照裘锡圭先生《文字学概要》的做法，用“{ }”标明音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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