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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宋代的皇帝、文臣与武将》是宋史研究大家王瑞来的著作。近年来，宋史很热。有些小清新的读者说：如果可以穿越，很想生活在宋朝。陈寅恪先生早就有过很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宋代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它在那些地方引起了当代人的共鸣？
作者认为，抛开颇有争议的唐宋变革论或宋元变革论这样的历史分期问题，宋代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士大夫政治。
“取士不问家世”，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相对公平的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知识精英，还促进了社会流动，唤起了民众的向学热情，提升了普遍的文化水准。士大夫政治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国家治理的层面。入仕的成功，极大地焕发了士大夫们政治热情。宰相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无疑等于是士大夫向皇帝宣示权力共享的政治自信与自豪。诗书传家，科举新士族不是依赖权势、财产赓续家声，而是以知识延续血脉。崇尚知识，以文化蛮，不仅宋朝治下的社会文质彬彬，还浸润到周边地域，让契丹、党项、女真等社会大幅度同化。传统的中国扩展了文化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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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了宋史研究专家王瑞来先生的旧刊新作，共12篇，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即士大夫政治与皇权，内容涵盖两宋。诚如书名《宋代的皇帝、文臣和武将》所示，皇帝写了宋朝开国的太祖、太宗，对堪称千古之谜的“烛影斧声”事件也有专题考察；文臣写了士大夫的楷模范仲淹、“铁面御史”赵抃、“太平宰相”周必大；武将写了在幕后促成“澶渊之盟”的宋朝降将王继忠和抗金名将岳飞；末了的一篇则写了以《富春山居图》闻名的由宋入元的文人画家黄公望，论旨已进入宋元变革论的视域。可以说，本书对宋代历史上的不少重大事件都有论列。
向来的历史研究，大多对史事进行严密的逻辑演绎，从中归纳出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这样的研究高屋建瓴，无疑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高度抽象后的历史，失去了血肉，只剩下骨骼，让人难以感受到像时下的生活那样鲜活。为了避免“载之空言”，全书十二篇，宏大叙事皆依托于具体历史人物，以人物论的形式展开。有了人的活动，历史才生动，其间的喜怒哀乐，才会唤起今人的共鸣。本书虽为学术文章，但文笔通俗易读，容易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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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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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来 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以宋代为主的历史学与文献学。在国内担任四川大学讲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浙江大学兼职教授等。现为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并执教于早稻田大学。代表作：《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知人论世：宋代人物考述》《天地间气：范仲淹研究》。刊发论文二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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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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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001宋太祖传略
027略论宋太宗
043“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
059小人物的大历史
——索隐历史尘埃中的细节
113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
149从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
181赵抃中举
——一个宋代士人的金榜题名
203士大夫政治与宋代皇权
231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关系
259文武之争
——岳飞悲剧的另一层因素
271子充必大
——一个承平时代的士大夫传记的政治解读
293写意黄公望
——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
320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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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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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近些年，宋史比较热。有人说，如果可以穿越，很想生活在宋朝。这是一般人的朴素想法。对于绵亘 10 至 13 世纪的宋代的历史地位，陈寅恪先生早就有过很高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那么，宋代有什么样的时代特征？造极的评价需要有具体事实来佐证。
暂且抛开颇有争议的唐宋变革论或宋元变革论这样的历史分期问题，观察一下宋代最主要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认识宋代的关键所在。在我看来，宋代最主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士大夫政治。
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士大夫之称由来已久。在《周礼·考工记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讲述：“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根据这个定义，士大夫就是在各级行政机构中“作而行之”的文人官僚。这样的文人官僚，历代不乏其人，那么，士大夫政治成为宋代的时代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时空中运行的历史，交错于偶然性与必然性之中。唐代中期以至五代十国时期，尽管藩镇割据，武人跋扈，但唐代承平时期伴随着“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曲江游宴、雁塔题名，仍001002然深深存留于人们的记忆中。武人纵横驰骋，可以马上打天下，但马上不能治天下。从上到下的行政运营，还离不开书生。参与宋朝创立的宋初宰相赵普就曾长期在地方为吏。宋太祖面对受贿的宰相赵普，感慨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受之无妨，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可见武人治天下，最终还是需要以文人为主。传统的惯力、实际的需要化作崇文的潜流。这是后来宋朝实施重文抑武国策的必然因素。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君臣的努力，完成疆域的基本统一。走出五代的宋朝，亟需各种行政管理人才来取代各个层级旧政权的留用者。于是，便轮到科举开始发挥重要作用了。肇始于隋代的人才选拔机制——科举，历经唐代，规模一直局促，如涓涓细流流淌了几百年，只给少数登科的文人带来无上荣耀，实际行政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国家管理人才的选用还是需要依赖于贵族世袭、乡举里选和胥吏升迁等各种传统的途径。这些传统的人才选拔途径存在许多弊病，汲取人才的渠道过于狭窄，且缺乏公平性，难以让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于是崇文的潜流、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诸多因素形成合力，到着力于内政建设的第二代君主太宗朝，科举这一人才选拔机制，便开始全力启动。历来每次登科人数只有十几名，至多几十名的科举规模骤然扩大，一次取士多达几百人乃至上千人。这样的国策坚持不懈，几十年下来，科举出身的官僚便遍及中央与地方，成为政治的主宰，士大夫政治蔚成规模。
“取士不问家世”，科举规模的扩大与相对公平的机制，打破了往日的贵族政治垄断，不仅为朝廷输送了大量的知识精英，还促进了社会流动，唤起了民众的向学热情，提升了普遍的文化水准。大量的平民入仕，不仅扩大了一个王朝的统治基础，让政治生态与以往迥异，也使政治观念产生了很大变化，更加契合儒学的仁者爱人，注重民本。
士大夫政治的意义并不仅仅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入仕的成功，极大地焕发了士大夫们的政治热情。宰相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无疑等于是士大夫向皇帝宣示权力共享的政治自信与自豪。从孔子到孟子，时代从春秋演进至战国，“君臣以义和”的特定历史背景，放大了儒学中“君使臣以礼”的主张，声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强调“民为贵，君为轻”。宋代士大夫汲取先秦经典中限制君权的思想资源，有意概念错位，将先秦诸侯国国君的“君”等同于秦汉以后的皇帝，使士大夫政治制衡皇权拥有了理论依据。这样的理论建构让宋代士大夫整体理直气壮，势压皇权。于是便有了赵普的“道理最大”，有了王安石的“南面为王，北面而问”。这样的理论建构更是唤醒了传统知识人的独立意识，成为中国传统知识人历代相承的一种宝贵精神遗传。尽管从宋代起没有了“坐而论道”，但知识人在精神上已不再跪下。有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全超越了政治，体现出那一代知识人气势恢宏的使命感。在这个时代，儒学经典《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被重新发掘出来加以强调，从个人到家庭，从国家到世界，实现了全覆盖。
诗书传家，科举新士族不是依赖权势、财产赓续家声，而是以知识延续血脉。崇尚知识，以文化蛮，不仅宋朝治下的社会文质彬彬，还浸润到周边地域，让契丹、党项、女真等社会大幅度同化。传统的中国，扩展了文化疆域。
宋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陈寅恪先生讲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良有以也。
向来的历史研究，大多对史事进行严密的逻辑演绎，从中归纳出历史演进的必然性。这样的研究高屋建瓴，无疑对历史发展的总体把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高度抽象后的历史，失去了血肉，只剩下骨骼，让人难以感受到像时下的生活那样鲜活。“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遵从孔夫子所言，把宏大叙事落在具体的人与事之上。本书择取十二篇文章，试图构成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基本面相。
开篇《宋太祖传略》，讲述宋朝创立者赵匡胤崛起于乱世，南征北战，成功避免落入五代之后“第六代”的窠臼，打下宋朝三百年基业的艰难过程。其中也不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戏剧性场面的讲述。
接下来《略论宋太宗》，讲述第二代君主完成基本疆域统一，将武功转向文治。在这样的政策取向之下，科举规模扩大的技术手段，意外在客观上造成士大夫政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南宋大儒朱熹认为，宋朝真正开始于太宗朝，那之前还是继五代十国之后的“第六代”。
围绕着宋太祖壮年急逝、宋太宗以弟袭位，“烛影斧声”遂成千古之谜，“金匮之盟”也疑云密布。第三篇《“烛影斧声”与宋太祖之死》，以新发掘的史料与逻辑推理，揭示“烛影斧声”是由太宗戏妃导致的一个突发事件，而太祖、太宗兄弟之间长期明争暗斗则是事件发生的内在深层因素。
历史舞台上的聚光灯大多打在帝王将相身上，其实小人物也往往可能成为历史的重要推手。宋朝第三代君主真宗在位期间与北方辽朝结束征战，签订“澶渊之盟”，为宋辽两国带来百年以上的和平。难以想象和不可思议的是，和议的成功居然来自一个在辽朝为官的宋朝降将的从中斡旋。考察这样隐没的细节，足以提示我们对历史长河细波微澜的关注。第四篇《小人物的大历史》就是这样一篇文字。
以知识为身份的士大夫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阶层。作为个人，士大夫中不乏无耻者，但这并不代表宋代士大夫的主流。那么，以儒学思想陶冶的士大夫主流精神是什么？第五篇《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以范仲淹的言行切入，从报恩思想、功名心、忧患意识、言事精神、皇权观念几个方面进行了归纳。根据我对宋代历史的观察，太祖、太宗朝尚属开国期，到真宗朝基本完成了政权制度建设，道德清理的精神建设，则是在第四代君主仁宗朝，由范仲淹、欧阳修等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开启的。因而，从范仲淹切入的考察，便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正如朱熹所言，范仲淹“励廉耻”“作成宋朝忠义之风”。然而作为开启道德建设的精神圣人范仲淹，竟然也有风流韵事的传闻，如何看待？从这一公案的考察，投射到宋代士大夫的生活日常。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不虚美，不隐恶，回到人性的原点，历史主义地客观分析，这是第六篇《从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以同一个历史人物为例，主流精神与生活日常合观，或可构成宋代士大夫的一个完成影像。
一个出身贫困的士人，在仕途开放的科举时代，是如何金榜题名的？历来缺少具体的细密考察，第七篇用了与“范进中举”类似的题名《赵抃中举》，以范仲淹同时代稍后的赵抃为例，较为完整地复原了一个普通士人的科举之路。在此基础上，则是对欣逢时代之盛的宏观烘托。梦想穿越回到宋代的人，最想生活在仁宗时代，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仁宗“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无为而治，客观上给了范仲淹、欧阳修乃至赵抃等士大夫在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的广阔空间。
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赵抃，有着“铁面御史”之称，位至副宰相参知政事。在朝期间，直接或间接与仁宗、英宗、神宗三代君主都有交集。我以前曾以《论宋代相权》《论宋代皇权》为题，较为宏观地考察过宋代的君臣关系，还在《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一书中，具体考察过宋真宗朝的君臣关系，第八篇《士大夫政治与宋代皇权》，作为既往研究的扩展，将视野投射至仁宗朝以后，以赵抃——一个士大夫的具体言行，对士大夫政治下的直接皇权和间接皇权进行了微观考察，相信可以窥一斑以见全豹。
宋代党争炽烈，彼此你死我活，十分残酷。这是不是宋代士大夫之间的正常关系呢？第九篇《宋代士大夫的政治关系》，围绕置身于党争旋涡中的赵抃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除了个别心术不正之人以外，秉持儒学理念的多数士大夫在多数时期，还是保持着较为正常的政治关系，彼此间的争执多是从国家或民众利益出发，止于政治理念与施策方式等技术层面。这正如赵抃写下的一句诗所言，“当时大本从忠谏”。
对于抗金名将岳飞之死的原因，或指宋高宗为元凶，或指权相秦桧为元凶，历来争论不休。第十篇《文武之争：岳飞悲剧的另一层因素》则跳出这一窠臼，纳入士大夫政治的背景之下，从文武之争的视角，认为岳飞悲剧的发生，是南宋王朝在稍为安定之后，军队国家化的施策进程中的必然。杯酒释兵权与铁血销兵权，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紧张的宋金对峙中，南宋第二代孝宗朝拥有较久的和平。周必大的主要政治活动都在这一时期，并且延伸到第三代光宗、第四代宁宗时期，做到了位极人臣的宰相。不过，在权相辈出的南宋，周必大很像是个“循吏”，十分平常。然而，在我看来，无论人或事，平常才是历史呈现的常态，历史长河在多数时期是平静流淌。因此，考察这样一个平凡的历史人物，反而具有不平凡的典型意义。第十一篇《子充必大：一个承平时代的士大夫传记的政治解读》，集中利用《宋史·周必大传》进行了考察，具现士大夫政治在南宋中央层面的各种面相。《宋史·周必大传》源自宋朝国史，其入选的史事，都经过了当时史官的甄别取舍，较之私家的碑志更为可靠。
如果说以上各篇都是集中在士大夫政治语境下的论述，最后一篇《写意黄公望》则是有些脱逸。正如副题《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所示，这一篇进入了我的另一个研究主题——宋元变革论的视域。怀有科举之梦，带着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影响痕迹，少年时代由宋入元，为吏、教书、作画，生涯几乎与元朝相始终的黄公望，一生活动于社会的下层。宋元变革从经济、政治重心合一的南宋开启，贯穿元代，商品经济发达，地域社会强盛，士人流向多元化。明清时期主导地方的乡绅阶层，在这一时代开始成型。南宋历元入明清，传统中国由近世走向近代，走入今天。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正是在元代。黄公望的经历，作为个案，便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从北宋开国到宋辽和战，从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到生活日常，从金榜题名的宋代士大夫炼成到士大夫间的政治关系，乃至士大夫政治与宋代皇权，时代贯穿两宋，“烛影斧声”，“澶渊之盟”，岳飞之死，宋代历史上的不少重大事件都有论列。以士大夫政治论为主线，旁及宋元变革论。为了避免“载之空言”，全书十二篇，宏大叙事皆依托于具体历史人物，以人物论的形式展开。社会历史，由人的活动构成。抽去了人的活动，历史叙述则不完整。有了人的活动，历史才生动，其间的喜怒哀乐，才会唤起今人的共鸣。
基于这样的考量，全书如此架构。以上内容，有旧刊，有新作，尽量写得通俗可读的学术文章，期待获得更为广泛的受众。
王瑞来
癸卯盛夏识于日本千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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