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道格拉斯·科 （Michael Douglas Coe，1929—2019）
美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铭文学家，主要研究前哥伦布时期的中美洲，特别是玛雅文明，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玛雅学者之一。他著述颇丰，作品包括《玛雅》（The Maya，合著）、《墨西哥：从奥尔梅克人到阿兹特克人》（Mexico: From the Olmecs to the Aztecs，合著）、《释读玛雅文字》（Reading the Maya Glyphs，合著）等。
美洲大陆之历史并非始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更非始于幸运儿莱夫，而是始于大约两千年前中美洲丛林中的玛雅书吏首次记录统治者的事功之时。在前哥伦布时期，新大陆的所有民族中，只有古代玛雅人拥有完整的文字：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写下他们想写的任何内容。
19世纪，在玛雅城市废墟重见天日后，这些记录几乎无一被当时的西方学者解读。20世纪50年代，我在哈佛大学读书时，这一状况也未见多少好转，虽然玛雅历法早在120多年前就已得到解读。如今，有赖于大西洋两岸铭文学家取得的一些显著进展，我们可以读懂那些逝去已久的书吏刻在石碑上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能破译他们写在彩绘陶瓶上的东西。
我认为，破译玛雅文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探险之一，堪与太空探索和遗传密码的发现相提并论。本书意在讲述与此相关的故事。书中有些故事比较晚近，我十分荣幸与其中众多主角（很多已不在人世）相识；读者很快就会像我一样发现，破译玛雅文字的历程不仅牵涉到理论与学术问题，还关乎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个人。
若有意者，可从我的记述中找出英雄与恶棍，然而我要在此声明，本书中并没有所谓的“坏人”，有的只是一些心怀善意、意志坚定的学者，他们有时受错误的假设所驱使而误入歧途，因此使身后声誉受损；倘非要找出恶棍，那么请记住，即使是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笔下的堕落天使撒旦，也有他英雄的一面。
写作本书时，我得到了多方襄助，但须强调的是，书中的事实及解释，无论好坏，均由我本人负责。值得特别感谢的是乔治·斯图尔特（George E. Stuart），他留下的关于文字破译史的手稿（1992年出版，与本书首版同年发行）指引我找到了新的线索和见解。我由衷感谢琳达·谢勒、弗洛伊德·劳恩斯伯里（两人均于1998年谢世）以及伊丽莎白·本森（Elizabeth Benson）、戴维·斯图尔特和戴维·凯利，我经常通过长途电话对他们进行长时间录音采访，感谢他们的耐心和宽容。琳达以她一贯的热情与慷慨，给我提供了本书第十章谈到的“少壮派”之间大量通信的复印件。
我还要深深感谢已故的克诺罗佐夫和他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同事，我和妻子在1989年访问圣彼得堡（时称列宁格勒）期间，他们给予了热情款待，尤其要感谢的是加林娜·叶尔绍娃（Galina Yershova），她是现在的“尤里·克诺罗佐夫”中美地区研究中心主任。
本书前面几章撰写于我在耶鲁大学休三年一次的假期时，当时我住在有着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罗马英国学院（British School at Rome）。我很感谢学院时任院长理查德·霍奇斯（Richard Hodges）和图书馆馆长瓦莱丽·斯科特（Valerie Scott），他们使我这次经历变得价值非凡。关于宝贵的编辑意见，我还想对詹姆斯·马洛里（James Mallory）、安德鲁·罗宾逊（Andrew Robinson）以及泰晤士—哈德逊出版社（Thames and Hudson）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自本书1992年初版以及1999年再版以来，铭文学的滚滚潮水已经淹没了既有的堤坝。我要感谢使我跟上玛雅破译和图像学最新发展的人们，特别是戴维·斯图尔特、斯蒂芬·休斯顿（Stephen Houston）、卡尔·陶布（Karl Taube）、彼得·马修斯（Peter Mathews）、西蒙·马丁（Simon Martin）、马克·赞德（Marc Zender）、奥斯瓦尔多·钦奇利亚·马扎里戈斯（Oswaldo Chinchilla Mazariegos），以及我的同事马克·范斯通（Mark van Stone）。
在本书的这一版中，用于书写玛雅文字的拼法遵循危地马拉玛雅语言研究所制定的正字法，但有些考古遗址的名称除外（这些名称在专业和旅游文献中存在的时间太长，不宜更改，以免误导读者）。其中，元音和大多数辅音的发音一般与西班牙语相同，但有以下例外：辅音w与英语中w的发音类似，?x发英语中sh的音，正如它在16世纪西班牙的发音一样。玛雅语的声门闭塞音和非声门闭塞音有一重要区别；前者发音是强辅音，喉咙收缩；这种正字法中，这样的辅音后面有一个撇号。声门塞音（’）也是一个辅音，与英国伦敦人发little中tt的音的方式相似。
在古典玛雅语（铭文的语言）中，有两个无声送气音。一个是h，与英语中的h非常相似；另一个是j，是一个腭辅音，发音就像德语Bach中的ch。
玛雅文字的重音几乎总是落在最后一个音节。
迈克尔·道格拉斯·科
纽黑文，康涅狄格州
2011年1月
第七章 普罗斯科里亚科夫时代：玛雅进入历史 （节选）
塔尼娅复原的卫城透视图，很快点燃了卡内基研究所一贯精神饱满的西尔韦纳斯·莫利的热情。他萌生一个想法，即应当让塔尼娅对一系列最重要的玛雅遗址进行复原，于是在1939年，莫利派她前往科潘。塔尼娅成为卡内基研究所的正式雇员，人生中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工资；这也将是她终生从事的职位。
20世纪30年代末的科潘一定是个相当不错的地方。卡内基研究所的发掘和修复项目由有趣的挪威人古斯塔夫·斯特伦斯维克指导，他的流浪经历，即使以玛雅学家的标准来看，也是值得一提的。20世纪20年代末，从尤卡坦北部海岸普罗格雷索附近停泊的一艘商船上，古斯和一名同伴“跳船”而去；几日后，两具遍体鳞伤的尸体被冲上岸，被当成那两个逃兵。据说，古斯每年都会去一次普罗格雷索，到自己的墓前凭吊。随后，古斯来到奇琴伊察，他听说那里有个“外国佬”的考古项目，莫利给了他一份修理探险队卡车的工作，因为古斯不仅是个熟练的水手，还是个非常好的机械师和工程师。
没过多久，斯特伦斯维克就开始帮助发掘和重建奇琴伊察的建筑。他在这方面的才能，使莫利和基德选择他参与科潘项目，后来证明，他是卡内基研究所工作人员中最优秀的田野考古学家之一。伊恩·格雷厄姆（Ian Graham）曾这样描述科潘的场景：
普罗斯科里亚科夫独自前往科潘，一到那里，就发现员工营地的生活真是狂野不羁。她在一个很规矩的欧洲家庭中长大，对营地大厅桌子上摆的一排酒瓶感到非常惊讶。当发现他们喝的酒越多，晚上打牌就越嗨，尤其在星期六，她就更惊讶了。一个星期天的早晨，由于对这些男人睡得太晚感到恼火，她打开古斯塔夫·斯特伦斯维克的房门，把他的鹦鹉放了进去。不久就传来了嗷嗷叫的二重奏，鹦鹉抓住了斯特伦斯维克的胡子。
约翰·朗伊尔（John Longyear）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准备写一篇关于科潘陶器的论文，他拍过的一部内部电影显示，就在那个营地里，年轻又很漂亮的塔尼娅对着酒瓶大口喝啤酒，所以她肯定至少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这种体制的生活。
在科潘之后，塔尼娅前往奇琴伊察和尤卡坦普克地区的遗址，为她的重建工作制作实测图，它们全都出现在她于1946年发表的《玛雅建筑图集》（Album of Maya Architecture）中。“博士”基德看得越来越清楚，这位女士远不只是个画工，于是在1943年任命她为全职考古人员。
从学生时代开始，所有认识塔尼娅的人似乎都认定她的头脑异常灵敏，不同凡响。这一方面当然体现在她的艺术才华上：她是能力高超的绘图员，也是对视觉艺术有敏锐鉴赏力的杰出艺术家。但另一方面，她还颇具科学天赋，擅长逻辑分析。她在科学家家庭中长大，这肯定有助于磨砺她的学术才能。埋头钻研问题时，她是个“独行侠”，常把自己关起来独自研究，头脑运转起来就像常说的捕兽夹。
与许多俄罗斯流亡者不同，塔尼娅是个坚定的理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她非常喜欢争论，记得她曾试图说服我，说不该听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B-Minor Mass），因为它是宗教性的！也许她在这一问题上故意采取了极端立场。不管怎样，这种思维模式使她倾向于在一切事物中寻求理性解释，即使面对的是玛雅艺术和文字也是如此。这使她远离了让埃里克·汤普森沉浸其中的半神秘胡言乱语。但她也有不足之处：她对玛雅艺术的图像学毫无兴趣，甚至否认古典玛雅文明中有任何神祇。在这一点上，汤普森的意见是对的，塔尼娅是错的。
塔尼娅酷爱严格的形式分析，将其应用于古典期以来大约400个玛雅纪念碑的解读，从而形成了一种在20至30年的时间跨度内，从风格上对每块石碑的日期进行测定的方法。她在1950年出版了专著《古典期玛雅雕塑研究》（A Study of Classic Maya Sculpture），使专家们能够将风格日期与玛雅日期进行比较；不止如此，塔尼娅还给出了一幅玛雅浮雕从最早时期一直到玛雅崩溃时的演变图。这本书使她站在了玛雅研究的最前沿，表达了她对玛雅石刻艺术资料库的独特看法，并使她不可避免地提出一些问题，而当这些问题最终得到解答时，整个玛雅学界都被颠覆了。
我在哈佛大学受的本科教育于1950年结束，但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因此错过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对高级班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要求苏联领导人采取“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的政策（第二天朝鲜战争就开始了）。怀着些许愧疚的心情，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于1959年6月获得了博士学位。一有空闲时间，我就到皮博迪博物馆去看塔尼娅。我总能在老地方找到她：她坐在博物馆地下室吸烟室的一张桌子旁，因为塔尼娅是个大烟枪，从她16岁起就一直如此。
我可以看出，向来容易紧张的塔尼娅，对她的某种发现异常兴奋。她讲给我听：她在以前去过的黑石城遗址，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日期模式”。她面前摆着一张图表，她把黑石城许多石柱上的所有日期都画在上面。参照这张图表，塔尼娅向我解释了这种模式的含义；纪念碑上文字的主题是简单明了的历史，而不是天文学、宗教、预言等。因此，玛雅城市遗址的石柱和楣梁上的人像是凡人，而不是神灵，更不是祭司。
我着实惊呆了。这位超乎寻常的女士，以聪明的方法一举解开了玛雅铭文学的戈尔迪之结，并打开了一个有关王朝竞争、王室婚姻、俘获俘虏等精英阶层活动的世界，自远古以来，这些活动就一直受世界各地王国的关注。玛雅人由此变得真实可感。
塔尼娅告诉我，她已将自己的发现写成一篇详细的论文，提交给《美国古物》杂志；翌年，该论文以“危地马拉黑石城的日期模式的历史关联”（Historical Implication of a Pattern of Dates at Piedras Negras，Guatemala）为题发表后，整个玛雅研究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剧变。我们进入了普罗斯科里亚科夫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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