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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沙培德的专著《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1885—1924）》英文版问世后，随即在海内外中国史学界取得广泛关注，罗威廉、柯娇燕、科大卫、王国斌等知名学者，以及慕唯仁等中青年学者纷纷撰写书评。其中虽有商榷与建议，但更多的是肯定与推崇。而且对于学术日益专精化的今天来说，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历史研究者精读并撰写书评，这本身确实颇能说明该书的影响力。
沙培德关于近代中国转型问题的研究很独到，他为研究者们熟知的文本提供了许多新的视角，他对人物思想的解读“总是具有原创性并令人耳目一新的”（罗威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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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885年至1924年间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这场变革根本上是由人们思想上的转变引起的。本书追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探讨经历过两千多年君主统治的中国人，为何在清末民初不再相信君主制，并且如何在新观念上建设新的国家。作者娴熟运用各类史料，不仅梳理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演变，分析大众政治文化中反映出来的观念，还重点阐释“公民”“主权”等概念在中国被吸收与改进的过程，为中国从旧式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关键转型提供了新的解释，对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经典话题亦能有所启发。
方法论上，本书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变置于国内政治斗争以及对帝国主义反应的大背景之下，勾勒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清晰脉络，提供了一种对跨文化知识交流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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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沙培德（Peter Zarrow）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比较政治与政治史，对中国近代革命史、晚清至民国的知识与政治转型等问题有专精研究，在海内外中国史学界有广泛影响。著有《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1885—192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等。
刘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中美关系史。近年来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美国政府与庚子事变研究（1899—19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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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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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序
致谢
引言
“帝国之后”
清朝君主制
清末背景
第一章 康有为的权力哲学与戊戌变法
圣人康有为
皇帝：权力与制约
中国改良主义者想象中的明治天皇
国家的今文经愿景
第二章 梁启超与公民国家
关于帝国的必要性
梁启超、明治日本及其他
政治秩序中的公与私
第三章 “主权”与被翻译的国家
运动中的主权国家
国家职能
梁启超：走向国家主义
无约束的国家主义
第四章 渐弱的保守声音
儒家改良主义
湖南人的反应：生活在三种联结中
作为个人的政治
第五章 身份、历史与革命
种族科学
种族意识与革命
创伤与复仇
历史化身份，创造国粹（1）
历史化身份，创造民粹（2）
第六章 光复与革命
共和主义、自由、自治
作为个人的政治
权利、公民权、社会主义
第七章 中华民国成立
共和主义的仪式：“双十”
共和主义的仪式：国旗和国歌
袁世凯与共和国仪式
第八章 末代皇帝
立宪王朝
儒家思想与共和主义
新文化插曲
将故宫收归国有
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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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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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书主要是关于政治思想的研究。先来看一组简单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在清朝末期不再信奉皇帝了，并决定推翻有着两千多年、甚至某种程度超过三千年历史的君主制？是外来源头削弱了清朝260余年（1644—1912年）的统治吗？是什么使人们开始想象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中国？也就是说，在19世纪末出现了什么政治条件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几千年来，君主制在中国的政治文化概念里都居于核心地位：它能如何被取代？不管取代它的是什么，君主制的概念是否会就此崩塌并消亡，抑或它们会继续影响后帝国时期的政治秩序？随着君主制的制度基础崩塌，它又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现？皇帝采取了什么措施来凸显其存在并强调其不可或缺的地位？最重要的是，这些主张受到了怎样的攻击？1912年之后，新的共和理念又是如何取代了旧的帝国理念？
这些问题其实并不简单，而是引向了更深远的问题。当人们都知道皇帝也是会犯错的凡人时，再谈“信奉”皇帝，即所谓的“天子”和拥有天命的人，意味着什么？是清政府的政策或者整个皇帝制度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发生的变化不相容吗？如果清朝是汉人统治而非满人政权，它会以某种形式幸存吗？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清朝是如何灭亡的，而在于民众的态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致使清王朝的覆灭合于情理？新的政治制度能否取代皇帝（或皇帝的概念）所履行的众多职能？一旦皇帝不复存在，这会造成突然的真空吗？还是君主制已经过时，它的倒台反而为建立更好的制度清除了障碍？
我相信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或许不是有关20世纪初期中国的全部重要问题，但它们肯定在其中。我不敢肯定我在本书中都做了很好的回答。但至少，我关注到中国人是如何提出重建国体的，而这为人们熟悉的近代故事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臣民到公民，从奴隶到自由，从无知到启蒙。对另一个更老的故事版本来说，是从殖民主义压迫到民族独立。这是与美国有着强烈共鸣的故事，它广为人知；这是所有的革命和殖民地人民宣扬的故事。一直以来，它为我们展现着近代性：从不假思索的传统到理性的转变，从迷信到科学和世俗主义的转变；或者用不那么乐观的话说，是到世界和冷酷功利主义的瓦解、到纪律化和政府化的社会制度的转变。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我无意否认它们的真实性，而是指出它们并未完全抓住中国近代性的散乱框架。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共和制取代了君主制。共和国充满了军事独裁的味道，并很快陷入军阀制，但是共和主义的理想不断激励着知识分子和活动家们。与此同时，围绕皇权的一系列概念在革命中留存了下来：人们仍保有对开明的统治者、贤哲的力量、受教育阶级的家长式责任以及道德化的宇宙论的需求。要不是许多人都做好了接受一个没有皇帝的世界的准备，辛亥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但这场革命不仅推翻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它还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
正如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所强调的，中国对几千年王朝统治的抛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它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这条道路从关于神、政治合法性和文本权威间关系的一套理念，最终转变为一套新的共同信仰或一套新的理念。我们可以称这些理念为故事、神话或对理性的探索，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都强烈地表明要以文明和理性之名发动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用了两代人的时间，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平民百姓就从信奉皇帝宇宙性的特殊角色转变为信仰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传统的皇帝制保证了整个社会保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而君主制的崩塌就是普遍的文化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灭亡，不仅代表了单个王朝的崩塌，而且是整个帝王制度的崩塌，尽管人们在革命初期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整个帝国系统的文化体系开始衰落，包括：第一，朝廷相对地方社会的强权；第二，旨在招聘官僚和强化士绅阶层控制文化中心的科举考试制度；第三，考试所依据的庞大的传统（神圣）学习体系。
用一个“故事”来描述本书无疑具有误导性。在撰写的过程中，我找寻不同的切入点，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索，至少是这样开始的：一个问题会指向另一问题，然后再引出另一个问题。尽管如此，本研究始终围绕中国人对皇帝制的观念转变。这种转变始自19世纪80年代康有为（1858—1927）撰写的从根本上挑战君主制的早期文章，终于1924年最后一位清朝皇帝在浓浓的反崇拜气氛下被驱逐出紫禁城。我将在本书中讨论其他知识分子和康有为的创新之处，尤其会谈到他的弟子梁启超（1873—1929）。在我看来，梁启超是一位长于雄辩且思维敏锐的时代先锋，他发现了这个时代的关键思想，同时也引领了时代思想的发展。但这本书不是报人学者梁启超的个人传记。相反，除了这些主要人物，我还引用了学生、匿名评论家和教科书里的言论，并着眼于政治运动和政治仪式，以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发生的巨大变革。
君主制的神权本质——皇帝既是天地之间的枢纽，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和平与秩序的维护者——不仅在极少数的激进分子，而且在广大的市民阶层当中迅速衰退。进化主义、功利主义和民主观念等激进的新思想模式取代了所谓“帝国儒学”的神权思想模式。这一转变首先发生在知识分子和学生身上，他们都在教育改良派们于19世纪90年代建立的新式学校上学；之后，商人、华侨和普通市民阶层的思想开始转变；最后，传播到部分农村地区的小地主和农民群体当中。起初，这些新的思维方式仅动摇了君主制的基础，并没有取代它们。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中国君主制的垮台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显然远小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法大革命。确实，我们都知道，新的、稳固的政权不可能建立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皇权运动的政治力量维持到了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在中国北方。最后，本研究还对君主制的消亡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略有谈及。
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我无法穷尽。至少，我不能说我读过所有的相关文献，我只读过一小部分该时期的政治宣传册、官方纪念物、回忆录、报纸和当时有关政治哲学的杂文。未来更深入的研究肯定会丰富我们对那个年代的了解，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本书中讨论的一些新闻文章看作晚清的博客：它们有广度但不一定很有深度，它们的报道迅速且吸睛，但并未完全理解新读物；它们只是回应朋友或敌人的文章；它们充斥着针对个人的辱骂和指责。但是这些资料很重要，它们反映了当时的人们为理解革命环境所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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