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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 上海人美社：新中国美术出版体制发展历程的鲜活样本
★ 上海人美社：新中国“人民美术”艺术范式的出版重镇
★上海人美社：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创作风格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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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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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美术的发展及美术出版体制的转型可谓是跌宕起伏。上海的艺术家们以独特的工作模式探索出一种符合新中国“人民美术”出版需要的艺术样式与审美基调，为考察新中国美术在体制中的拓展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对这些创作实践和出版理念的总结研究，有助于推动我国美术事业及美术出版体制的转型、发展。这种总结研究，既需要有宏观上的归纳、概括，也需要有对突出代表者的个案分析，而通过对深处其中的美术出版社的实践和经验进行分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现在的美术及出版工作者、研究者以启示。本书通过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社史料的深度挖掘，以个案研究的方式，真实再现了人、制度、经济等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美术出版转型过程中的拉锯、矛盾和相融；也真实地再现了在时代变革过程中，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与体制制度的纠葛中，寻求自己创作风格和道路的心路历程。本书研究角度新颖独特，是目前shou部探讨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间美术出版社体制生成机制的学术专著，既填补了出版史上的一个空白，又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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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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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浩宁，女，1980年生于山东烟台。中央美术学院博士，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现为山东青年政治学院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出版、设计史、视觉文化理论等。任职期间多次参加高校组织的学术论坛和国际学术交流会议，并在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主要有《阐述美术设计创新中受到的传统文化启迪和借鉴》《针对美术设计创新里运用的传统文化研究》《双重的“真实”——宣传画中绘画的摄影性与摄影的绘画性转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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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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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出版体制中的翘楚
第一节 《毛主席万岁》的背后
第二节 美术出版体制的建构
第二章 “新”体制与“旧”制度
第一节 美术出版“专业化”
第二节 “异质同构”期（1949—1952）
一、 美术工场
二、《华东画报》
第三节 从“华东”到“上海”（1952—1955）
一、“新”出版体制的构想
二、“人民”的新含义
三、“旧上海”的转化
第四节 从“正统”到“多样”（1956—1966）
第三章 步步为营
第一节 作为资本主义温床的上海私营美术出版社
第二节 对“温床”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私营连环画的社会主义改造
二、私营画片出版社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三节 公私合营体制的建立
第四章 体制中的嬗变
第一节 计划与创作
一、创作任务的制定
二、创作题材的选择
第二节 审查制度
一、三审制
二、送审
第三节 编室结构与创作
一、创作编室的建立
二、编室与创作方式
第五章 多种力量的结合
第一节 私人画室
一、 土山湾画馆与上海私人画室传统
二、出版社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私人画室
第二节 作为培训机构的出版社
一、 年画、连环画创作培训班
二、社中“画室”
第三节 对“外”教学
第六章 传播与交流
第一节 出版、创作与新华书店传播体系的建立
一、 流通体系的建立
二、出版发行与创作
三、发行覆盖与创作
第二节 期刊的尝试
第三节 莱比锡的新面孔
第七章 体制下艺术家的灵动
第一节 体制与创作者的日常生活
一、体制下的艺术家
二、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家
第二节 政治挂帅与创作自由
一、 对“红旗拳头枪”的批判
二、在哪创作？
三、读者趣味的考量
四、体制的“内”与“外”
第三节 稿酬与创作
结语 体制建构中的断裂与延续
第一节 “新” 中国与“旧” 上海的断裂
第二节 在断裂中延续
附录
附录一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56年编室结构及人员名单
附录二 参考文献
附录三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大事记（1949—1966）
附录四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49—1966）人员访谈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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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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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新中国美术出版史上一座标志性的丰碑。本书以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政治文化及历史语境为依托，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为研究对象，旨在研究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在风云变幻的社会环境中，新中国的美术出版体制是如何被建构的，以此探讨美术出版社作为新国家形象塑造者、新文化价值体系传播者的形成过程、生产机制、传播方式，以及艺术家在消失的“日常”中找寻个性抒发的现实路径，以此剖析新中国美术出版体制与艺术发展历程之间的互动关系。
用“建构”而非“建立”，是因为在本书中，“建构”更符合笔者对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理解。在文化研究领域，建构是指在已有的文本上，建造一个分析、阅读系统，使他人可以运用一个解析的脉络，去拆解那些文本背后的因由和意识形态。不是虚构，更不是重构。这对于本书的书写初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美术现象的研究，但是抛弃了美术史研究中的风格论，而是希望探讨形成这些艺术作品的深层原因；虽然讲述的是上海人美社的十七年，但是并非从线性历史的角度对这段时期的历史材料进行梳理，而是尝试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美术出版体制是如何被建构起来，又是如何参与到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中。准确地说，本书意在探讨那些我们自认为熟知的现象背后的故事，并在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中寻找艺术家个人身份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形象与艺术创作的内在关联。在新中国的这段历史中，美术创作在总体上还是围绕着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认识、理解和期望的维度展开的。就此而言，新中国的美术出版，从本质上说，也是对新中国的认识和理解的总体思想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新中国形象的表达和象征，是国家大众传播最有力的工具和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与当下出版社的功能仅仅是编辑、出版图书不同，新中国最初十几年的出版体制，尤其是美术出版体制，在建构国家形象、传播意识形态方面，承担着更重要、更复杂的作用和任务。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它还是新中国国家形象的缔造者。新中国建立伊始，在出版社专业化政治政策的指引下，出版社被赋予更重要的政治使命。专业美术出版社的政治使命感尤为强烈，除了正常范畴的美术出版物之外，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简称年、连、宣）的创作和发行，也被纳入到美术出版社的业务范围之内。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这座曾经有着“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成立的第一个专业美术出版社，它所面对的问题、承担的责任以及未来的使命，远比成立于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复杂和深远。作为中国年、连、宣的大本营，上海人美社的艺术家们，也努力地响应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号召，积极地用自身行动“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开始了个人在新政权下“红色转身”的历程。
历史学家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不仅仅是指历史写作的作者要用思想与历史对话，才能真正进入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中，都是鲜活的个体和生命，只有理解个体在当时情境中的思想、动机、期望和梦想，才能真正理解和建构历史。所以，本书也将从思想和观念的角度来描述、分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体制的建立，以及体制下艺术家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本书将尽量规避对一种潮流、一种风格、一件作品，甚至对一个人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正如笔者在书稿最后的观点，1949年发生的政权更迭并没有切断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对艺术家来讲，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是社会中的人，事业的成功受到各种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艺术体制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如此，成立之前，亦如此。
作为本书的开端，笔者想先界定几个范畴：时间、地点与人。首先是时间。本书的研究时期限于1949年至1966年，这是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七年，是新中国国家观念和意识形态建立的重要时期，推及到文化领域，有十七年文学、十七年动画、十七年电影、十七年话剧等文化现象的研究，可以说，各个文化类别都在各自领域中进行着对这段历史的解读和重塑。艺术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十七年，它以新中国的成立为起始点，以“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爆发为终点。在这十七年中，年、连、宣作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载体，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供给世人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去理解、认识和表达新中国的形象。在这十七年中，一大批优秀的年、连、宣作品被艺术家创造出来，这不仅体现在当时的各种画展上年画、连环画、宣传画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还体现在许多原来从事中国画、油画、版画的艺术家也加入到了年、连、宣的创作队伍中。可以说，这十七年是年、连、宣无限风光的十七年，是一大批年、连、宣画家创作了众多艺术作品的十七年，也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获得众多荣誉的十七年。在这个时期，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创作环境较为自由，虽有思想观念、艺术体制、政策制度的各种冲突，无论是脱胎于“旧上海”时期的画家也好，还是成长于新中国的艺术家也罢，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画笔，来描绘他们心目中所理解的新中国形象，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次是地点。上海，这座在新中国成立前充满梦幻的城市，这座令无数人无比向往的城市，这座存在着中国现代性道路上几乎所有矛盾和冲突的城市，这座在艺术领域独领风骚的城市，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夜之间，成为大家口中的“旧上海”。什么是“新”，什么是“旧”，不是本书要探讨的问题；如何把“旧”改造成“新”，如何将纷乱复杂的“旧上海”，纳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轨道中，是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本书写作的起点。
一直以来，炙手可热的海派文化研究，大多是以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上海为研究基点，跑马场与舞厅、月份牌与《良友》画报、张爱玲的小说和百老汇，这些海派文化的代名词，在研究者的笔下，神秘而又有魅力。学术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的研究，与之相比，则相对较少。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待上海的态度较为矛盾，既为深厚的海派文化所折服，又对上海的“旧”有所忌惮（在第一章有专门论述）。但是，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上海的独特性和它的魅力。在上海的艺术家们，能够以独特的工作模式探索出一种符合新中国“人民美术”出版需要的艺术样式与审美基调，为考察新中国美术在体制中的拓展与发展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再次是人。在对上海人美社的考察中，笔者经常会惊叹于在这个位于长乐路672弄33号的院落里，曾经聚集着如此众多的艺术创作者，更惊叹于许多有着“旧”背景的艺术家，是如何在新的政权下一步步被纳入体制中，成为“体制”中的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组建上海人美社的人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来自“旧上海”的艺术家，以丁浩、蔡振华等人
为代表；一是来自艺术院校的毕业生，以哈琼文、游龙姑、杨文秀等人为代表；一是来自解放区的艺术家，以吕蒙、黎鲁、张乐平、沈柔坚等人为代表。之后，随着上海公私合营政策的展开，更有大批艺术家被纳入到体制中来。正是这些艺术家，在长乐路这个小小的院落里，在个人与集体的纠葛中，在创作要求与审美体验的矛盾中，在个体与群体的日常互动中，谱写着新中国视觉形象的画谱，也引发了我们对那段特殊历史时期能够创作出如此规模宏大的审美体验的兴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名，在历史上出现了几次更迭，这其中有组建出版社背景复杂的原因，有政治因素的考量，也有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本书第二章有论述）。因而，本书在提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之名称时，尽可能按照历史沿革采用当时的社名。
本书首先讨论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体制的建构过程，亦即国家话语以及不同历史背景、政治背景的创作者和出版机构整合归一为新中国美术出版体制的建构过程；其次，讨论了作为新中国出版重镇的上海人美社的工作机制和出版及创作活动的展开过程；再次，重点梳理了上海私人画室传统、新华书店发行体系以及上海城市具备的国际文化传播角色等因素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出版及创作活动的现实影响；最后，通过对创作者个人及其日常生活情境的分析，讨论了作为创作个体的作者的“个人意识”是如何渗入作品中并在主流出版体制之下实现其个性抒发的。
本书是对1949年至1966年期间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展开的个案研究，将其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典型案例加以考察，并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逻辑中对照分析。本书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是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及新文化出版体制中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体制机构，在这个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专业化的创新集体中，艺术家和出版策划者实践着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集体想象，实践着新中国美术叙事话语与审美形式的最初拓展。与此同时，他们的出版活动也延续着民国时期上海出版业在现代文明探索、民族身份认同以及国民现代性塑造中的早期实践，书写了20世纪中期新中国出版史上不可忽略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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