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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写给21世纪中国人的中国史，传统史学学风与现代世界眼光相结合
如何在世界中看中国？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已不必在他者的眼光中自轻，也不需要急于摆脱他者眼光的自负，而是可以带着建基于悠远历史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体认中国何以成为今日之中国，我们如何成为今天的我们。21世纪的中国人，正需要这样一套扎实亲切、兼收并蓄的通史，来全面了解自己身上承载的家国历史。
※国内史学中坚学者联合打造，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
“新编中国史”是少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通史，王子今、王小甫、游彪、张帆等国内史学界中坚力量倾力襄助。在他们看来，重新创建整个中国史叙述的结构框架，写出一套反映学术和社会演进现状的中国史，是整整一代学人的责任。
※史学大家为大众撰写的诚意力作，人人爱读的通史著述
“新编中国史”意在为大众提供全面、有据的历史知识，因而行文严谨却不刻板，文字晓畅，娓娓道来。无论是希望建立历史认知的年少者，想更深洞察历史的年壮者，还是愿意温故知新的年长者，这套通史都能有所助益。
※展现中国历史的宏大与精微，呈现中华文明的全景画卷
朝代更迭，政治兴衰，这是历史的大走向；日用常行、思想情感，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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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了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一方面是内外交逼，国将不国；另一方面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投身救国救民的行列。清政府在变局中被动地响应外来的刺激，终于导致了自身的灭亡。清朝的灭亡并非一如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宣告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从此在中国寿终正寝。尽管新的共和国风雨飘摇，但告别帝制，走向共和，已然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终究无法逆转。
《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展现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八十年间的激荡历史。洋务运动、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应接不暇的变动改变着中国的面貌，并最终形成并影响了我们的近代与现代。
历史的亲历者经历着迷茫、抉择和斗争，而《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以一条足够明晰的主干来解说昨日发生了什么、历史为何发生。本书以 “古今中西之争”为线索，以“告别帝制”为支撑点，将遍布各个层面的角力一一阐明；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洪秀全、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等人，都有简洁而深刻的评述。本书力图依据学界的知识积累与新的研究成果，在扎实的史实骨架之上，明晰、中立地描摹了近代中国的激荡历史。
这段历史带来的影响，或许比我们已知的还要深远，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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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喜所，生于1946年，河北涉县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兼任美国黄兴基金会研究教授、德国明斯特大学客座教授等。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留学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著有《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国留学史论稿》《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等，主编《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曾数次获得教学优秀奖和著作、论文奖。
李来容，生于1981年，湖北恩施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先后在《南开学报》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导师李喜所主持的《中国留学通史》第一卷的写作，曾多次应邀出席中国近代史的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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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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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v
前 言 告别帝制 viii
第1章 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
第2章 太平天国与旧式农民战争的结束 35
第3章 “庚申之变”与清廷政局 85
第4章 洋务运动与西方生产力的引进 113
第5章 城乡变动与社会结构的更新 153
第6章 甲午战争与民族危亡 189
第7章 维新变法与思想启蒙 225
第8章 义和团运动与政治格局的演变 265
第9章 推行新政与社会文化的革新 305
第10章 创建同盟会与革命风潮 351
第11章 立宪运动与清廷危机 379
第12章 武昌起义与帝制覆灭 409
第13章 军阀割据与社会动荡 443
第14章 新文化运动与社会文化的转向 495
结 语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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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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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出版社编辑部的美意，约我写这本中国近代史教材。其实，这是我多年的宿愿，终于梦圆。
从1970年我承担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已经快四十年了总想写一本代表自己学术观点的教科书，但由于事多缠身，一直未能动手。出版社的约稿给了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同时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迫使我只能向前，无法后退。而且，我开始曾自负地认为，自己从事教学几十年，写一本教材应该是轻车熟路，一挥而就，所以就怀着喜悦的心情不假思索地列入了自己的写作计划。但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也并不那么简单。三个难题迎面而来：一是多年的教学与研究，自己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术观点和总体看法，而教材反映的是学界较稳定的比较普遍的认知，二者的相互融合颇费脑筋；二是作为教材必须有个总体的发展线索，而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线索问题，众说纷纭，各自成理，如何定夺也很困难；三是书贵有个性，也就是说每本书要有每本书的灵魂，有独特的支撑点，能够突显本教材个性的支撑点又在何处？经过差不多两个月的反复思考，才终于有了点儿眉目。
受政治生态和学术素养的制约，在对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段历史的总体把握和具体阐述上，近半个世纪以来，内地学界变化很大。尤其是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和中外学术交流的扩大，无论是在史料挖掘、研究视角，还是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乃至理论指导、研究手段等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令人目不暇接。融会吸收这些最新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成果，大体反映了目前的研究现状，是本书首先追求的目标。至于我自己的个人学术观点，则是在服从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多反映一些。也就是在突显学术整体走向的过程中力所能及地融入个体。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本书贯穿的是古今中西之争。殖民主义的入侵和中国人的向西方学习，使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的问题开始显得十分突出，几乎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等所有领域都有反映。而中西的问题又引发了古今的问题。中国要走向近代或曰现代，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对待古代和传统的问题，即习惯上所讲的传统的现代转化。鸦片战争之后的八十年间，甚至直到今天，无论是政治家、思想家、企业家，还是学者、教授、平头百姓，都自觉不自觉地要去处理古今中西问题。中国走向世界和逐步崛起的过程，实质上是科学处理古今中西关系的过程。古今中西之争既抽象，又具体，可以由抽象演化到一般，也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本书的基本线索，可行。
关于本书的支撑点，选择了告别帝制。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期间的最重大事件莫过于清朝灭亡，清朝灭亡又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帝制之所以能够结束，既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朝腐败衰落的结果，也是殖民主义入侵、社会母体的经济变动和政治、思想、社会新兴力量崛起的必然。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为清政府准备了掘墓人，民主共和的政治构想则为帝制画上了句号。告别帝制是支撑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基石。
本书的整体思路大致确立后，我即按照出版社的写作要求草拟了一份提纲，并向我的博士生李来容同学征求意见。她的一些看法颇有新意，特别是从学生的角度提出了老师难以想到的建议，让我窃喜。我灵机一动，决定邀请她和我一起来完成本书。这样，既可发挥年轻人思想解放、敢说敢闯的优点，又能突出年长者沉稳善思、穷理明辨之所长。于是，我们每写一章，先仔细讨论，写完后又反复修改。大体经历了两个春秋，终于草成本书，不禁如释重负，兴奋之至。
设想和结果总是有距离的。我们虽然在写作过程中坚持慢中求快的原则，力求充分贯彻我们的思想指导和总体思路，同时突出政局起伏、体制变迁、文化更新、社会代谢等方面的论述，揭示在世界潮流激荡下近代中国历史演进中真实的历史画面，但由于能力所限，不一定如愿。真心期待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备修改时采纳。
最后，特别感谢出版社的编辑朋友们为本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第一节 袁世凯专权与败亡 第一节 袁世凯专权与败亡
三、洪宪帝制
在镇压南方二次革命期间，袁世凯开始调整中央政府机构。为拉拢和利用进步党人，袁世凯于1913年7月任命进步党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负责组织内阁。9月，新内阁正式成立，除司法、教育、农商三部总长由梁启超、汪大燮、张謇担任外，陆军、内务、外交等重要部门依然为袁世凯的亲信官僚所把持。由于梁启超、张謇等人均属社会名流，这届内阁因而也被称为“名流内阁”。同一时期，袁世凯在北京依然保留着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席位的国会，假意宣布尊重国会议员的权利，使之服务于正式大总统的选举活动。早在4月间，国民党、进步党议员已联合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共同制定宪法草案，待宪法确立后再依法选举正式总统。袁世凯急于谋取正式大总统的职位，主张国会应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并策动黎元洪等十四省都督，联合发表通电，要求国会速选总统。国会议员迫于压力，表示赞成先选举总统，于9月投票通过了选举总统案。其间袁世凯又指使亲信梁士诒高价收买一批议员，组成公民党，作为其总统选举的御用工具。公民党在国会内四处活动，致电并要求各省都督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10月4日，国会在袁世凯及其亲信部属的催促下，讨论通过了《大总统选举法》，并定于6日召开总统选举会。选举当日，袁世凯命令京师警察厅和拱卫军联合派兵“保卫”国会，又派出千余名便衣军警，打着公民团的旗号，将会场严密包围，禁止议员自由出入。议员们忍饥挨饿，从早上八点至晚上十点连续投票三次，最终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7日，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10日，在中华民国开国两周年庆典上，袁世凯在清皇宫太和殿仿效皇帝登基的形式，坐北朝南，宣誓就职。随后，英、法、俄、日、德等十余个国家相继承认中华民国，表示支持袁世凯统治的北洋政府。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为尽快实现专制独裁，又积极谋划取缔国民党和国会。他首先指责国会在一部分议员的操纵下，已“酿成暴民专制之局”，公然宣称“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并于25日通电各省军政长官，要求一致反对宪法草案。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籍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其议员资格，导致国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名存实亡。随后，以政府不能没有咨询机关为由，于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成为其御用机构。1914年1月10日，经政治会议议决，袁世凯宣布取消国会，随即通令撤销各省议会，停办地方自治。2月，又迫使熊希龄辞职，取消责任内阁制。3月，袁世凯授权政治会议，由其召集新的立法机构约法会议，着手修改《临时约法》。5月，袁世凯正式颁发《中华民国约法》（时称《新约法》或《袁氏约法》），宣布废除《临时约法》。这项《新约法》将总统权力扩大至与专制君主相类似的范围，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拥有成立和废除立法院、公布法律、任免官员、统率军队、宣告和战、缔废条约等一系列权力；撤销国务院，并在总统府内设立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作为辅助总统掌管行政的办事机构。袁世凯据此任命清朝遗老徐世昌为国务卿，完全取消内阁制。
根据《新约法》，袁世凯授意成立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任命七十余名参政，其中多为清朝遗老及袁世凯的亲信官僚和政客，同时也包括梁启超、张謇等进步党人。为迎合袁世凯的独裁专制，参政院制定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并经约法会议通过，于1915年元旦颁布施行。这项法规将《大总统选举法》中合理的选举程序加以修改，主要内容包括：将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选或连任均无限制；规定总统继任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预先提名藏于金匮石室，被推荐者不受限制；届满选举时，若得到参政院三分之二以上人同意，大总统可继续留任。至此，袁世凯获得了终身总统的地位，并且可以传至子孙，其专制统治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所建立的各项民主制度则被全部取消，中华民国仅存虚名。
在逐步确立专制独裁统治的同时，袁世凯又与守旧派、复辟派联合，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潮流，为帝制复辟活动做思想和舆论准备。早在1913年6月，袁世凯即已下令尊崇孔圣，恢复学校祀孔。随后，在大总统就职仪式时，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应召赴京道贺，袁世凯特赐其世袭爵位。1914年1月，政治会议依照袁世凯的旨意，决定恢复祀孔活动，并命令各地将所有文庙一律规复尊崇。6月，恢复文武官员的封建职称，将各省都督、民政长以及道、县长官分别改称为将军、巡按使、道尹、县知事。9月，袁世凯正式颁发祭圣告令，指责辛亥革命以来“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同时称赞“孔子之道，亘古常新，与天无极”，且使“国纪民彝，赖以不坠”，并于28日亲率百官至孔庙，举行祀孔典礼。12月23日，袁世凯又正式下令恢复祭天典礼，率领百官穿戴特制的古式衣冠，在天坛举行祭天仪式，行跪拜大礼。祀孔祭天的活动实际上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一次预演。
在袁世凯梦想恢复帝制之时，英、美、德、俄等列强为扩大在华侵略权益，也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表示支持，怂恿其称帝。其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等国相继卷入欧洲战争，无暇东顾，日本则企图乘机扩张在华势力。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擅自派遣军队在山东半岛登陆，并向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进军。北洋政府随即宣布局部中立，并划出战区供日军作战，日本借此侵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奉命向袁世凯秘密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暗示如能接受，则支持称帝活动。《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四条，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政府承认日本享有并扩大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第二号七条，规定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期限延长为九十九年；承认日本在南满及内蒙古东部的特殊权利。第三号两条，规定汉冶萍公司由中日合办，未经公司同意，不得准许他人开采附近矿山。第四号一条，规定不得将中国沿海港湾和岛屿租借或割让给他国。第五号七条，要求中国中央政府向日本聘请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由中日合办；将武昌至九江、南昌至杭州、潮州间的铁路修筑权让与日本；给予日本在福建省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的优先权等。
为争取日本政府对帝制复辟的支持，袁世凯特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以换防为名，向大连、青岛、塘沽等地陆续增兵，进行武力恫吓。经过数月的秘密交涉，日本采取最后通牒的方式，诱迫袁世凯于5月9日接受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其中仅将第五号内容改为日后另行协商。与此同时，谈判消息传出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和反抗。上海、杭州、北京、天津等地商民、学生及海外华侨纷纷集会抗议，要求政府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其间上海、山东、江西、四川等地又涌现出救国急进会、救亡团、妇女救国会、国事研究会等一大批爱国团体。3月间，上海绅、商、学各界四万余人联合召开国民大会，决议提倡国货，拒用日货。随后汉口、北京、烟台等地纷起响应，掀起了一场遍及全国的抵制日货运动。受全国反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二十一条》最终未能付诸实行。袁世凯对此十分恼火，下令取缔各项反日活动，缉拿和惩办相关人员，极力压制各阶层群众的爱国行动。
《二十一条》的谈判交涉结束后，袁世凯加快了帝制复辟的步伐。8月初，袁世凯的宪法洋顾问古德诺（FrankJ.Goodnow）和有贺长雄在报刊上相继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共和宪法持久策》等文章，公开为帝制复辟活动做舆论宣传。前者指出中国“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且“无研究政治之能力”，据此认为中国若贸然由专制变为共和，“难望有良好之结果”，故采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后者则公然表示中国应拥护袁世凯为皇帝，由其统揽大权。继此之后，杨度也在《亚细亚报》上发表《君宪救国论》，声称共和不足以治乱，因而“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8月23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又在袁世凯的授意下，组织成立筹安会，以研究共和政治的得失为名，公开鼓吹复辟帝制。筹安会成立后，立即通电全国，要求各省速派代表赴京讨论国体问题。各地拥袁势力随即函电响应，纷纷派代表进京参加国体讨论，经投票表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同时，梁士诒又收买各方人士，组织京师商会、教育会、乞丐代表、孔社等多个请愿团，并与在京各省代表所组成的公民请愿团联合，由筹安会统一代拟请愿书，向参政院提出变更国体。
9月1日，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随后开会讨论国体问题，袁世凯则示意应先征求多数国民的意见。为制造虚假的民意气氛，梁士诒、杨度等人依照袁世凯的旨意，收买各个请愿团，成立全国请愿联合会，并于19日向参政院呈递八十余件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17日，参政院开会定于11月20日召开国民会议。为加快帝制进程，梁士诒、杨度等人再次发动请愿，要求参政院另设机关，征求民意。10月6日，参政院议决停止召开国民会议，改而举行国民代表大会，由其决定国体问题。8日，袁世凯颁发《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此后，各省在军政长官的监督下，加紧选举国民代表，拥袁势力则借此操纵各地的投票活动。12月11日，参政院召开会议，近两千名代表就国体问题进行总投票，最终一致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参政院随即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之名，两次呈递《劝进书》，劝袁称帝。袁世凯故作姿态，假意推托一番之后，于次日早晨宣布承认帝位。13日，袁世凯接受百官朝贺，以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大加封赏有功者。31日，又下令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举行登基大典。
袁世凯的称帝活动遭到了国内外各阶层的普遍反对，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海外首先举起讨袁旗帜。早在1914年7月至8月间，孙中山、黄兴等国民党领导人因政见分歧，在日本分别创建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主张采取急进或缓进方针，继续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1915年间，孙中山一面令胡汉民、许崇智等赴南洋筹款，一面派人秘密潜回国内，联系会党、军队和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在广东、江苏、安徽、湖南、湖北、福建、江西等省发动多次武装起义。11月10日，中华革命党派人刺杀袁世凯亲信、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2月初，又策动肇和舰在上海起义，后被镇压而失败。在此期间，欧事研究会也改变先前的消极策略，暗中联络中华革命党和进步党，并派李烈钧等人前往昆明，策动唐继尧等云南军界人士，进行武装讨袁。
与此同时，受国内反袁斗争形势逐步高涨的影响，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也由追随袁世凯转而走上反袁道路。1915年9月，梁启超拒绝了袁世凯的金钱收买，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毅然发表万言长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斥古德诺等人的种种谬论，指责筹安会鼓吹帝制实为“阴谋家之所为”，明确表示坚持共和制度，反对恢复帝制，其间若有“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文章发表后，北京、上海、昆明等地报刊纷纷转载，传诵一时，在各个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震动。11月上旬，梁启超又以养病为名，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的监视，由天津绕道日本，秘密潜回云南，策划起兵讨袁。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宣布云南独立，组成讨袁护国军。1916年元旦，袁世凯登基之时，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政府，推选唐继尧为都督，并发表讨袁檄文，公布其十九大罪状。随后护国军兵分三路，向四川、贵州、两广发动进攻，护国战争全面爆发。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继此之后，广西、陕西、浙江等省纷起响应，相继宣告独立。与此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在湖北、四川、安徽、湖南、江苏、福建等省活动，不断策动武装起义，并迫使广东宣布独立。讨袁行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
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认为袁世凯的统治并不稳固，对其态度也发生转变，就帝制问题提出警告的同时，又开始联络反袁势力，物色新的代理人。1916年年初，日本政府拒绝接待袁世凯所派特使，以其“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为由，表示不承认洪宪王朝。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袁世凯的家属及亲信对帝制复辟也感到绝望，纷纷谋求自保。其间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张袁氏在京津各大报纸遍登告示，称与袁世凯完全脱离关系；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之职，托病退隐西山；冯国璋坐镇南京，拥兵观望；张謇、汤化龙等人不告而别；多数军政长官则与袁世凯貌合神离，按兵不动。袁世凯所掌控的北洋集团至此已分崩离析。3月15日广西独立后，冯国璋密电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将军，联名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22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中，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次日废除洪宪年号。4月，下令恢复责任内阁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负责组织内阁，企图以此维护其大总统的统治地位。
为逼迫袁世凯下台，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独立各省相互联合，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其中唐继尧担任抚军长，岑春煊任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军务院成立后，随即宣布指挥全国军事，坚持进行讨袁斗争，筹办善后庶政，与北京政权相对峙。对于袁世凯继续留任大总统，国内舆论纷纷表示谴责，认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希望国人能“再接再厉，扑杀此獠，以绝乱种”。海外华侨也通电声讨，要求将袁世凯执行国法。9日，孙中山又第二次发表《讨袁宣言》，指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进而号召“除恶务尽，对于袁氏必无有所姑息”，且“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随着国内反袁斗争的急剧扩大，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江苏、浙江、湖南等省将军多次电告袁世凯，劝其让出总统职位，段祺瑞则乘机胁迫袁世凯交出军政实权。5月底，四川将军陈宦宣布独立，声明与袁世凯断绝关系。湖南将军汤芗铭也随即宣布独立。袁世凯陷入极度绝望之中，于6月6日因尿毒症病死北京。
在护国运动中，各派反袁势力均以维护民国、重建民主共和相号召，最终推翻了洪宪帝制，名义上恢复了共和制度。但袁世凯死后，“所留遗之制度，不随以俱死”，护国运动实际上并未取得根本性的胜利，国家政权仍受控于帝国主义胁迫下的北洋军阀，专制主义统治依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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