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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包含了作者对先秦文献的诸多新见解，以及对之前简帛复原成果的修订。大学问“桂子山史学丛书”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系列；史料基础扎实可靠。本书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结合了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其思想体系的把握建立在文本释读的基础上；论证过程条理清晰。本书各篇文章文风平实，立论明确，条理清晰，从文献本身出发，或条分缕析释读经典，或编联复原残损严重的出土文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编辑推荐
本书旨在说明文献学研究的基本路径和方法：在利用传世文献进行思想史研究时，应当注意其中的核心概念和关键文句，进而领会其所代表的学者或学派的宗旨和纲领；在简帛研究中，编联复原则是仅次于文字释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者只有在正确编联复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准确诠释其内容和思想。本书收录的诸多论文，正是沿着这一路径进行，在研究方法上做出示范，为后来者引路。本书语言质朴流畅，文章逻辑清晰，内容前后贯通，可为读者理解先秦文献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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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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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一部学术研究著作，主要涉及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两方面的研究。作者治学的中心思想是，在先秦诸子与出土简帛的研究中，编联复原是仅次于文字释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研究者只有在正确的文本编联和复原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准确诠释其内容和思想。基于此，本书对《管子》《文子》等传世文献的编联考证下了很大的功夫，同时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提出了诸多新见解，对于深化先秦诸子和出土简帛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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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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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固也，男，1964年12月生于浙江淳安。吉林大学历史文献学硕士、先秦史博士，曾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文献研究室主任。现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著有《〈管子〉研究》《新唐书艺文志补》《唐代文献研究》《古典目录学研究》等书，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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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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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君子曰”与荀子学派思想的关系
论《管子》的早期流传
《管子》分组探源
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
论《管子·幼官》和《管子·幼官图》
《管子》“道法家”三篇说质疑
《管子·侈靡》篇的结构与主题
论《管子·侈靡》篇
论《管子·禁藏》篇
《管子·轻重》篇成书年代新论
《管子》的治国理念及当代价值
《管子》与齐学
《管子四篇疏证》述论
《老子》第五十九章新解
《孔子家语》补校
从《孔子家语后序》看其成书过程
《孔子家语》分卷变迁考
西汉孔子世系与孔壁古文之真伪
竹简《文子》复原
竹简《文子》释文与摹本校读记
竹简《文子》2465号简新释
竹简《文子》二题
竹简《文子》首章复原——兼论其思想宗旨与纲领
八角廊简《文子·圣知》的复原及其思想
再论竹简《文子·圣知》章的复原——兼答谭宝刚先生
竹简《文子》复原及其意义
从竹简《文子》看今本的伪造手法
也谈《文子》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关系
郭店儒简三篇新编
楚简《恒先》分章与语译
也谈楚简《恒先》与八股文
上博简《诗论·关雎》章的编联与复原
走马楼吴简“枯兼波簿”新探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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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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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書收録的三十三篇小文，主要涉及先秦諸子與出土簡帛兩方面内容，編排順序綜合考慮了寫作時間和論述主題，這裏首先做點簡略説明。
我對先秦諸子的興趣，肇始于本科學習期間，不過只是出于讀聖賢書的心理，談不上學術研究。讀研以後，我有了點學術意識，看到《左傳》中常用“君子”的口氣評人論事，就聯想到早期傳授其書的荀子有書傳世，遂取以對讀，感覺二者思想相近，于是提出一個比較大膽的推測，即這些評論都是由荀子添加進去的。這是我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顯得十分稚嫩，不過奠定了個人的諸子研究風格。簡單地説，就是既不盲目信古，也不輕易疑古；從文獻考證入手，以思想分析爲重。
我真正集中精力研讀先秦諸子，主要是在讀博以後。我曾在博士論文基礎上出版了《〈管子〉研究》一書，這裏收録若干發表過的單篇論文。《管子》是學界公認的僞書，但前人多憑個别字詞、概念進行分篇斷代，往往疑古過勇，立論偏頗。我首先通過考察《管子》的早期流傳過程，證明今本確爲劉向校定之書，未經後人竄亂；其次通過探討其八組的分組原理，推測它們部分保存了劉向校書前的古本痕迹；最後根據其中五組的内容和思想特徵，論證它們代表了全書形成和思想發展的五個階段。在一些具體篇目的考證上，我認爲“三匡”密不可分，都是全書中最早的作品；《幼官》《侈靡》《輕重》等篇與《經言》組思想聯繫密切，也是全書中較早的作品；而所謂“道法家”三篇前後思想變化的痕迹十分明顯，并非同期作品；《禁藏》篇中則確有一段文字錯置于他篇，其思想具有較晚的時代特徵。這些説法多與近代以來通行的觀點大相徑庭，發表以後在學界産生了一定影響。關于《管子》治國理念及其與齊學關係的兩篇講稿，雖創見無多，但亦言之有物，對認識管子其人其書及其思想不爲無補。還有一篇學習張舜徽先生《管子四篇疏證》的小文，附録于後。除此以外，我通過與《管子》對讀，對《老子》第五十九章提出了一種新的解讀。又用唐宋古注類書所引佚文，與今本《孔子家語》對讀，寫過一篇校勘記，主要通過深入分析該書前後三篇序記及敦煌殘抄本的卷次，考證其成書過程、分卷變遷，兼及孔安國的生平仕履。這些衹是從外圍論證其書不僞，與時賢從内容和思想上進行研究的結論可以相映成趣。
最近十多年，我的學術興趣轉移到與先秦諸子相關的簡帛研究。竹簡《文子》出土後，有些學者以爲今本僞書之説已經不攻自破，也有很多學者根據竹簡本與今本的差异來重新論證僞書説。這是由于竹簡殘損嚴重，多數簡文未能編聯串讀，就連出土的是全書還是單篇都不清楚，其他關鍵問題當然難以形成定論。我嘗試草擬了一個包括三卷九篇三十六章的復原方案，發表了若干單篇論文，包括對整理小組釋文的校讀、對標題簡的釋讀、對文子作爲老子弟子身份的恢復、對全書思想宗旨和綱領的闡述、對竹簡本復原方法的討論和示例、對今本僞造手法的揭示等，都是十分關鍵的問題。還有一篇二十多年前的小文，末節關于竹簡本與今本關係的説法現在看來未盡妥當，但也附録于後。
此外，我還關注過郭店儒簡《尊德義》等三篇、上博簡《恒先》《孔子詩論》、走馬樓吴簡“枯兼波簿”，主要是對其現有編聯方案進行調整。後二者不屬于先秦諸子，故附録于末。我認爲在簡帛研究中，編聯復原是僅次于文字釋讀的一項基礎性工作，其重要性甚至不亞于文字釋讀。研究者衹有在正確編聯復原的基礎上，纔能進一步準確詮釋其内容和思想。事實上，我在做出新的編聯復原的同時，對其他相關問題也都形成一些不同認識。其中關于《孔子詩論》，已經指導王杰博士寫出學位論文；而關于《文子》、《恒先》、郭店儒簡三篇，將來擬分别寫作書稿，進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特别希望學界同道不吝賜教，指出本書中存在的錯誤，以便我在將來的研究中及時糾正。
《文子》是一部重要的道家典籍，但自柳宗元后，却长期被公认是东汉以后的伪书。20世纪70年代，河北定州汉墓发现竹简《文子》，伪书之说似不攻自破。但考古人员复原竹简文字之后，发现其与今本差异极大，反而证实了传世《文子》之伪。本书进一步论证了今本《文子》的伪书身份及其与古本内容的差异。
——编者按
今本《文子》對古本内容的捨棄
竹簡釋文公布後，最出乎人們意料的是，衹有三分之一的簡文可在今本中找到九章對應文字，却另有近三分之二的簡文找不到根據。李學勤對此現象的解釋是：“既然它們在今傳本裏集中于一篇，很可能本係連續，所以過去爲竄改者所得，今天又在漢墓中保存下來。”迄今所有學者都持類似的看法，如胡文輝説：“原始《文子》在流傳中散佚，衹剩下很短的殘篇(一千多字)，求全的後人不滿足于那個可憐的殘篇，便根據《淮南子》這部以道家爲宗的大書斷章取義，另編撰出一部新的《文子》，并糅合進那個殘篇，這就是今本《文子》了。”葛剛岩精闢地指出，今本九章“幾乎涵蓋了簡本《文子》所提及的全部内容”，“絶非原本《文子》單獨某一篇的内容，應該是幾篇或全書内容的匯雜”。由此推衍，本應得出今本編者見過簡本或原本全書的結論。令人奇怪的是，他却又依據時賢的各種推測，拼湊出一個原本殘損，以及班固以後、張湛之前兩次“整理補充”的詳細過程，且説今本九章“乃《文子》第一次整理時彙集原本《文子》殘卷中保存較爲完整的段落而成”。這就與其他時賢之説没有多大差别了。
在復原了竹簡本之後，我們認爲上述這些貌似合情合理的推測并不合乎事實。因爲從上文所列竹簡本篇章結構表，就可以一眼看出兩個問題：
一是與今本九章對應的竹簡本十三章，在全書中比較均衡地分散在三卷八篇之中，而并非連續在一起。今本編者恰恰衹得到這三分之一“保存較爲完整的段落”，其餘三分之二篇章正好全都遺失，這種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此，今本編者應該見過原本全書，之所以僅僅抄出十三章且合并成九章，并非因其餘二十三章已經遺失而不得已采取的做法，而是刻意取捨的結果。
二是這十三章的排列位置顯得極有規律，從上列篇章結構表可以看出，横着看第二行《經》篇全部五章，豎着看第三列九篇首章中的八章，都在今本中有對應文字。由此可以推測，今本的取捨并非隨意或偶然的，而具有兩個基本標準：第一，《經》篇各章全取，這一點不難理解，即它作爲全書總綱，各章内容都很重要。第二，其他篇主要取各自的首章，這一點需要分析篇内各章之間的關係來做説明。出于這兩個標準之外的有兩章：未取《聞道》篇首章，而取了《用兵》篇第三章。前者當因取自《經》篇的論道文字已多，而《聞道》空談道之重要，毋須再取。後者則很可能反映了今本編者的學派取向，值得深論。
先談爲何主要選取各篇首章。正如上文所説，竹簡本篇章結構嚴整。事實上，與《經》篇和其他八篇的關係類似，在各篇内部，其首章亦占據特殊地位，兼具導言和總綱的作用，其下各章爲其續論或分論，甚至就是對首章關鍵字句或命題的進一步闡釋。
如《聖知》篇首章説“聖者聞禍福所生而知擇道，知者見禍福成形而知擇行”，次章接着專論“禍福”，第三章論禍福之大者“死生”，第四章所論“王知”則指治國智慧，末章論述“致功之道”。全篇主旨在于總結“禍福得失”“行成敗功”的歷史經驗教訓，達到“聖知”“王知”，按“致功之道”行事，這些實際都隱含在首章那兩句話中。
再如《爲政》篇首章提出“御之以道，養之以德，勿視以賢，勿加以力”四條治國原則；次章主張“[以民]爲本”，實即提出“御之以道”的根本方針；第三、四章認爲富國必先富民，信立方能威行，這是恩威并施的兩種治國路徑，都是由“養之以德”生發出來的；第五章使民“無争心”，實質是要求君主“勿視以賢”；第六章讓天子“不敢”，更明顯是“勿加以力”的另一種説法。可見，後面五章都是緊緊圍繞首章的四條治國原則而展開論述的。
又如《人主》篇首章認爲“人主”是民衆的表率，可以“化久亂之民”，使“淳德復生”，能夠“積德成王”。以下兩章分别論述如何“教化”民衆，如何“積碩生淳德”，更明顯是從首章生發出來的分論。這三章，《人主》言教化的主體，《教化》言教化的做法，《淳德》言教化的目標，是一個完整的三合一結構。
正因爲竹簡本《經》篇及其他各篇的首章具有全書或全篇總綱的特徵，所以今本編者主要選取這些篇章重新組合成《道德》篇。它們的内容如此豐富，以致給人留下“幾乎涵蓋了簡本《文子》所提及的全部内容”的感覺，這也説明其取捨十分妥善。反過來説，其他篇章具有分論的特徵，居于從屬的地位，甚至部分基本思想在所取各章中已有所表述，這是今本捨棄其餘二十三章的主要原因。
再談爲何選取《王天下》章。今本第十一章是唯一既非抄自竹簡本《經》篇，又不是抄自某篇首章的，而對應于《用兵》篇第三章《王天下》。這顯然是由于“王天下”是“致功”的終極目標，必須保留。另外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從今本來看，本章的核心論述主要是暗引《老子》文句的，殘簡中對應文字很少，應該是爛脱所致。竹簡本不但應該有這些文句，且爲全書中暗引《老子》最多的章之一。有理由推測，編者破例選取這一章，正是取决于其道家立場和視角。
《文子》是一部道家著作，兼融許多儒家思想，這從今本對應九章就可以明顯看出。然而，竹簡本的儒家氣息更爲濃厚，有些今本捨棄的章，甚至更近于儒家一些，如《師徒之道》《義兵》《以人爲本》《富國》《用仁》《用義》《教化》《淳德》等章。以《教化》章爲例，雖闕文甚多，但其主張“以教化之”(2310簡)，將“不化”的責任歸諸“人[主]”(0570簡)，以爲“刑罰不足”用(2243簡)，要求人主以自身爲表率，先教後刑，思想十分清晰明確。在今存東漢以前的文獻中，有類似説法的都是儒家著作，如郭店楚簡《成之聞之》，上博簡《仲弓》、《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始誅》、《禮記·緇衣》、《韓詩外傳》(卷三)、《説苑》(卷七)等，而且大都是用孔子的口吻説的。竹簡本確有暗引孔子之言的，如0818簡“令遠者來，令[近者悦]”。據《論語·子路》，“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説，遠者來。’”這是孔子最基本的治國理念之一。所以《教化》章殘闕的文字亦有可能接近諸書所記孔子之言，全章體現的純粹是儒家思想。由此推測，今本編者捨棄這些章，確實有着更深層次的根本原因。竹簡《文子》以老子思想爲本位，兼融孔子思想，但還没有像黄老道家、雜家那樣吸取墨、名、法、陰陽等家思想。東漢以後道家學者在明明看到全書的情况下，却衹選取其中的主要篇章，捨棄其餘二十三章，而另外從《淮南子》等書中抄録材料，僞造出今本《文子》，其實包含了兩點思想上的意圖：一是嫌其太近儒家，故大量删除這類文字，以使道家思想更占主體地位；二是嫌其過于樸素，故大量增竄黄老道家的論述，以使其内容更加豐富，思想更加深刻。
最後，今本編者經過取捨分合，將原書的十三章編爲九章，或許是有意使其章數與古本全書九篇的數目相同。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可以作爲今本捨棄其餘二十三章的又一個潛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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