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评价改革是近十年来科研体制改革和教育评价改革的热点话题。虽然大学与科研机构的科研工作对国家和地区发展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政府不再认为研究与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是线性相关的，而是意识到科研与公共需求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然而，科研规模的增长意味着经费需求的上升，资源的有限性促使政府对科研的投入是有选择的，也是有所要求的。越来越多国家通过筛选和监控科研项目或者科研机构来引导研究方向，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也逐步从兴趣导向转变为国家需求导向。科研评价系统成为链接政府和高校或科研机构的重要媒介或工具。不同的国家对科研评价系统的管理程度和评价措施不一，科研评价系统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管理、知识生产的组织、知识多样性与使用的影响也有不同的效果。不同科研评价系统的制度化过程和社会影响程度需要跟当地的社会背景、政治和经济制度本质结合。在中国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实施以来的4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步入了在科研评价系统影响下快速发展的40年。这40年我国高教和科学系统形成了系列评价制度和评价方法，这些规模导向的评价系统推动了我国科学工作的快速进步，但其指挥棒效应也为科学界带来了一些新问题，如“五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励、唯帽子），要破解这些科研评价影响，需要从社会学系统角度来理解科研评价系统的作用，要了解不同国家的科研评价系统的发展历史阶段及其社会影响类型和程度差别，从而改革原有的科研评价系统，建立有助于知识生产和社会进步的科研评价体系。
《科研评价系统：诞生与变革》共十二章，可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理查德·惠特利（Richard Whitley）介绍了二战后科研评价系统在世界各国盛行的缘由，分析了不同国家科研评价系统的特点及其影响，包括不同类型科研评价体系对公共科学资助政策的影响、对科研人员和大学的系列影响；在此基础上，理查德·惠特利从影响程度和信息公开维度把科研评价体系分为弱式评价体系和强式评价体系，并专门分析了强式评价体系影响知识生产的五个方面，包括会增强与他人竞争的意识，会形成一套学科领域的科研质量评价标准，会减弱学术研究目标和方法的多样性，会抑制学科新领域的开发和新目标的提出，会导致研究人员、研究团队和科研机构的分层等。作者在分析国家公共科学系统的六个特征如何影响科研评价系统运作的基础上，认为尽管强式科研评价系统对科学领域有一些普遍性影响，但是其实际影响常常与国家公共科学系统特征相互作用，因此，强式科研评价体系对不同特征的科学领域也有不同影响。
第二部分为第二章到第十一章。该部分介绍和分析了不同国家科研评价体系的实施、特征、方法和影响。拉尔斯·恩瓦尔和索斯藤·尼布姆（Lars Engwall and Thorsten Nybom）从经济学角度介绍了瑞典政府如何通过机构控制、输入控制和产出控制来实施瑞典大学的科研资源分配；罗伯特·内勒（Robert Kneller）总结战后日本科研体系的主要特征以及前瞻性评估的作用，并思考回顾性评价的出现对未来研究的方向和组织产生的影响。彼得·魏因加特和马森（Peter Weingart and Maasen）分析了德国大学如何转变为“创业型大学”以及“企业精神”如何推动数字问责来重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约翰·格拉瑟和格瑞特·劳德尔（Jochen Glaser and Grit Laudel）探讨了文献计量评价方法的引入、流行和模态、该方法的市场营销过程及其对科学政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引进质量控制准则和机制以克服其产生的一些有害影响。约翰·格拉瑟和格瑞特·劳德尔还介绍了澳大利亚研究评估系统的资助公式，分析了纯量化资助公式对澳大利亚的大学、资助环境、大学学者、知识生产产生的预期和非预期影响。斯特凡·兰格（Stefan Lange）访谈了德国五个学科的学者和所在学院的院长，探讨了新公共管理、绩效管理和卓越竞争等对德国大学学者的时间、知识产出、研究驱动力和学术压力等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学者们的适应模式。克里斯托弗·斯恩和邬·席曼克（Christof Schiene and Vwe Schimank） 以一位工程学教授对下萨克森州的科研评估活动的批评为导引，通过对化学（代表自然科学）和历史（代表人文社科）两门学科的实证研究，证实了科研评价体系对学者心目中的“好”研究的认识的影响。巴伦德·范德默伦（Barend Van Der Meulen）认为科研评估是荷兰的科研体制和学科治理方案的一种新现象，其不直接影响政府拨款，却直接影响大学治理方法和对研究质量的定义。劳拉·克鲁兹·卡斯特罗和路易斯·桑兹·梅内德斯（Laura CruzCastro and Luis SanzMenendez）分析了西班牙的科研体系中的个体评价和机构评价，西班牙是唯一对科研工作者进行系统化个体评价的国家，这意味着科研评价系统对学者个人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苏珊·科仁斯（Susane E.Cozzens）反思了美国的成果导向科研管理体系是否真的有回报的问题：一方面科研评价体系是否改善了国家科研水平，另一方面，科研评价体系是否导致研究创造力的下降。对这些问题的反思对我们如何看待科研评价体系是颠覆性的，更是重构性的。
第三部分是第十二章。基于第二部分对不同国家的科研评价系统的分析，约翰·格拉瑟在本章聚焦科学政策和知识生产之间的联系，尤其关注科学知识生产的主要社会背景，即科学社群，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科研评价系统如何影响知识生产的社会秩序变化。认为对科学社群的忽视会导致对科学知识生产和生产管理的社会结构的忽视。于是，他把科学社群带回研究范围。科学社群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秩序，这个秩序会蔓延至所有的科学政策机构和组织中。基于此，约翰·格拉瑟研究了科研评价系统在科学社群的社会秩序管理中的地位，分析了实施科研评价系统的理由，介入型和竞争型科研评价体系的特征，以及大学如何回应科研评价体系。总体来看，认为尽管科研评价系统能否大幅提高研究绩效依然存疑，但学者普遍同意科研评价系统是新的准市场等级体系，其通过扩大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质量评估领域范围，使科学领域在整体上更加关心质量问题。除此之外，约翰·格拉瑟还提出了可以从“市场失灵”和“等级体系失灵”两个角度来讨论科研评价系统的可能缺陷。
近十年，中国的科研评价系统也高度活跃。科研项目评价、科研成果评估、学科评估、博硕士学位点评估等同类评估工作也在不断摸索中前进，科研评价已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和科研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或依据。从不同国家的科研评估体系及其影响程度看，科研绩效的数字化为政府资金分配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新公共管理主义认为科研评价关注效率和效能，通过结果问责机制来激励高校参与竞争，提高了政府资金使用的有效性。然而，也有学者认为科研评价作为隐形指挥棒，对高等教育界、科研机构、知识生产、学者个人都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因此，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反思科研评价体系与学术研究质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学者认为科研评价体系促使了研究人员分层分级，学术资源不断向主流研究者倾斜，其他边缘学科、非主流研究者或者年轻研究者处于资源竞争中的下游方。这些影响无疑需要引起科学界和高等教育界的警醒和重视。现有研究鲜有从科学的社会秩序角度来研究科研评价系统的影响。因此，《科研评价系统：诞生与变革》一书为深刻认识科研评价体系带来了新的视角，为我国科研评价改革提供了有益参考。
本书翻译工作由华南师范大学的蒋林浩和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吴思颖承担。主译者蒋林浩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现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副研究员，主攻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科研评估和管理研究方向。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沈文钦的指导，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晓兰、张艳鹿等的支持。
蒋林浩
202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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