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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深入徽学研究前沿，展现当前徽州文书研究新成果
☆旨在通过徽州文书之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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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围绕“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之主题，共收录论文19篇。论文涉及文书整理研究以及基于文书的社会、经济、文化研究。
《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始终以“见识新史料，交流新见解，讨论新问题”为宗旨，其出版旨在激励相关学者在以徽州文书为基本史料的同时，不只是着眼于徽州地方史，而能透过徽州研究，深入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立足于徽州区域研究提供的丰富内涵，深化对整体中国的认识，解释中国的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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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振忠，福建福州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1992），1998年起任该校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历任武汉大学兼职教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以来中国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著有《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1996）、《社会历史与人文地理：王振忠自选集》等著作十数种，主编及合作主编有《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30册、《长江与莱茵河》1-2辑等五种，并出版《从黄山白岳到东亚海域》等数种学术随笔。
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徽学的教学和研究。著有《明清徽州宗族文书研究》《徽州方志研究》《徽州契约》《徽州文书稀俗字词例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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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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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制度与实践：傅岩在明末歙县的治理 ◎张佩国
朱学源户之属性考 ◎［日］伊藤正彦 撰 杨缨 译
清代徽州基层社会的里书 ◎刘道胜
歙县旅日华商张友深生平及其文书述评 ◎蒋海波
咸同兵燹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建
——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心 ◎郑小春
晚明徽州的诉讼舆论与“全书”式诉讼文卷的兴起
——以《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为例 ◎廖华生 邹迎
晚清徽州整顿胥吏大案研究
——以《裕课清累全案》为中心 ◎冯剑辉
中国商帮史研究中“传统—近代”说之反思
——以近代徽商为中心 ◎梁仁志
“止种兴养”：清乾嘉年间徽州宗族处置生态危机的应变之策
——以祁门环溪王氏履和堂宗族为中心 ◎陈瑞
清代棚民的置产与入籍
——基于徽州周家源文书的考察 ◎黄忠鑫 王玉璐
康乾南巡中的江宁召试 ◎孟义昭
异乡的“熟人”
——清代徽人同乡组织救助体系中的保人 ◎郭睿君
是传统还是现代： 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
——以安徽省立二师为例 ◎董乾坤
明清时期徽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张绪
文书与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 ◎祝虻
明代卫所与地方社会关系研究
——以新安卫和徽州府为例 ◎王浩
20世纪30年代皖南红茶运销改良与贸易重塑 ◎左海军
明代土地清丈与坟产诉讼
——以《万历九年黄石坟地讼底》为中心 ◎潘芸淇 赵思渊
从皖南到苏北：一册晚清淮南盐商信稿之解读 ◎王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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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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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振忠
2021年9月25日，第五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线举办，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承办，共有30多位学者参会，共发表学术论文23篇。
一
徽州文书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历时长久、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徽州文书为明清经济史、法制史等诸多领域的学术探索，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史料。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徽州文书的数度重要发现，各学术机构及收藏单位都庋藏有不少珍贵的徽州文书，其中有一些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与研究。
刘道胜（安徽师范大学）的《“通庠毕变”： 生员群体与清初婺源县基层行政》一文，就以安徽师范大学近年购藏的文书《康熙间婺源县士民具禀汇抄》为中心，结合同时代詹元相所著《畏斋日记》等史料，探讨了生员群体在地方行政和基层乡治中的角色与作用。此文将该抄本涉及的“通庠毕变”放在明清长时段的历史中加以考察，指出： 清初地方生员学变是晚明以来“士风”在鼎革之后的一种延续，而事件之发生与处理，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初徽州生员群体在参与地方事务中的境遇和实态。我本人的研究，则利用202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第11册收录之《赤桥约规》抄本，研究徽州乡约与里社（会社）关系以及清代前期乡约的运作实态。论文指出： 反映清代前期徽州府祁门县赤桥村的登高约（亦即赤桥约）之运作，实与明初的洪武礼制颇有渊源。当时，乡约与社、会组织相结合，内部具有固定的祭祀仪式，并有相应田产加以支持，故而长期盛行不衰。“立会补约”，使得乡约内化于民间社会，成为民间基层长期存在的重要组织之一。
潘芸淇、赵思渊（上海交通大学）以上海交通大学收藏的《万历九年黄石坟地讼底》为例，对明代土地清丈与坟产诉讼作了探讨。他们提到了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明末徽州地区赋役制度的调整，也会引发产权诉讼证据制度的变动。”此一看法，涉及徽州社会诸多层面的问题，颇为耐人寻味。冯剑辉（黄山学院）利用安徽省图书馆所藏《裕课清累全案》刊本，对晚清徽州整顿胥吏的大案，作了细致的探讨，他从制度性之普遍原因和区域社会的特殊原因两方面，分析了清代胥吏为害的主要原因，重新思考了传统社会中胥吏的角色。华烨（香港大学）则以婺源济溪、大畈之水口纠纷为中心，研究了明代中后期徽州的风水空间与宗族组织，论文指出： 水口不仅是聚落空间的界限，也是宗族形成过程中人群秩序的边界。她希望透过此一研究，深化对明清时期徽州的聚落地理、宗族社会等问题的认识。
二
在此次会议上，一些论文对学界此前已涉及的一些文书重新加以探讨，得出了不少富有启发的见解。
例如，安徽博物院所藏《万历二十七都五图黄册底籍》，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保存了一个里较为完整内容的黄册底籍，以前栾成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伊藤正彦（日本熊本大学）皆曾先后撰文涉及。此次伊藤正彦的《朱学源户之属性考》一文，仍然聚焦于此一文献的相关问题。他指出： 上海图书馆庋藏的康熙《霞瀛朱氏统宗谱》，是研究朱学源户的重要史料。以此为主要素材，可以对朱学源户的社会身份加以细致考察。根据他的研究： 朱学源户并非“庶民地主”，而是属于士人阶层。《黄册底籍》之制作，“一方面可能是为了保障朱学源户的财产权利，同时明确户下告明分析人户之间的产权界定；另一方面又可以成为里甲内发生财产纠纷时的重要书证”。
又如，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富溪程氏祖训家规封邱渊源合编》，以往有不少人都曾关注到此一文献。在第二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会议上，黄忠鑫（暨南大学）曾以“休宁富溪程氏的宋明赋役文书探析（初稿）”为题，对此作过相关研究。而在此次会议上，郑小春（安徽师范大学）再次利用这一文书，探讨了宋元明时期徽州佃仆制及其变化。他指出： 《富溪程氏祖训家规封邱渊源合编》提供了一件可供实证的案例，将徽州佃仆制的历史至少追溯到南宋时期。换言之，明清时代徽州盛行的佃仆制，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宋元时代——当时，徽州佃仆制已相当成熟，具备了后世认定佃仆身份的“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这三个特征。宋元时期主仆之间的经济关系较为稳定，但从明初开始，种主田纳粮由佃仆“自行输纳”调整为“附产解官”，主佃关系被不断强化；佃仆虽然拥有自己的经济，但独立发展比较艰难，故而难以摆脱对主家的依赖。
再如，徽州府休宁县周家源文书记录了19世纪棚民在徽州置买土地并定居的过程，这批文书也不是首度被发掘的资料，在第一届“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学术会议上，黄山学院的刘芳正就以此为中心，对清代徽州棚民个案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他指出：“棚民是清中期内迁徽州移民中的重要一支，在其迁徙徽州的过程中曾受到地方社会的抵制，乃至发生多起驱棚事件。尽管如此，还是有棚民在徽州生根，周家源文书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棚民家族的徽州生活史。”作为棚民，他们即便在徽州生息繁衍了数百年，却始终游离于徽州社会之外。此一成果，以全新的资料，较大程度上推进了徽州棚民的研究。但很可惜，他并没有就此作更为深入的后续研究。而在此次会议上，黄忠鑫和王玉璐（暨南大学）合作，也利用这批文书，结合歙县璜尖程氏家族文书，进一步探讨了清代棚民的置产与入籍，从棚民的定居与户籍入手加以研究，指出：“在传统徽州宗族村落之外寻求新的聚落空间，买地置产，加入各类户籍，都是棚民在徽州得以定居的重要契机。”棚民通过市场化的方式，逐渐融入地方社会。
关于棚民问题，陈瑞（安徽大学）则利用嘉庆《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结合《环溪王氏续修宗谱》，探讨了徽州宗族处置生态危机的应变之策，他指出：“清代徽州境内一些地方的区域性生态危机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进过程，危机处置也经历了一个从纠结于山场开发带来的物质经济利益的诱惑向‘止种兴养’与捍卫生态家园理性回归的过程。”此一研究，也是对学术积累颇为深厚的传统棚民问题研究所作的一个新探索。
三
除了专门针对文书档案的研究之外，此次会议上还有一些对徽州其他历史文献的专门探讨。例如，明末傅岩的《歙纪》是“徽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典籍，张佩国（上海交通大学）从粮食危机、钱粮征收、保甲和乡约、科举等诸多侧面，对该书作了颇为细致的梳理与探讨。在此基础上，他提及制度与实践的问题，指出： 傅岩的“治理实践与统治艺术，都反映了明王朝国家的控制逻辑，其有效性在于能否实现帝国控制与民间社会的文化契合”。
廖华生（江西师范大学）通过研究《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等诉讼文卷之体例内容和书写策略，管窥当时诉讼文卷之编制技巧和策略。他指出： 下层士绅在地方争讼中借助说帖或诉讼文卷制造诉讼舆论以影响诉讼结果，这在晚明徽州并不少见。下层士绅的这种行为导致了“全书”式诉讼文卷之兴起，他们亦借此制约乡绅和官府，从而获取在地方社会中更大的话语权。祝虻（安徽师范大学）的《文书与明代徽州家谱的编修》讨论了明代徽州家谱中的文书以及文书入谱的原因。他认为： 文书入谱现象的大规模出现，是宋以后徽州乃至中国家谱编纂史上的重要变化。通过文书的视野，可以对家谱的价值加以更为准确的判断，也能更好地探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发展状况。
此外，还有不少论文是综合利用各类文献，探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其中，王浩（安徽大学）以新安卫和徽州府为例，从物资供给、地方治安和新安卫融入地方社会的过程三个方面，研究了明代卫所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这是他对徽州军政组织所作的系列研究之一，论述颇为细致、扎实。孟义昭（安徽大学）研究了康熙南巡中的江宁召试，指出： 当时的江宁成为江苏、安徽两省唯一的召试举办城市，极大地提高了其城市地位以及区域影响。左海军（安徽大学）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皖南红茶运销改良与贸易重塑，他认为：“在近代中国茶叶产业升级滞后的背景下，运销改良的意义不仅仅是消除弊端、增加利润，更多是立足于变革茶叶外销的制度与路径，是一次增强华茶国际市场竞争力与重塑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积极尝试。”梁仁志（安徽师范大学）以近代徽商为例，重新思考了中国商帮史研究中的“传统—近代”问题。他以多方面的例证指出： 近代以后传统商帮未必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近代商人并没有割裂与自己传统的联系。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既会坚守自己的优势资源，也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式与策略，从而与时俱进，不断实现利益最大化，“在守中变，在变中守，才是商人群体的真正底色”。此外，董乾坤（安徽大学）也以民国时期的师范教育为中心，具体讨论了“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他以安徽省立二师为例，通过对其创办过程、经费来源及其管理的探讨，分析了省立二师之“新”“旧”特征。他认为： 此一新、旧交融的特点，既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又与徽州地方发展的过程一脉相承。地方士人于投入所谓的新式教育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沿着地方社会的脉络在前行，因此，“在民国史的探讨中，采用模式化、大而化之的概括不足以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复杂、丰富的面相，必须将其嵌入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地方脉络中加以观察，方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郭睿君（安徽大学）《异乡的“熟人”： 清代徽人同乡组织救助体系中的保人》一文，研究了此前她较长时间关注的“中人”之外另一颇为重要的“保人”群体，指出：“经济关系中保人强调的是‘保’，在保人身份的选择上，侧重于保人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即代偿能力和信用度。而在同乡组织救助中，保人强调的是‘人’，即更看重保人的熟人身份，更多是为了得到一种确认。”张绪（安徽大学）《明清时期徽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一文，根据族谱、方志的相关记载，从个人精神生活、宗教生活和社会活动三个角度，探讨了明清时期徽州地区老人生活的诸多侧面。此外，赵忠仲（安徽师范大学）研究了明清徽州劝善书的相关问题，张小坡（安徽大学）探讨了明清徽州茶税演变与商人应对，刘猛（安徽大学）则撰有《徽州演戏示禁及其相关问题》一文。
“徽学”研究除了聚焦于徽州区域社会之外，还涉及更为广阔的地区，它不仅关涉明清时代的中国，还与东亚海域世界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所周知，明清时代徽州海商在东亚海域的活动相当活跃。明代嘉靖年间有“徽王”王直在日本九州的五岛一带活动，及至清代，徽州海商的活动仍然颇为活跃。当时，前往日本采买洋铜的商人，有不少便是来自苏州的徽商。而在长崎活动的三个商帮中，“三江帮”就包括来自江苏、浙江和江西的商人，其中徽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后，随着长崎贸易的衰落、唐馆之日渐颓败，不少商人纷纷向神户、大阪等地迁移，传统商帮亦逐渐向近代“华侨”转变。蒋海波（日本神户孙文纪念馆）的文章，主要介绍了2020年11月日本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刊行的《张友深关系文书——近代大阪华侨史料集》。根据他对祖籍徽州歙县武阳乡的近代大阪侨领、徽商张友深之生平事迹及其文书史料的介绍，自明治维新以后，欧美各国和中国商人都在日本大阪川口居住经商，然而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川口地区遭受毁灭性打击，在这一地区，华商所拥有的文字、图片资料以及实物悉数化为灰烬。在这种背景下，奇迹般地被保留下来的《张友深关系文书》之编纂和刊行，不仅反映了张友深的生涯及其事业，而且填补了关于大阪华商历史研究的第一手史料之空白，并为日本三江帮和海外徽州商人研究开拓了新的可能性。
四
从2017年到2021年，以“徽州文书与中国史研究”为题的学术研讨会已连续举办了五届，我们始终以“见识新史料，交流新见解，讨论新问题”作为研讨会的宗旨，希望能借此披露更多的一手资料，交流具体而微的研究成果，讨论宋代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史研究的新问题，以共同推动中国学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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