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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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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敦煌吐鲁番为空间，以汉唐西域史为时间，将作者相关论文、书评、杂撰，分“敦煌文献”“吐鲁番史地”“碑志与西域史”“梁元帝《职贡图》”“序言·书评·综述”五编，有机安排在该时空结构内，展现了作者对敦煌吐鲁番与汉唐西域史的整体思考。其中，“敦煌文献”主要整理研究敦煌简纸古籍，包括佚名《诗经注》、郑玄《论语注》、李羲仲《帝京篇》等失传古籍；“碑志与西域史”主要根据新出碑志探研相关疑难问题，包括鱼国今地、昆丘道行军、高昌“义和政变”家族等热点问题；“梁元帝《职贡图》”主要根据近年新发现的清张庚摹本探研高昌国使、龟兹国使、曲伯雅弁国公及西域诸国在《职贡图》中的地位等前沿问题。此三编尤其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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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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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1953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1977级本科，1978级硕士研究生，1981年毕业，分配到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工作。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从事出土文献整理与汉唐历史研究。参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献整理著作有《吐鲁番出土文书》《新中国出土墓志》《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故宫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个人出版专著18部，发表论文、书评、杂撰400余篇，主要有《三省制略论》、《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汉唐职官制度研究》（合著）、《高昌史稿·统治编》、《高昌史稿·交通编》、《敦煌吐鲁番文献》、《陆贽集》（点校）、《汉唐历史与出土文献》、《故宫学学科建设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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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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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编 敦煌文献
唐兰先生关于敦煌汉唐简纸古籍的几篇论文——读《唐兰全集》零拾
西晋索紞写《道德经》残卷
关于西晋索紞写《道德经》残卷的通信——以牟复礼先生回复马泰来先生的电邮为中心
敦煌土地庙发现的《诗经注》残卷——读《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札记之一
斯 7003B 郑玄《论语注》（雍也、述而）解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的贡献
敦煌本《珠英集·帝京篇》作者考实
加拿大维多利亚美术馆藏敦煌写经与佛画
第二编 吐鲁番史地
高昌令狐氏的由来
吐鲁番出土《某氏残族谱》初探
吐鲁番出土《某氏族谱》新探
高昌故城的形成
高昌得名新探——兼说有关戊己校尉的几个问题
曲氏王国末期三府五郡二十二县考
《梁四公记》所载高昌经济地理资料及相关问题
第三编 碑志与西域史
关于吐鲁番新出阚氏王国张祖墓表的几个问题
高昌阴氏的由来——读《高昌主客长史阴尚宿造寺碑》札记
北魏尔朱氏源出粟特新证——隋修北魏尔朱彦伯墓志发覆兼说虞弘族属及鱼国今地
唐华文弘墓志中有关昆丘道行军的资料——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一
唐曲建泰墓志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二
唐康子相成公崇墓志中有关高昌与西州的资料——近年新刊墓志所见隋唐西域史事考释之三
第四编 梁元帝《职贡图》
梁元帝《职贡图》“高昌国使”图像与题记
隋封高昌王曲伯雅弁国公索隐——兼谈梁元帝《职贡图》的影响
梁元帝《职贡图》“龟兹国使”题记疏证
梁元帝《职贡图》与西域诸国——从新出清张庚摹本《诸番职贡图卷》引出的话题
第五编 序言·书评·综述
张铭心《吐鲁番出土墓志汇考》序言
黄楼《吐鲁番出土官府账簿文书研究》序言
张永强《从长安到敦煌：古代丝绸之路书法图典》序言
谭世宝《悉昙学与汉字音学新论》（新修订增补本）序言
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评介
中国经学史上的新里程碑——略谈《敦煌经部文献合集》的价值与意义
一部弘扬唐门学风的佳着——刘安志《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代西域史研究》述评
略谈选堂先生对于吐鲁番学的贡献
故宫博物院藏敦煌吐鲁番文献述评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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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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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敦煌从地域来说，汉唐时期并不属于西域。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和阳关，当时是中国与西域的分界。东汉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暮年思乡，给和帝上疏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唐王维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说明了这一点。吐鲁番以唐贞观十四年（640）为界——此前长期属于西域；此后唐灭高昌国，设置西州，成为经营西域的前沿基地。尽管如此，无可否认，敦煌吐鲁番与汉唐西域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是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学术领域。
敦煌出土过多批简牍，时限上起西汉武帝，下止东汉前期，其中包含丰富的西域史地的资料。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约五六万件文书，年代从西晋到北宋，其中关于西域的史地资料更为丰富。吐鲁番出土数万件文书（包括残片），年代从西晋到中唐（元明清文书暂不统计），除了少量属于从敦煌及长安、洛阳回流的文书，主要都属于西域文书。楼兰也出土过多批简纸文书，年代主要属于魏晋。可以看出，从汉到唐，资料链已经十分完整。此外，不能忘记，梁元帝《职贡图》也以西域国家居多；更不能忘记，还有源源不断的出土墓志。
近些年来，中原出土中古墓志，常见西域史地资料，特别是唐灭高昌国，在西域设置安西都护府之后的墓志，涉及西域史地资料更伙。在追逐新材料的当下，自然引起学人高度关注。而我因一直主编《新中国出土墓志》，与文物考古及古籍整理等领域专家素有往来，对涉及西域史地资料的新出墓志常加留意，故而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很难想象，这些中原出土中古墓志披露的西域史地资料，价値较之敦煌吐鲁番出土资料，不仅毫不逊色，甚且犹有过之。譬如太原出土隋虞弘墓志所见“鱼国”就是粟特人聚居的“渔阳国”，洛阳出土唐曲建泰墓志所见乐安曲氏属于高昌“义和政变”家族，实际上皆可为定论。
我对敦煌吐鲁番的兴趣，与我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有关，人所熟知，无须多说。我对汉唐西域史的兴趣，源于曾拟翻译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上下册），则无人知晓，可以稍加介绍。1981年秋，我从武汉大学毕业，不久，就到位于北京沙滩红楼的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参加《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开始想利用吐鲁番文书写“高昌史”。1982年夏，唐长孺师来京开会，我向唐师做了汇报。但唐师告诉我，马雍先生久欲“献身高昌”，这个课题他早已选定。这样，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自己的想法。一次，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看到新书征订，其中有白鸟库吉《西域史研究》。经深入了解，此书为东京岩波书店出版，早年出过多版，如1941年（昭和十六年）版、1944年（昭和十九年）版等，已很难寻觅，最近是1981年（昭和五十六年）新版，价格太昂，买不起。但我实在想要此书，就给岩波书店写了一封信，说我想翻译此书，不知能否折价卖我一套。本来只是一种想法，没抱什么希望。不料一个月后，岩波书店给我寄来一套《西域史研究》，附信说是赠送我的，希望我能早日完成此书翻译。我大喜过望。当时未到而立之年，身体状态正佳，就马上开始翻译工作。
孰知一上手就遭遇语言问题。白鸟库吉本是语言大师，书中涉及多种欧洲语言和古代民族语言。我的日文，最初是向武汉协和医院的一位日本（遗孤）医生学的（大约是在1975年，可惜不久他就回国了），大学本科、研究生几年一直坚持学习，属于第一外语，没有太大问题。英文，研究生期间学了三年，许国璋的四册教材学完了，当时借助工具书尚能工作。其他语言就不行了。为此，只好突击强学德文和法文。其他古代民族语言，就买了一些相关工具书，现查现学。断断续续，工作了两年多，积稿盈尺。其时，我已奉唐师之命，整理《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翻译工作与该工作交替进行，还能应付。1984年，陈仲安师约我整理点校《陆贽集》，我就应接不暇了，只好将翻译工作暂时放下。1988年，陈仲安师又约我与他合写《汉唐职官制度研究》，1989年，唐师推荐我申请国家青年社科基金撰写《高昌史稿》（马雍先生已于1985年去世），多项工作迭压在一起，翻译工作就彻底束之高阁了。至今想起，仍觉遗憾。
在此之后，我一直对汉唐西域史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做了不少工作。我同意参加“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工作并任“历代西域四夷外国等传”修订负责人，本书定名特别在“敦煌吐鲁番”后缀“汉唐西域史”，说起来也都是还愿。只是翻译工作，时过境迁，再也无法重新拾起了。
王 素
2020年2月于京郊天通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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